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逸夫影视王国捧红明星无数，亲手打造五虎将，威震四海。刘德华红透30年
邵氏影业在香港和强大的左派电影竞争中挺立数十年，中共文革自废武功带来的机会最为关键。加上港英当局不干涉文化发展的地利，不发达也难。
邵逸夫爵士以一百零七岁高龄仙去，在香港来说，应该是前无古人的。
邵逸夫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他的成功除了自己的天赋和努力外，最重要的是他占有独特的“天时”和“地利”。造就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雄霸香港和东南亚的电影王国。
上世纪五十年代，共产党建立“新”中国，乘着打败国民党蒋介石的余威，标榜“为人民服务”，赢尽民心。四、五十年代的香港，左翼电影是主流。当时许多上海电影工作者南下香港，他们多是左派电影人，造成香港国语片空前兴旺的局面。他们拍的电影多以爱国、写实和揭露社会不平为主题，并表达对未来的期盼。这是当时的历史潮流。
当年我们在海外，虽然年纪还小，但大都认为“左”是“进步”的，而“右”是“反动”的。记得当年香港的“进步”电影公司有“长城”、“龙马”、“凤凰”，这是拍国语片的；拍粤语片的则有“新联”。左派明星如夏梦、石慧、陈思思、吴楚帆、李清等，都是我们十分熟悉的。
五十年代香港左派电影为主流
事实上，香港四十年代末、五十年代初最出名的电影公司是永华，那是李祖永先生1947年在上海制片家张善琨协助下创立的。永华的名片有《国魂》（1948）、《清宫秘史》（1948）、《春风秋雨》（1949）、《海誓》（1949）、《火葬》（1949）、《翠翠》（1953）等。
李祖永的永华因经营不善，兼且严重浪费，加上一九五四年片厂仓库失火，导致最后破产。星马实业家陆运涛接管永华，第二年改组为电影懋业有限公司（简称“电懋”）。
一九四九年张善琨与李祖永意见不合，与同样来自上海的袁仰安另组长城影业公司。不久国内形势大变，共产党建立新政权，袁、张两人分道扬镳。袁向左，改组长城（称新长城）；张向右，另组新华。七月七日“长城影业公司”成立时，张善琨请来十大女明星（龚秋霞、罗兰、孙景璐、陈娟娟、陈云裳、蝴蝶、周璇、李丽华、白光、王丹凤）联合剪彩，著名男影星刘琼、严俊任司仪，星光熠熠，风头一时无两。
一九五○年，《清宫秘史》导演朱石麟与南来的费穆合组龙马影业公司，费穆病逝世后另组凤凰影业公司。“长城”、“凤凰”、“新联”的成立和发展，直接得到周恩来、陈毅等国家领导人的大力扶持和众多左派电影人的积极推动，一时间成为香港“进步”电影的主流。我们小时候在南洋，最爱看的也是“长城电影”和“长城画报”。
“新长城”旗下人才济济，大导演有岳枫、李萍倩、程步高、陶秦等，演员有顾而已、刘琼、舒适、陶金、严俊、韩非、龚秋霞、李丽华、王丹凤、陈娟娟、刘恋、孙景璐等，后来又培养了一代新人夏梦、石慧、傅奇、陈思思、乐蒂、李嫱、张铮、关山等。新华一九五六年拍出了《桃花江》，开国语歌唱喜剧片风气之先，“小野猫”钟情亦因而红极一时。
“新长城”从一开始就宣告了政治立场。袁仰安在《长城画报》创刊号发表《谈电影的创作》的文章，开宗明义指出：所谓“进步”电影，“首先要有正确的立场，立场站稳了，再在内容与形式上求进步。”
“凤凰”从《中秋月》（1953）、《水火之间》（1955）到《同命鸳鸯》（1960）和《故园春梦》（1964），为本地电影培养了不少编、导人才和演员朱虹、王小燕、江汉、高远等。一九五三年中，张国兴创办亚洲影业有限公司，拍了《传统》（唐煌，1955）、《长巷》（卜万苍，1956）、《半下流社会》（屠光启，1957）等。
六十年代邵氏左右逢源大展拳脚
在香港，左派影人一九四九年成立了华南电影工作者联合会（简称“影联会”），而一九五三年王元龙、张善琨、胡晋康、严幼祥等则组成“祝寿劳军团”访问台湾，并于一九四六年成立“自由总会”（原名为“港九电影从业人员自由总会”），从此香港电影业界左右分家，历时数十载。
