“入土为安是乡亲们的一种信仰，而为了土葬而自杀，更像是一种殉节。”
5月23日，吕亭镇吕亭村83岁的郑世芳在家里上吊自杀，25日，老人出殡，老人的儿子、女儿、孙子等按传统披麻戴孝
在我印象中，家乡安庆是一个很少有负面新闻的地方，它始终保持着一个皖南城市的低调与朴实。安庆曾是安徽的省城，“安徽”二字就分别取自安庆和徽州的首字，它依长江而建，在内河航运时代具有相当的地位，曾国藩曾在此兴办洋务，建安庆内军械所。与合肥盛产武夫不同，安庆盛产文人，陈独秀、张恨水、余英时、诗人海子，不一而足。不过，1949年新政权执政后，省城迁至合肥，内河航运的地位也让位于铁道，使得这座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繁荣。如今，只有八九十岁的老人们才能忆起当年的光景，每每说起，无不充满遗憾。
安庆是一个传统风俗依然兴盛的地方，祠堂、族谱、祭祖等宗族元素是乡间生活的重要内容，维系着同一姓氏族人的团结。尤其是在白喜事方面，乡党们从不怠慢。每年清明，是各个宗族叫劲的时候，他们出动庞大的车队，敲锣打鼓，浩浩荡荡而过，以此来比拼各家的势力。哪家老人过世，常常也是道士作法，风光大葬，车队巡游。
宗祠里摆满祖宗牌位，除夕当天的一项重要仪式，就是向这些牌位献祭品，祠堂外鞭炮声震天，祠堂内烟雾弥漫，男丁们则排着队向祖先牌位叩头，祈求保佑，宗族长者在一旁敲磬，口中念念有词。只有在这样古旧的场景中，我才感觉我和祖先特别接近。腊月二十四过小年当天，照例也要烧香放炮，恭敬地把祖先牌位摆在堂上，意为将祖先接回家过年，俗称“接祖老人家”。
在葬礼风俗上，安庆颇为特殊：安庆人忌讳血葬，逝者须先在山林僻静处停棺三年，棺材外建个小屋子，约一米高，名曰“厝基”，三年后才能正式下葬，以示纪念。这一习俗多见于古代，现代社会已不常见。《儒林外史》第十四回对此就有记载：“往前走过了六桥，转个湾，便象些村乡地方，又有人家的棺材厝基。”我爷爷九十年代去世，就是这般处理的，因地处皖南，连这存放棺材的小屋子都是仿徽派风格，黑瓦白墙。
说到安庆的地方官，他们多是土生土长，熟悉民情。小地方，政府谈不上视野开阔，但形象尚可，百姓也多顺从，因此官民之间形成了某种默契，尤其是在移风易俗方面，政府少有强迫，1994年和2006年两次殡改都不了了之。用安庆民政官员的话来说，这是在全省“拖后腿”的，安徽全省火化率约为80%，安庆地区只有10%，“这让我们压力很大”。
或许是因为这笔“长期欠账”而脸上无光，安庆官方近期开始动真格了，这也打破了这里的平静，“从2014年4月1日零时起，全市启动实施殡葬改革，城乡居民死亡后按规定实行火化、改革土葬。”安庆市政府下发的《关于印发安庆市殡葬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如此规定。同时，安庆所辖各县出台规定，“6月1日零时起，城乡居民死后一律火化。”
官方决心已定，力度空前。安庆市民政局提出，年底将全市火化率提高到50%，2015年力争70%。政策一出，坊间就炸开了锅，最接受不了的莫过于那些高龄老人们。据媒体报道，有超过6名老人，为了能够赶在6月1日的大限之前“享受”土葬而自杀。从前文我对安庆风土人情的描述，不难窥见乡党们对祖先与死亡的态度。正因此，入土为安是乡亲们的一种信仰，而为了土葬而自杀，更像是一种殉节。
公开报道显示，5月12日，在安庆枞阳县向荣村，97岁的吴秀礼绝食而死。他从一位上门理发的理发师口中得知殡葬改革的消息，决心“睡棺材”，便开始缩减进食，直至滴水不进，绝食离世。次日，该县项金村的张文英，在自家门前树上自缢身亡。
这自然是本地执政者始料未及的，无论是面对媒体还是善后处理，没见过大阵仗的官方都显得准备不足。安庆市外宣办对外称老人自杀一事与殡葬改革没有直接因果关系，并称没有发生强制收走棺材的事情。但官方说法却自相矛盾，就在25日，桐城市宣传部副部长伍建强说，经摸底，桐城全市一共有4.6万副棺材，已经被处置（销毁）的约4.5万副，仅剩余800副左右棺材仍保留在居民家中，“政府部门将对家中仍存有棺材的人群进行重点关注。”
在有着浓重土葬风俗遗留的安庆农村，棺木是许多老人后半辈子最重要的财产。做一副好寿材，需要十根杉木。一个成熟的木匠，要花三天打磨、卯榫成型，然后晾晒、刷两遍桐油、再次晾晒、再刷一遍土漆，总共耗时半个月。木匠一天的收入，是普通村民的数倍。做好寿材是件大喜事，主人要宴请亲朋，意喻增寿。因此，棺木是许多安庆老人眼中最为金贵之物。据新京报的报道，桐城大关镇旵冲村，今年88岁的潘秀英已自杀4次，但最终被救活，在其子女恳求下，村委会同意暂不收缴她的棺木。5月25日，她以含糊不清的言语表示，棺木是她目前活着的唯一指望。
