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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人”才能办事

前几天打电话回老家,听说我表妹花了12万在一个小村里当上小学教师了,一个月工资3000元。

我妈告诉我的时候很高兴,并且听说家里所有人都挺高兴。没有人执着于那12万块钱花出去并且花在哪,当我问起,我妈说找人帮忙,花人情钱了呗,她说哪有办事不花钱的呢。

表妹是我老姨的大女儿,在省城的师范大专毕业,外语系,大专毕业后在哈尔滨一些民办的补习学校当了两年代课教师,每个月一两千块钱,除了房租和吃饭,几乎不剩下什么。我当初曾经企图建议她远走他乡,到南方随便什么地方的学校,可以找校长要求试讲,如果通过或许就有可能留下来,哪怕在城市的某些公司里打工,慢慢的也会积累一些收入。未必需要把我老姨和姨父一生辛苦赚的钱用在买一个工作上面。

我的老姨和姨父很勤劳,他们不仅种下了自己家本有的一公顷地,还另外租了三公顷地来种,是毫无虚假的披星戴月,每次我回老家要去看望,我妈都说,天没黑透,他们一定还在地里忙呢。他家里每年都养好几头猪好多鸡鸭鹅,顶着星星回到家里来,还要给禽畜们熬食拌料,外屋里只有一个大锅,要把禽畜的一切食料烧热熬好了,再洗了锅重新烧饭,每每吃完饭,已经很晚。他家有一台很小的电视机,除了有客人去,几乎从来没有见到他们看过,还有一个洗衣机,为了省电没有被使用几次,最后成了装衣服的储物箱。记得08年回家,听我姐姐说,我老姨一向舍不得给自己买衣服,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时穿的还是当初姐姐结婚时送她的那件衣服,鞋子是有一年我给妈妈买小了一码转送给她穿的。而她平常劳动时,穿的是十几年前我和我姐不要的衣服。我姨和姨父每年很辛苦,可是从来舍不得花钱,全部存起来,而且是那种非定期储蓄,定期的他们也不太懂,所以也没有赚利息。他们辛苦的存钱并不为养老,而是要留给两个女儿上学和工作用。

然而我的两个表妹读书并不是非常出挑,但这也不是她们的过错。在农村的初中先要考上市区的重点高中,上大学才有未来的一点点保证。我当初是全村里第一个考上重点高中,也是全村第一个读大学的。然而这样的所谓“神话”我所在的乡村里是无法复制的。我大学毕业后好多年,姑姑家有一个表妹才考上市区重点,可是因为差了两分是自费生,要交四千块钱,她家里掏不出,她性格倔强,像疯子一样不肯休息,足足替人插了一季的稻子,瘦得不成样子,但终于没能存够钱去上学。我最后一次见她也是好多年前了,她刚刚订婚,身体不好生病到我家来瞧病,那小伙子是隔壁村的,长得不错,看不出表妹欢喜还是失落,总之人瘦得皮包骨头,还像所有赶时髦的乡下妹一样纹了两道黑黑的眼线,显得愣愣的。她抓住我的手,说二姐,我可想像你一样考大学,谁让我家没有钱呢,我瞪着她那两道黑黑的眼线,感觉她的眼光有点格外的灼人,我有一种自己犯了错一样的罪感,格外的心酸。

这种罪感,每每看到一些与我相同出身却命运不很顺畅的人,就会心中一凛,感觉十分对不起人。我当时相对幸运些吧,我爸爸是新中国第一代赤脚医生,曾师从当地有名的一个老中医,医术精湛,方圆几十里十分闻名,德高望重,受人尊敬,供我读书虽然有些吃力,但终究是挪东补西也还供得起。因为上小学书读得好,一直被村人叫做“大学生”,后来也算不负众望。我的同龄人,当时相当有些比我聪明好学的,但因为家庭条件所限,终于阻断了他们读书的路。随着后来大学扩大招生,教育水准越来越滥,2000年后也有些村里的孩子考上了大学,却因为读的都是一些不很有含金量的大学,无法毕业后找份像样的工作。因大学滥招起来,就业单位就开始向211,985锁定目标了。