中国的电影大抵发源于上海。二战后，邵家老二邵邨人到香港建立“邵氏父子公司”，但处境艰难。因为当时香港的“长城”挟“进步”之名，如日中天，而陆运涛虽被左派目为“右”，但资力雄厚，不可小觑。
一九五七年邵逸夫从新加坡来港主持，将“邵氏父子”更名为“邵氏兄弟”。
面对鼎足而三的局面，邵逸夫先从“电懋”挖走了林黛（许以两倍薪酬），由李翰祥执导拍了《貂蝉》（1958），连续半月场场爆满，创下最佳票房成绩，并在亚洲影展一举囊括五项大奖。随后再拍《江山美人》（1959）和《梁山伯祝英台》（1963），接连引起轰动。
林黛本是“长城”老总袁仰安所发掘，可惜因政治考虑而被“雪藏”弃用（林黛原名程月如，是原国民党代总统李宗仁秘书程思远的女儿），后被严俊带往“永华”，演《翠翠》一炮而红。至此，初创的“邵氏兄弟”在竞争中逐步后来居上，超越“电懋”。
虽然“电懋”被挖走了林黛，但旗下还有葛兰、乐蒂、尤敏、林翠、叶枫、李湄、雷震、陈厚、乔宏等名角，所制作的电影如《情场如战场》（1957）、《曼波女郎》（1957）、《四千金》（1957）、《玉女私情》（1959）、《龙翔凤舞》（1959）、《香车美人》（1959）、《小儿女》（1963）等，极富青春气息，充份发挥了都市小品的情调。
在“电懋”和“邵氏”斗得难分难解，不相伯仲的时候，一九六四年“电懋”老总陆运涛夫妇和高层人员王植波、周海龙等在台湾空难中丧生，“电懋”从此失去支柱，直至最后解体。“电懋”的结束给邵逸夫创造了第一个好时势。鼎足而三已去其一，少了一个强劲对手，正好让“邵氏兄弟”策马驰骋，左右逢源。
文革左派自废武功邵氏独霸市场
对邵逸夫更好的时势是左派给的，因为他们“自废武功”。毛泽东发动了旨在谋害刘少奇的文革，祸延香港。一九六七年香港左派发起暴动，配合内地“革命”喊打喊杀，炸死孩童，烧死林彬（香港商台播音员），一时间好像香港就要被“解放”，人心惶惶！
这期间，不但全国只剩下江青等炮制的八个“样板戏”（《智取威虎山》、《红灯记》、《沙家滨》、《海港》、《龙江颂》、《奇袭白虎团》、《红色娘子军》、《白毛女》），香港的“长城”“凤凰”等也都停止拍片，无所适从。“三足鼎立”最终变成了“金鸡独立”，六叔要不发也不可能了！我记得邵逸夫当年曾经高兴地说过（大意）：现在左派不拍片，内地也没有片子出来，今后我可以独霸市场了！
哈！左右两派都造就了邵逸夫，这种时势哪里去找？！真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啊。
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八三年，邵氏每年的拍片量都超过三十部，一九七四年甚至拍了五十部，达到高峰。这都是时势造成的。邵氏环顾左右，唯我独尊，直到后来邹文怀出走建立嘉禾，一支独秀的局面才逐渐被打破。
至于“地利”，香港对中国来说是一块宝地。它几十年来庇护救助了多少中国人，让一部份中国人可以自由地工作和生活，又让这部份中国人能够在适当时候救助内地遭灾遭难的亲友，这都应该加载史册！我们真是应该感谢慈禧太后把香港割让给英国，使它成为一百多年后中国人的一个避难处所，免受大陆政党倒行逆施所带来的种种灾难！世事难料，当年老太后的卖国是基于战败无奈，她怎会料想到百年后香港却成了救苦救难的观世音？
香港除了一九五二年把司马文森、刘琼、舒适等八名左派电影人（地下党）驱逐回广州外，港英当局从来没有干涉华人的文艺活动。如果邵氏不是在香港，它怎会有如此辉煌的成就？如果邵氏一直留在上海，它早就会被血水淹没了！别忘了当年在香港，邵氏和电懋都被左派归入右派阵营。
现在的香港，左右已经易位，左派变成“左仔”，早已失去了“进步”的涵义，反而成了“冥顽不灵”、“顽固不化”的标签。邵爵士虽然出名孤寒（吝啬），多年来却捐了很多钱给内地办教育，还办了“科学奖”，发挥他慈善家的本色。事实上，人本不应分左右，只看你是不是正直善良。像邵逸夫爵士一样，他福寿双归，名闻天下，是个有福的人！
二○一四年一月二十日于香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