对此，一名村干部拿民国剪辫子为例，认为历史趋势不可逆转。但传承几千年的风俗一朝要更改，即使是认同火葬合理意义的一位周姓安庆市民也表达了他的担忧，他告诉我，政策意图本是好的，但是推行的太快，乡间4月才接到通知，6月就要执行，老人们接受不了。
官方急功近利，不得不让人揣测其背后的真正用意。我想起两年前同样吸引广泛关注的河南周口平坟事件，周口政府打着节约耕地的旗号，平完后的土地很快就成为新的卖地指标，节约耕地的口号下面掩盖的是土地利益的驱动。
也有人猜测，此事的根源是前几任安庆领导懒政和现任暴政。“前几任本土成长的干部太了解安庆民风了，不要说这样的政策会死人，就算分地少分了一尺，也是有人喝农药的。现任是宣城调过来的政治明星，急于前进。”说到这里，我想起秦晖的书中讲过中国古代有种流官制，为了防止本土势力盘根错节，常从外地调来县太爷，弊端是不熟悉本土情况，缺乏本地民望，短期行为泛滥，追求政绩、大干快上就是一种表现。
还有人称，殡葬改革虽然打着节约用地的名号，但实际是做“死人生意”。因为许多人即使是火葬，之后还是会买块棺材葬到地里。这种“假火葬”并没有节约多少土地，坟堆依然高耸，葬礼仍然隆重，火葬不等于简葬，没有给老百姓实惠，反而让火葬场大发横财——火化、骨灰盒、花圈等等都是一笔不小的费用。
更有甚者，广东揭阳曾被曝光过杀人卖尸的产业——把乞丐、智障人士杀死，将其尸体卖给刚有亲人过世的人家，用来拿去火葬“顶包”，而自家亲人的尸体便可土葬。如此骇人听闻，充分显示了殡葬改革的困难。但有观点认为，死人总是比活人多，死人与活人争地，久而久之，占地愈多，殡改这件事虽不得人心但始终是要做的。
不同意见还存在于如何看待这些传统风俗上，有人认为安庆农村的这些讲究是封建迷信、繁文缛节、劳民伤财，在我看来也确实如此，很多年前，开明绅士家庭出身的外公就跟年幼的我痛批本地“薄养厚葬”的陋习，让我印象深刻。当然在乡土主义者们看来，没有这些仪式，乡村就缺乏了“味道”，颇有国将不国的感觉。
法律学者则认为，官方已经丧失强制殡改的法律基础。2012年11月，时任总理温家宝签署第628号国务院令，决定删除《殡葬管理条例》中民政部门有权对拒不改正违法土葬、建造坟墓行为强制执行的条款。中国政法大学民商法教授王涌告诉我，这使得地方政府失去了采用强制手段的法律基础。同时，有律师称，棺材是农民私有财产，强制拆解，明显是侵犯私权，这体现了基层治理的粗暴。而另一位学者则强调决策的程序正义，他认为，殡改这件事需要立法过程来决定，否则任何方案都没有合法性。
其实，安徽此次悲剧并非孤例，华中科技大学乡村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贺雪峰称，2001年、2002年浙江和湖北都分别有老人为求土葬而自杀的案例。“只是，十几年过去了，政府推行殡葬改革的能力并没有实质性地提高。”
于建嵘也指出，在安庆殡改中，政府制定的政策存在问题。对于老百姓生老病死的问题，不能以一个时间为准“一刀切”。此外，土葬的范围同样不能搞“一刀切”，要看各地的民俗习惯和地理情况。于建嵘认为，一个地方是否要推行火葬，不能是行政长官的“一声令下”的结果，而需要详细的调查，搞清楚此地推行火葬的最终目的是什么。“如果是节约土地，那就要拿出数据，明确到底节约了多少土地。如果是为了节约木材，就要明确节约了多少木材。目前很多地方是火葬之后再放棺材里埋了，并不能达到节约木材的目的。还有一些山区，很多土地不是耕地，火葬也达不到节约耕地的目的。”
如何做好殡葬改革，困扰许多地方政府。人大农发院副院长郑风田给出的建议是把农村的公墓建立起来，做好火葬后的配套设施。由于目前农村的公墓没有建立，所以很多人即使火化了，还是放在棺材里埋起来，失去了火葬的意义。
王涌则表示，可以对选择火葬的人给与经济补贴，鼓励其进入公墓安葬，使其有所归宿。还可用节省出来的耕地的这笔钱去补贴自愿火葬的人，用优惠政策这种相对人性的方式引导老人选择火葬。“怎样鼓励老人自愿火葬，考验地方政府的执政智慧。总之，执行的时候应适当灵活。”
对此，郑风田也建议，政策执行时，方式要灵活，应根据不同年代的人给出不同的政策，八九十岁的老人可以单列出来，实行土葬。“这些老人将土葬看得很重。强制他火葬，一定会带来很大矛盾。没有必要，如果不占用耕地什么的，为什么非要火葬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