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政治进入一个可命名“逞强竞赛”的病毒程式，事事用强，生怕被人讥为软弱。谁被讥，谁就将在党内军内的竞赛中被淘汰掉。这种程式，曾左右过尚武的日本和德国。
本是和平年代，今年与去年前年比起来，除了中共换了个一把手，其他的似乎都没什么不同。可是，平和的表面却突起波澜，在过去的一周之内，从北到南到中原，整个国家似乎刮起一股阴风，先是北京著名资深媒体人高瑜被抓，后是著名大律师浦志强和学者徐友渔等五位被刑事拘留，接着是广东传来知名维权人士秀才江湖等五人遭到刑拘，接着是河南著名维权女英雄贾灵敏女士也被关了进去。无论从民间，从法律正义，还是从国际舆论的角度看，这次被抓的人几乎无一不是在今天中国深孚众望者。至少从已经呈交给公众舆论场的证据来看，几乎无一人的行为被公众视为真正的罪恶，几乎无一人不被海内外的舆论喊冤。
开列一百三十七人的黑名单
然后是网路上传出一百三十七人名单之说。据说北京列出一个一百三十七人的黑名单，对名单上的人员随时可执行逮捕。这一百三十七人中包括知名学者、媒体人、律师、维权民众和少数退休官员。黑名单上的人具有四大特征：一，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二，政治“反动”。三，本人活跃。四，容易引发政治对抗或大规模群体性事件。有人还从浦志强和胡石根的拘留纸上的号码作出推测，称浦志强是二号，胡石根是一千多号，这说明浦志强极有可能是早就被立了案的，应该就是一百三十七人中的一员。
北京这次抓人可说开了中共抓人的另一个恶劣先例。五年前，也就是六四二十周年时，胡锦涛在位，同样的六四研讨会也曾举办过，据说还是在室外搞的，可当时并没有抓人。为什么这次就要抓？
不过，来自另一个管道的消息对浦志强是事先就被确定要抓的说法给予了否定。一位参加过这次六四研讨会并在会后遭到传唤的人士透露，这次研讨会应该不是当局为抓浦志强等人而事先下的套，是临时撞到枪口上的。据说研讨会的举办让高层震怒，才发下“圣旨”抓的人。可是此说却无法解释广东和河南几乎在同一时间的抓人行为。浦志强们是撞到枪口上的，可秀才江湖等五人在上周可没做什么事，贾灵敏女士更是一向不问政治，为何在同一时间也被抓进去了呢？
为了自保，拿异议分子作牺牲
笔者认为，原因可能三：
一是北京政治局势比胡锦涛时更紧张。新疆、昆明、广东数地不断传出恶性暴力砍人案，民族矛盾，官民矛盾，特别是贫富悬殊经过多年酝酿，不仅没有缩小，反而在暗中持续扩大。今年六四之前，海内外纪念活动增加，香港六四纪念馆开馆，香港争民主呼声更高，包括天安门母亲等传统温和理性群体对习李由怀抱希望转为绝望，国际上来自于美国日本菲律宾的压力更为显明，北京政权压力加大，深知自身统治基础更加脆弱，担心六四二十五周年前后出大事。习李本来计画用改革化解矛盾，可现在改革尚未启动——极可能也是因阻力太大而难于启动，苦无它法解决问题，不得不依靠暴力解燃眉之急。
二是，习近平表面看比胡锦涛权力更大，资源更多，其实处境更加艰难。过去胡锦涛旨在当维持会长，保位第一，没意愿也没实力主动出击，对党内党外国际以安抚为主，避免出事，遇事也息事宁人。习近平则有所不同，习作为既得利益集团抬上去维持统治的代理人，更有抱负，更有自信，自恃有更多资源，无论对内对外，都希望能打造一个强势领袖的形象，前后出击，左右开弓。反宪政、打大V是整肃外部，整党和群体路线是整肃内部，王歧山更是拿所谓的自己人开刀。左右开弓，也就必定会遭到左右夹击。拿自己人开刀，在党内必定会激发反弹。对党内严厉整饬，党内必然有对不效忠于党的党外异议人士更加严厉的要求。对此，习如不作回应，在党内的反对派面前就将丧失话语主动权。
所以，习近平的“远大志向”，表面看是给一个重症病人带来希望，其副作用却等于是将胡锦涛时代被掩盖的矛盾表面化，让隐在桌面下的互相踩脚上升为桌面上的怒目相对，必然会在权力高层引发激烈内斗。他出于自保，避免重复胡耀邦赵紫阳的下台之路，就只有一个选择，拿异议人士开刀立威，向他党内的同僚有所交待，平衡党内被整肃对象的不满。而抓异议人士，虽然在国际和民间势必引发新一轮强烈抗议，但相对于稳住他在党内的权力地位，藉以收服和震慑党内反对声浪，相对于他在党内的政治收益，却几乎是零成本的。
内外政策的逞强竞赛事事用强
三是国安委机制取代过去政法委机制的后果。过去政法委书记不是一把手，抓谁不抓谁，抓多少不能自己完全作主，有所顾忌，现在国安委是一把手当家，要抓谁，决策程式比过去简单。面对来自党内的保党声浪，习近平即使不是主动愿意或迎合，也是退无可退，所以，不排除还会有更多异议维权人士被捕，被习拿来作为换取党内支持的牺牲。
习近平上台执政已有一年多，总体来看，无论是在钓鱼岛上与日本对骂，在南海与菲律宾越南角力，在国际事务上摆出一副向美国叫板的架式，还是在新疆强化警察统治，在网路上加强舆论控制和对异议声音的管制打压，和对浦志强等异议人士采取强硬措施，都显示出他在走一条有别于被讥为软弱的胡锦涛时代的强硬路线。可以认为，习近平的时代，虽然在改革上不排除会有相当的成绩，但就其对待来自于国内国外的反对者而言，中国政治进入了一个可命名“逞强竞赛”的病毒程式，事事用强，生怕被人讥为软弱。谁被讥为软弱了，谁就将在党内军内的竞赛中被淘汰掉。这种程式，在试图扬名立万的军国主义时期曾左右过日本，在一战后奋发图强以示崛起的时期也左右过德国。
本来，对真正的罪恶用强，正是法治的本义，在国际国内也会得到舆论支持。可是，一旦强硬违背了正义原则，仅仅被用来维护强权，一旦法律不被用来伸张正义，而被用作打压异己的工具，一旦对别国的强硬不是用来争取国家利益，而只是被炒作以转嫁国内矛盾。这样的强硬，在国际国内被喝倒彩，受到谴责，同时被强硬者藉此灾祸反而成为维护公益的英雄，也就不足为奇。
换个角度看，借助于一个比喻，“逞强竞赛”的病毒程式就有点像个老鼠夹子，只要触发了，“啪”的一声立即夹起来，被夹的，可能是老鼠，也可能是主人的手指。这套机制表面看起来很美，很法制，由于它只是被用来维护一党的执政地位，违背正义，因此，这种法就成了公开的胆大妄为的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