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耐心等待所谓能释放红利的改革有具体措施出台的时候，听到的确实一些令人大失所望的举措。政策的自相矛盾，令改革停留在口号中。
我相信，如果我们有心做一个功课：就是把新政府的改革口号或思路、实际出台的政策，依次列出，直至改革成果检验的2020年，一定会看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
其实，我个人认为，改革举措在改革顶层设计中的意义，远远没有改革触动哪些利益集团和如何触动，来得重要。一场皆大欢喜的改革，值得我们寄予厚望吗？
土地及围绕土地的权利，在这个国家的个人、企业、地方政府、中央政府的运行中，影响无所不在。它可能和中国2/3的社会问题与4/5的经济问题相关。中国不是没有涉及土地的游戏规则，恰恰相反，中国原来就存在一套已经运行多年的土地游戏规则。旧规则运行越久，依附其存在的利益集团越是盘根错节，这些不清理，如何释放红利？而改革的文本中太多想当然的内容，全然没能看到打算如何在遇到既得利益集团反弹时去应对。
当18届三中全会闭幕的时候，热切企盼的改革详文出炉，马上有人展开美好的想像。想像的方向当然是以为急需红利的各方应该能有实实在在的利益。所以，诸如大家想像小产权房转正，是很自然的。马上住建部声明小产权房转正无望。大家想像土地市场开放，马上国土部声明大家又误解了，土地市场买卖不能变更土地用途，接着是18亿亩红线要死守，接着是逐渐暂停东部地区500万人口以上城市的建设用地供给。于是，我们明白了，土地垄断的紧箍咒实际上不但没松，某些情况下还在收紧。这就不奇怪为何房价越调越涨。
改革的对手盘是什么？如果改革回避这个问题，就像做金融投机的人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方，这样的人能赚钱是奇了怪了。现在呢，制定改革的具体举措以及落实措施的权力，仍然依赖于这些部门，就等于做金融投机的人，把账户交给自己的对手方，让他帮自己下单一样。
吴敬琏一把年纪，我看是太天真。他觉得改革需要顶层设计，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是需要担心的。但墨菲定理很清楚的就说了，担心的总是会成为现实。顶层设计有了，就能解决问题吗？顶层设计充其量是解决价值判断的问题，是解决应该怎样的问题。其实，有很多金融一线的人，当被问及对一些改革措施的看法的时候，就一个清晰但残酷的评价——“改革是空的”。其实三中全会的详文，客观地说，哪里是顶层设计？是补丁攻略罢！
当然，既得利益集团必须还要占据舆论和道理的制高点。
伪命题之一：土地市场放开会乱。本朝拿“乱”字当护身符久矣。泰国红巾军够乱吧？可去泰国做生意的朋友并没有受到实实在在的影响，反倒是英拉最后焦头烂额被迫辞职。其实，真正需要担心乱的，就是政府（或当权者），尤其是中国政府，因为其行政能力确实底下。乱了谁？乱了他们。如果城里人和村民私下达成土地买卖协议，政府对土地就失控了；同时，城里人和村民实际上也获得了人身在物理空间上的交换——城里人可以像农民一样生活或经营，村民可以像城里人一样，拿钱买房然后找个工厂上班，政府对人身的控制也失控了。记住，任何一个当官成了苦差事的社会中，政府抓耳挠腮焦头烂额的时候，往往百姓能获得相对的最大幸福。冲着点，唯恐天下不“乱”，是一种高尚理想。