因此我老姨家的这个表妹,虽然顺顺当当的读了个大学,却最后回到家里呆了两年,一边带孩子,一边给村里的小孩子补习英语,赚点外快。老家相对偏僻,离最近的柏油路也有五市里,全是泥土路,一下雨就泥泞不堪,我当初就是推着自行车在这样的泥路上,每五到十步用手指把车圈里的泥抠出来,再走几步,再抠。到学校时已经全身透湿,基本会迟到半小时左右,待上完三节课,贴在身上的湿衣服才慢慢变干一些,那时无论夏天的暴雨,还是秋天的雨加雪,大家都穷得没有雨衣穿,有的同学不怕丑头上顶着化肥口袋,或是身上裹上塑料,但也总是全身湿透,奇异的是,那时居然都从不感冒。所以,在这样偏的地方,让我单纯的表妹--一个从未离开家的女孩子背井离乡,出去闯荡的话,确实有点强人所难,所以好多上了专科院校的孩子最终还是回乡,或是务农,或是做点第三产业了。家乡因为偏僻,乡人也就在一个固定的区域内沟通和生活。

能够最终走出家门的,总是少之又少。大家都聚集在出生之地,能够享有的资源越发有限。

正因为如此,东北的熟人网络永远颠扑不破,固若金汤,任你怎样抵抗也是无效。无论办什么事,都依靠熟人。总之要有人,孩子上学要有人、买大件需要有人、找工作需要有人、开个店也要有人罩着,总之,除了一日三餐睡觉玩牌看电视不需要有人之外,很多事需要有人。有一年回家,我爸要买一个电瓶车,居然也要找熟人,打电话东问西问,看看身边有没有熟人认识卖家,以便优惠。因此,在家人的眼中,只有有人,才是方便和安全的生活环境,他们无法想像我在一个没有“有人”的环境中,是如何生存的,想必是苦极。因此,对于外在飘荡的孩子,乡人们总是另眼相看,像有三头六臂一般。

每每看到同学或是乡亲没在干副业,而是在一个公办单位,哪怕是乡或县的环卫工作,甚至是某个小区的保安,我就知道,那绝对是有人,而且十几万已经不足以得到这份职业。十几年前,我叔叔曾经花了好多钱做了乡里某单位的保安,因为有人;我一个同学得以在松花江大桥上打着手电巡视,因为有人;现在,我表妹做了某个小村的小学老师,还不是公办,因为有人;有人,才能得到一个工作,但一定要花钱,名为“上炮”,只有“上炮”,熟人才能得代为转寰,得以成事。正因为好多事要有人,所以每一个位子都显得高贵,艰难,反复求之不得,而又反过来更显得“有人”的重要性。

表妹在家赋闲了两年,老姨和姨父相当的焦虑,他们的问题是有钱而无熟人,如今,之所以亲戚们欢欣满足,乃是终于因为“有人”,而得以找了一个工作,大家谁者不在意去给人“上炮”。这几年,因为计划生育问题,小学生少了,农村的小学取缔合并,几十个村的小学合并成几个,好多民办教师失业,孩子背着小书包步行去学校的风景已成昨日黄花。于是,家人到处找“熟人”,准备好五千或一万,以备让侄子入学。

总之,那个“有人”的“人”之谓者,也仅仅帮助他的熟人,因为安全,意其不会举报其受贿,而且或有长久利益的希冀,但对陌生人就严守规定,绝不通融。因此,东北的熟人网络已经成为大家公认的处事准则,铁板一块,而“上炮“也是其潜在法则,人人视之为自然。一个人假如相熟的人多,就注定是一个成功和受人爱戴的人,而反之,而是太木,注定一生失败。

因此,我能明白,当年我从公路上下车,总有人免费载我一程送我回家,我的东西可以随便寄存在任何一个路边的农家,他们热情好客,待我如亲人,端茶捧饭,嘘寒问暖,原来是因为他们都认识我爸。我曾一直以为家乡民风纯朴,都无私友爱,并一直以为这种友爱是面对所有人的,我自小沐浴其中,不受欺,不受苦。

然而在2000年以后,穿梭中国的南北,各处受欺,回乡受欺最为内心沉痛。在火车站擦个皮鞋就讹我十五块,吃碗米饭要我二十块,出去旅行常常看到的是势利甚至是敲诈,却东北尤甚,我才明白,皆因为我不再是他们的乡亲,也不再在熟人网络里生存,又十分忘本,乡音已改,我变成一个有钱可诈的陌生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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