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广场大屠杀事件发生后，为防止未来再次发生类似抗议运动，邓小平制定了这样的方针：经济增长、爱国主义和严厉新闻审查。
今年5月初，一批知识分子在北京的一间住所聚会。他们称它是一次“私人讨论会”。讨论会题目可以用两个字概括：“六四”。25年来，只要提及这一数字，对中国安全当局而言便意味着警报。中国人都明白，这一数字指的就是1989年6月4日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民主示威抗议运动遭血腥镇压事件。在寄发给外国记者的一份声明中，讨论会的参与者们强调，“既不能忘记这一事件，也不能回避这一话题”。
惩罚性软禁
这一声明的许多签名者现在遭关押：律师浦志强、博主刘迪、基督徒作家胡石根、哲学家徐友渔，以及其他一些人。在此之前，记者高瑜失踪。这位著名记者曾一再撰写有关六四的批评性文字，一些文章也在德国之声网页发表。后来数天，遭关押者的名单越来越长，包括律师、作者、学者。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遭惩罚性软禁。警方可以在没有法院裁定的情况下将他们扣押30天，直到这个棘手的纪念日子过去。
今年，最高领导层尤其紧张。外国记者新近曾报道说，他们也被告知，在未来数周内要回避“敏感话题”。
讨论会的参与者们违反了中国的一条不成文的法律：不允许回忆1989年6月4日。民族主义色彩浓厚的《环球时报》（英文版）评论道，“显而易见，举办这样一种涉及中国最敏感政治话题的活动跨越了法律红线”。该评论的对象是国际受众。在中文报刊上，六四事件根本就没有提到，甚至在替血腥镇压抗议运动作辩护的文章中也不提及。被认为要对大屠杀承担主要责任的时任总理李鹏在一本书中记下了自己的回忆。他在书中根据官方的路线指称，武力对付所谓的“反革命暴乱”完全必要。这本书已在网上流传数年，但迄今未被允许正式出版。
在官方的历史记载中压根儿就没有学生抗议运动的影子。“六四”这一数字在中国的社交网页上得不到任何搜索结果，“屠杀”、“天安门事件”等搜索词自然就更不会有任何结果。甚至在许多家庭，相关事件也属禁忌，家长们不向孩子讲述真情，原因便是害怕孩子说漏了嘴，牵累全家。
现在，整整一代青年已经成人。对“六四”，他们浑然无知。至于新闻审查和思想改造是如何起作用的，美国记者林慕莲（Louisa Lim）在一本书中专门讲到了这一点：她给大学生看了那张著名的照片。照片上，一名男子在大屠杀事件发生后只身阻挡了一个坦克车队。该照片在全球范围内成为示威抗议运动的象征。她碰到的中国青年中，知道这张照片的人不足五分之一。
作为对25年前对其权力的这一挑战的反应，中国领导层相当迅速地以一种务实主义经济政策和民族主义教条的混合做出了回答。那是邓小平。他在示威抗议运动被镇压5天后所作的一次军内讲话中规定了一条新路线。尽管没有正式职务，邓是当年最高领导层的幕后强人、改革政策的设计师。邓确定，经济领域的改革必须继续。经济增长应有助于消解人民的不满。直到今天，政府也非常清楚，为保持“稳定”，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率必须有多高。
“群众的爱国主义热情”
大屠杀后，中共同时做出决定，开展教育运动。中共领导人将这个列宁的国家机器学说同追逐赢利的混合物称为教育运动，以“鼓舞人民将爱国主义热情投入实现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正是这一混合物使中国成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在学校，爱国主义教育的范围越来越大，取代了关于阶级斗争的老口号。借助奥运会，中国庆祝了民族的复兴；借助航天计划，中国强调了自己作为世界一强的要求。在同日本围绕东中国海上一组岛屿的主权争议中，或在同被中国视为其领土一部分的台湾的冲突中，北京煽动年轻中国人的仇恨情绪、要求对国家效忠。走马上任的第一天，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就明确表示，他不会抛弃这一传统。“中国梦”便是他关于北京要在世界上拥有强大地位的这一雄心的说法。
新闻审查和意识形态教条有其效果。不过，政府并不完全信赖由此制造出来的公民的忠诚。1989年抗议运动的出发点是对不久前去世的前党总书记、改革派人士胡耀邦的自发性悼念。在很短的时间里，悼念活动发展成一场声势浩大的要求民主、反对党内腐败的民众运动。如今，安全机构每年要记录下成千上万的地方性示威抗议事件。最高领导层的一大忧虑就是，其中的一次示威事件说不定有一天就会演变为大规模起义。正因此，1989年以来，安全机器不断膨胀，国内安全经费甚至超过了国防开支。长老邓小平当年已定下方针：只要有反革命倾向的蛛丝马迹，就要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这一方针为一代又一代领导人所继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