伪命题之二：土地自由买卖会让有钱人到农村大量囤积土地。且不说有钱人真的竞相买地受益的是土地上的农民（前提是他有土地权利，比如承包权之类都可以），就算有钱人靠炒地皮暴赚一笔，对这个社会的公平和发展影响几何？十九世纪前半页，伴随着美国西进运动，当时的美国国父们为了让新移民有地种，同时为了开发西部，准许将大片从印第安人手里以及从法国和西班牙手里抢来、买来的土地，以很低廉的价格卖给新移民。这个政策很简单很直接，实际上也发生了很多不公平的事，比如来自新英格兰和旧大陆的财主们，以政府定价抢先大肆收购土地，然后加价卖给后到的需要土地的农场主，甚至可以加价到十倍。当时这些头脑敏锐的土地贩子确实狠狠地赚了一笔，很多成了土地财阀。但不用说如今，就是在二十世纪初的时候，我们还能听到多少这些人的事？其实，我们要知道，所有事情都是有成本的，绝对公平的成本非常高以致于事与愿违。这些暴富的地主，他们确实赚了一笔，但他们没有权力的保护，他们赚到的钱总要投资（回馈社会），而没有权力保护的投资，是有风险的，在财富的反复再分配之后，最终还是会流入社会上真正需要的领域和真正有贡献的人手里。在二十世纪初，美国真正有影响力的财阀是通用汽车、福特汽车、通用电器、洛克菲勒石油、摩根银行之类，再没有什么是和土地有关。而是谁掌握了第二次产业革命新技术、或参与了第二次产业革命，谁就是王者。而这些人，到了IT和互联网技术大发展的今天，则又让位给了新的领导者。只要金钱没有权力保护，那么即使有人利用短暂的不公狠赚了一笔，对整个社会的长期发展并无太大伤害。但中国，很多卫道士却喜欢纠结于这样的问题，为政府参与社会公平创造理论依据。试想，如果这些卫道士来执行所谓公平政策，规定美国西部的土地应该由政府按照各个农民的家庭经济情况，详尽甄别、“公平”分配，那么实际上发生的事情只能是，主管这些事项的政府部门大兴腐败，权力寻租。这应该不难想像吧，就像经济适用房在中国，最后不是变成了官员们和他们的关系户的福利房吗？在抗日战争结束的时候，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到敌占区负责接收日伪的土地、工商业、机器设备等财富，而整个国民党从抗日战争时期的尚且进取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彻底腐朽（连国民党内部人士都失去信心），只用了短短两年时间。尤其是东北，因为国民党在抗日之前对东北没有实际统治，相当于白拿了一大片地方，而东北战区之腐败，犹甚，即使如陈诚、杜聿明这样有能力（杜聿明在缅北反击战、陈诚在台湾的经营，都可以证明他们并非无能之辈）的人，都无可救药。到48年的时候，东北就基本上一边倒格局了。历史反复且清楚地表明了，最大的不公不在于多寡和不均，而在于财富和权力的结合、财富得到权力的庇祐。在一个自由竞争的社会里，聪明的人、富有的人、狗屎运的人，不可能世世代代聪明或富有或狗屎运，只要财富再分配的机制是让每个人都参与且遵循透明的规则，那么无需消灭（因为无法完全消灭）短期的不公，就可以大体实现真正的社会公正。而在权贵资本主义社会中，掌握权力的既得利益者们往往在喊着社会公平口号的时候，骨子里最恐惧的是失去对财富再分配规则的控制力，他们可以制定一些短期的均贫富的政策，但历史却证明这样的社会必定陷入长期的社会不公无法自拔。
伪命题之三：土地自由买卖会导致土地集中，最终导致社会的不公平。这也是一种似是而非的命题，但现实生活告诉我们，有时候直觉会欺骗我们。而为了防止被直觉欺骗，最好的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实证研究和理性分析。民国时期有很多研究，都表明，中国封建社会在经过几千年反复整合，或者按照清朝算就是两百多年的整合后，土地集中程度不是上升，而是降低。民国时期，中国农村依然是一个以自耕农为主的产生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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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知道，中国封建社会，土地是可以自由买卖的。