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去过很多次香港，一直到2013年年底，才第一次去了台北，但是我觉得自己了解这个城市。
十 几年前我读白先勇的《台北人》，华灯四起的时分，金大班踩着高跟鞋笃笃走进西门町的夜巴黎，永远的尹雪艳穿着一身蝉翼纱的素白旗袍，仁爱路四段的尹公馆坐 满她那些在百乐门的老主顾，两个头干脸净的苏州娘姨招呼大家吃宁波年糕或者是湖州粽子。后来我读朱天文《世纪末的华丽》，台北违建铁皮屋布满楼顶，千万家 篷架像森林之海延伸到日出日落处，文章里的女主角米亚相信“有一天男人用理论与制度建立起的世界会倒塌，她将以嗅觉和颜色的记忆存活，从这里并予之重 建”。再后来，我看了十年的《康熙来了》，知道连战穿boxer款内裤，马英九在周美青之前谈过三次恋爱。有一个晚上在饶河夜市吃饭，抬头看见“韩式蛋中 蛋”招牌，下面是蔡康永和小S的照片，我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身为游客身处异乡，而是淡定地在另外一家坐下来，吃了一碗70台币的药炖排骨，觉得不够饱，再 来一碗25台币的卤肉饭。
台北没有惊喜，很老的房子密密挨着不那么老的房子，明明是让人喘不过气的拥挤，却又有连绵不绝的绿色，我们要穿过几十盆绿植，才能进一家小店吃到一笼丝瓜小笼包。这里的万事万物都让我觉得理应如此，相比之下，北京是一个如此开膛破肚失魂落魄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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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的台北车站。）
有 一天我们去温州街18巷16弄的殷海光故居，周围都是干干净净的日式木造老房子，在日据时代这里是台北帝国大学(台湾大学)的教授宿舍群，外墙上垂下紫 藤，门缝里都是厚厚青苔。殷海光的房子在一条死胡同的最深处，搬去那里之前，他已经翻译了哈耶克的名作《通往奴役之路》（殷自己翻为《到奴役之路》，现在 故居里的玻璃柜就展示着这本译作）。殷海光当时并不知道，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在一个惯于被奴役的世界里，他的路，将会越走越窄，直至死路。
殷 海光1956年搬进这栋房子，那时候他与相爱八年的夏君璐刚刚新婚三年。他在尚是一片荒芜的院子里劳动，挖出池塘，垒出烤肉架，在小小的客厅里给学生煮他 最心爱的咖啡，走路去台大上课，给雷震的《自由中国》写稿。1960年9月1日，他在《自由中国》上发表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大江总是向海奔流的。 我们深信，凡属于大多数人的合理的共同愿望迟早总有实现的一天。自由、民主、人权保障这些要求，决不是霸占国家权力的少数私人所能永远阻遏的。
三天之后，雷震被逮捕，在军事法庭中被判处十年徒刑。殷海光亦渐渐被停课，被迫离开台大，患上胃癌，1969年郁郁而终。在故居播放的纪录片里，夏君璐说，最后两年殷海光被困家中，秘密警察在门外站岗，他就在院子里拼命劳动折磨自己的身体，“他好像已经不想活了”。
殷 海光故居就位于台北市中心，胡适故居则在台北郊区南港的中央研究院里。故居中每天三场的纪录片絮絮叨叨讲着他和蒋介石之间的恩怨，蒋在日记里多次痛斥胡 适，措辞从“狂妄荒谬至此”到“以‘独立学者’身份标榜其清廉不苟之态度。甚叹士风堕落，人心卑污”。但这套房子却是蒋介石拿出自己《苏俄在中国》一书的 版税为胡适购置。
1959年胡适在《自由中国》上发表《容忍与自由》时，殷海光和他有过一场公开争论，胡适说“容忍 比自由更重要”，殷海光则说“我们依据经验事实，认为胡先生要提倡容忍的话，还得多多向权势者说法，不要来向我们这班拿笔杆的穷书生说容忍，我们已是容忍 惯了”。这场争论彬彬有礼又很快结束，因为这是两个自由主义者之间的自由分歧，对台湾而言，这样的争论不造就混乱，反而凝结共识。第二年，殷海光专心为 《自由中国》写社论分析未来台湾新政党的名称、基本目标、政纲、工作重心和基本态度，在他看来，台湾在国民党之外组建一个新的政党，已是“大江东流挡不 住”的大势所趋。也是在那一年，河南信阳地区饿死了上百万人，当时中国大陆最具权势的知识分子郭沫若选择在这个时候，离开自己位于什刹海畔的四合院。
郭 沫若去了延安，重访毛泽东住过的窑洞，然后写诗，“于今跃进着先鞭”“风卷红旗分外鲜”。在那年五月写的《六亿神州尽舜尧》中，郭沫若还说：“我们敢同任 何特大的天灾人祸搏斗，我们要使它们在我们的目前低头……死神、洪水、特大的天灾人祸，在英雄们的眼中应该是根本没有!”那一年的胡适，正在《自由中国》 上质疑蒋介石连任三届总统。
郭沫若和胡适几乎是同龄人，也几乎达到了同样的高位，郭沫若是大陆中国社科院院长，胡适 是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但是在胡适穷困潦倒，要靠妻子江冬秀在纽约打麻将挣点零花钱维持生活时，郭沫若早住进了以前和砷的王府花园。垂花门连着抄手游廊， 院子里种着银杏海棠，葡萄架子下有石椅石凳，墙上同样爬满紫藤，密密实实地开着蓝紫色小花，正是老北京最美丽的那种房子。但就像前面说过的，这个地方，早 已失去了魂魄。
有时候我去后海喝酒经过郭沫若故居，会想到在纽约时我去见《沈从文传》的作者金介甫，他在1980年 代初期前来北京。沈从文带他四处逛的时候，只要遇到有郭沫若的题词，沈先生就会轻蔑地说：“他写得很差，比我差很多。”1948年，郭沫若在香港发表的 《斥反动文艺》，里面说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一直作为反动派而活着”，精神敏感的沈从文在北京切脉自杀，虽然被抢救了回来，但是作为一个天才小说家 的沈从文，从那个时候起，已经死了。沈从文再没有过真正的文学创作，他计划中写成三部曲的《长河》，仅仅完成了第一部。
在 台北的某一个晚上，我们从诚品书店回到宾馆，外面下着滴滴答答的小雨，我用手机播放那首王洛宾的《永隔一江水》。当年三毛从台北去看王洛宾，他让她失望 后，三毛回到台北，在荣总医院自杀身亡。两年之后，王洛宾发表了这首歌，“我的生活和希望总是相违背；我和你是河两岸；永隔一江水”。我在台北听这首歌， 我在北京又听这首歌，我被殷海光胡适郭沫若、沈从文的故事缠绕，我担心这一水永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