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又给自己加了一个新的头衔：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在日前召开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第六次会议上，习近平以组长的身份就能源问题发表了讲话。
中共领导的非正式职务一般不对外正式公布，要通过其他渠道或有关新闻人们才知道。以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为例，外界不清楚组长到底是由总理兼任，还是由最高领导亲自挂帅。按照中共党内分工，总书记虽负责全面工作，但其势力范围一般不涉及经济，这块领域是国务院和总理的管辖范围。故中央财经领导小组虽然是中共负责经济的最核心决策机构，可从逻辑上讲，其组长应由总理兼任。实际来看，除赵紫阳和江泽民做总书记担任过这一职务外，其余时分皆由总理担任。但赵兼任组长有当时的特殊情况。赵做总理时就任财经小组组长，后胡耀邦被免，被推为总书记，但赵说他熟悉经济工作，所以这块还由他来亲抓。江担任组长则有十年之久。江后由朱镕基、温家宝相继担任组长。
不过，也有另一种说法，智谷趋势引用多个消息人士的话讲，朱、温并未任过组长，在胡锦涛时代，这一职位也是由胡兼任的。至于李克强，是否做过组长更是扑朔迷离，假如温未做过组长，那李肯定没做过组长。但我的看法是，从李十八大后雄心勃勃欲在经济改革上大干一番的架势看，他应兼任过组长。由此亦可见，这么一个重要机构，其领导人到底是谁让人猜来猜去，反映了中共一贯的地下党思维和色彩。
若李克强一度担任过财经领导小组组长，那此番换帅，传达一个什么信号？不妨假设，李被剥夺这一经济领域的决策权力是出于两种情况：一是李主动“让出”，二是他被要求让出，两者虽然主动性不同，但其实质都一样，这就是，李必须把这一职位拱手给习。原因在于，习通过改革小组已经把经济领域的改革大权抓在手里，李若没有自知之明，还死守这一权力，最后也会被习一步一步蚕食。而习非抓这块权力不可，也是因为该机构的特殊重要性。
财经领导小组被看作中共政治局领导经济工作的议事协调机构，是中国经济的核心领导和决策部门，在五年规划、每年的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等重大活动中，作用突出。十八届三中全会虽然做出了未来十年全面改革的决定，但全面改革的主要内容还是经济改革，抽掉了经济改革和经济发展，全面改革势必要单薄得很多。权力是附着在事情上的。如果李牢牢抓住了经济领域的关键决策权，他就有同习分庭抗礼的资本。若李的理念跟习一样，还好办一点，但从现在来看，两人在关于市场和政府的问题上出现了差异，李某种意义上是个市场原教旨主义者，更强调市场的作用，习则在最近的政治局会议上公开表示，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上的决定作用，并不是要削弱政府的力量，政府也要发挥更大作用。在中国经济出现持续下行、各种问题不断爆发，经济改革动力消退的情况下，两人若理念不合，又被李分割了经济决策权，对习肯定是一个制约。所以，这块权力习势必要抓在自己手上。
现在不清楚习何时兼任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应该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至少不晚于两会结束时。有例为证，中新社3月曾报道，习先后主持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会议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城镇化规划文本，只是当时没引起舆论关注。三中全会做出全面改革决定，李肯定会明白，自己的经济决策权是保不住的，不如交给习，所以我倾向于认为是李主动提出让习来做的。事实上，习要拿这块权力，也早有迹象，无论是外访还是内调，习基本都要带上他的经济智囊刘鹤，而后者那是还是中财办副主任（后来才升主任），按照逻辑和事实，刘鹤理应跟着总理才对的。但李外出从来没有带过刘，这说明，要么习已经是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要么习打算成为财经领导小组的组长。
习这回主持财经领导小组会议，相应带来了一个变化，即通过电视新闻，公布会议现场情况。这在财经领导小组34年的历史上，是头一遭，值得肯定，打破了覆盖在财经小组上的神秘色彩，符合现在政治透明化的要求。但是，亦有一种声音认为，习之所以公开财经小组开会情形，也是为了向外界传达，自己已牢牢把握中国经济的决策大权。