我们之所以有中国改朝换代都是因为土地兼并激化社会矛盾的印象，都拜自小被政治教科书洗脑所赐，可实际情况是连地主阶级典型代表（所谓四大地主刘文彩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要么是事迹是杜撰的，要么连人都是捏造出来的。当然，现在不流行小农经济，土地集约可以提高生产效率，所以如果自由买卖，中国出现一些大农场或庄园，也不奇怪，但这样的情况是否会造成社会不公？首先，大地主就没必要妖魔化，我们能为华为联想这样的大企业喝彩，为何就视大农场、大地主为恶人？（洗脑洗成脑残了）。其次，台湾的土地改革伴随着工商业资本置换出土地上的劳动力，它带来多少社会不公？张五常的《佃农经济》是论述台湾土地改革的名著。当然，这得先承认农民的土地权利，越完整越好。不过如果这点无法保证，那意味着农民本来就没有博弈筹码，是不是土地兼并，都不会失去更多。另外，其实旧社会的恶地主几乎都是皇亲国戚或达官显贵，即使如张居正、司马光这样的贤良，飞黄腾达之后，家里人也难免忍不住霸气侧漏。中小地主没有保护伞，根本不敢作恶乡里。总之，还是那个道理，只要把权力关进笼子，才可能有真正的公平正义。不管权力说得多么冠冕堂皇或火烧眉毛，只要给它伸手的机会，一切理想都会走到它的反面。
伪命题之四：集权才能尽快推进改革。很多知识份子，包括一部分右派知识份子也认可习搞相对集权。在民间这样的观点也颇有市场。我只能说：一是救主情结不死，二是他们太傻太天真。确实，中国人喜欢以结果评价成败，为了达成目标，不择手段被认为是能力，程序正义从来不被尊重。这个国民性罄竹难书，在此不多浪费笔墨了。但我想提醒的事，集权者（救世主）他想要的就一定是草民想要的？集权者答应做的就一定是他真心做的？历史上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多了去了。集权者在通往极权的道路上，都说大家一起实现理想；一旦实现极权，则兔死狗烹。习确实在处理薄党上干净利落，那是卧榻之侧岂容他人安睡。但要习为改革去披荆斩棘……问题是改革的拦路虎可不是赖昌星也不是煤老板，改革的拦路虎不就是那些央企、部委吗？这些不都是国家机器的组成部分吗？这些要害部门如果上了习的自己人，他还会强逼吗？历史上，该党一直是利用左派打右派，利用右派打左派。现在是利用右派打左派的时候，天真的人才会以为真要往右转。即使抛开这一切，我们还应该想到，党内组织氛围的变化。当领导更有权威的时候，下属除了可能更听话和顺从之外，有个坏处就是下属会更没有责任心更没有魄力，甚至人人自危。下属每天想的首要事情就是千万别出乱子。这在最近的奥赛康紧急暂停IPO的事情上就可见一斑。证监会生怕被说成了改革改来改去，高市盈率发行的问题愈演愈烈，开门红看不到，也不允许打自己的脸，于是，当然首先被牺牲掉的就是程序公正的契约精神和买卖自愿的市场精神。其实，中国政府现在管理经济哪里是宏观调控啊，简直是微观调控，甚至恨不得亲自下场手把手教了，最好大家都像做广播操一样跟着领导的口令整齐划一才最好。可改革大纲明明说的是要加强市场的主导地位啊。不许笑！
伪命题之五：本党一直都是从胜利走向胜利，翻翻三十年改革开放史，似乎只要领导愿意放开，在地图上划几个圈都能马到成功。此一时彼一时，改革头十年，是起点极低，属于禁锢太久，给点阳光就能灿烂；改革次十年，真正的中国竞争力开始积累，来自于什么？不包分配和职工下岗，劳动力相对自由和充沛；加上乡镇企业自家门口就能建厂，无需承担级差地租。后一条其实非常重要，这为企业节省了三成的成本，这一切，将来都不允许“乱”来了。根据国土部的计划，将来连乡镇一级都要出规划，限定土地用途。名义是死守耕地红线，实际上将把工厂赶紧各种园区，而园区，当然是要收高额“保护费”的。不知道之前的改革红利来自哪里，怎么就笃定将来就一定有改革红利？说透之后，你会发现，未来的红利，似乎就是传说中的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