包括财经领导小组组长在内，习已经任10个要职了，囊括党、政、军、外交、安全和经济。其中，5个职务是在三中全会后加持的。在中共的官衔中，总书记、国家主席、军委主席、总理、人大委员长、政协主席等，都是法定的正式职务，而各种小组组长等，多是非正式职务，没有法律依据，多是根据现实需要来设置的，在性质上属于临时机构，所以被定义为议事协调机构。有些小组的设置是必需的，有些小组则纯粹是为了显示权力的重要——扩权——而成立的，比如一些地方出现的馒头办、西瓜办。正式官衔的权力当然很重要，但从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来看，很多情况下，非正式的官衔，其实际包含的权力往往超过前者，包括党的总书记在内，有时其实际表现出来的权力并不像这一职位所应该拥有的权力那样大。唯一的例外是军委主席。
习的10个职务，有7个是各种小组的组长（包括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这说明，如果习不兼任它们，这些领域的事务，习的发言权就很少，如果不说没有的话，尽管他贵为总书记。而拥有了它们，习就把党、政、军、外交、安全和经济领域的大权抓在自己手上，从而，其权力也就直追毛、邓，甚至单从权力的含义来看，已经超过毛邓，后者一般不插手具体的经济事务和经济决策。
这自然表明了习的强势，但此种强势，非来自其权威，是习通过各种事功而自然建立起来的，它是由权力带来的。换言之，权力不等于权威，权威的获得，虽然可以通过权谋，但更多的是要通过事功，即使刚开始通过权谋，随后也要由事功来维系，否则，这种权威必不牢固。而事功的建立，一般来说，是要通过时间来积累的。以毛邓为例，他们在其时代具有高度的为其同僚认可的权威，固然少不了各种手段，更本质上还是因为他们在多数历史转折关头，为中共建立了显赫功勋，否则，是不可能得到全党承认的。
但习近平在这方面的事功显然还不够，虽然其反腐得到民众拥护，可还不足以支撑起如此巨大的权威。
所以，习近平目前拥有的巨大权力，只能解释为中共高层是有意这么做，通过在短时间内赋予习的近乎“总体”的权力来塑造个人权威。促使中共高层这样做的原因，要从上届领导层寻找。胡时代的九常委制，曾被胡鞍钢称为“集体总统制”，大加赞誉，认为它既有民主国家的总统制优点，又避免了个人集权的弊端。客观上看，九常委制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党内高层的分权和制衡，但由于每个常委在自己管辖的领域拥有几乎绝对的权力，其他常委包括总书记都难以监管，造成了事实上的山头林立，和总书记的弱势地位，以及有权无责的局面。这是胡锦涛时代利益集团坐大、腐败泛滥和改革不能推进的体制根源。
接受这一教训，中共高层抛弃“集体总统制”，转而重新让党的总书记垄断权力。办法就是通过各种小组的设立，通过总书记亲领小组，从而把分属于其他常委和机构的权力，集中在总书记手中。
但这样做也会带来三大后果：一是集权之弊，谁来监督和约束这种“总体”或超级权力？如果没有监督力量，就算“总体”权力掌控者自身不腐败，也难保不会出现决策失误，而一旦决策失误，就不是小错误，其危害不下一件大的贪腐案，这样的决策错误现在已有苗头或者说很明显。二是政治责任问题。政治的铁律是，有权必有责。既然一个人垄断了“总体”权力，自然也就要负起“总体”责任来。分权的一大好处是，把责任分散。所以，即使出现腐败，造成决策失误，也不至于产生灾难性后果。而集权不出现错误则已，一旦出现，尤其是在方向性的选择上出现大的失误，所造成的后果就是灾难性的。三是重回过去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局面。中共反思执政后犯下的系列错误，其教训之一就是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并把这作为打开政治改革的一个缺口。而现在的各种重要小组，都设置在党内，是党的而非政府的小组，这会造成什么后果？政府——国务院——纯粹成为党的甚至是习个人意志的一个执行工具。虽然国务院的决策权从来不大，但由于经济工作是重点，而作为核心决策部门的财经小组组长由总理担任，这就可以弥补国务院的决策权不足。当这个权力被总书记拿走后，国务院和总理在经济领域的权力就被完全架空。
外界不清楚中共高层对这些后果是否有足够的预见性。中共政治局内部尤其是政治局常委的内部议事规则和制度建设一直是个谜，因此，对是否能有效防范总书记的个人集权带来的危害，也不清晰。但从权力的本性而言，是不希望受到约束的，中共高层再次授予总书记如此大的权力，本意也是有要其少受其他常委和政治老人制肘的考虑。大概他们认为，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之功，而只有赋予过大权力，才能建立这种非常之功。但也须提醒的是，纵使最高领导人有着非常强的政治伦理和道德自律，由于信息失真不可避免的存在，也难保在决策上不犯错误。所以，毛时代的集权给中共和整个国家民族带来的灭顶之灾不可不防。
故不论中共出于何目的，一旦集权的潘多拉魔合被打开，这就是一个冒险的游戏。对中共高层来说，它必须思考，如何在最高领导人“总体性”权力和必要的制度约束之间，建立起一个有机的平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