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车牌等资源成为中国人要负担的经济租金。
一线城市2013年土地市场大丰收，北上广深4大城市均创历史纪录，四大城市合计土地出让金已经突破5000亿元，达到了5014亿元，相比2012年全年的2005亿元，上涨幅度达到150%。上海更是创造单一城市2177.98亿元的年度土地出让金历史纪录，北京紧随其后高达1736.14亿元，广州和深圳分别为650.89亿和449.83亿元。从中国指数研究院的最新数据看，全国300城市各类用地楼面均价上涨32.5％，也就是说，土地租金大幅上涨30％以上，远远超过CPI的增速。
除了房地产，大城市还有车牌费用。从1994年起，上海对中心城区新增私车额度通过投标拍卖的方式进行总量控制。公开数据显示，1994年-2008年，上海车牌拍卖累计收入155.5亿；2009年-2010年收入合计67.45亿元。截至2012年，上海市车牌拍卖收入总计已经超过300亿元，近两年增长迅猛。
今年1到10月，广州市本级土地出让收入329亿元，完成年初预算300亿元的109.7%，预计全年收入440亿元，超收140亿元，主要来自于土地超收收入。同期，广州市本级中小客车总量调控增量指标竞价收入达6.9亿元，完成年初预算3.6亿元的191.7%，预计全年收入7.7亿元，超收4.1亿元，而北京实行摇号制度后，目前北京摇号中签比高达99.5：1，一旦车牌拍卖，“钱途”不可限量。
土地也好，车牌也好，都是政府手中低成本高增长的租金，几乎可以一本万利，取代正常的税收增长。并不奇怪，在大城市工作、生活租金高，但政府以租金作为维持运转的主要财政来源，后患无穷。
政府必然成为市场主体，想方设法提高资源稀缺性，而后趁势提升租金价格。今天是土地稀缺，明天是道路稀缺，后天是水资源稀缺，考虑到中国的生活生产方式与庞大的人口基数，几乎无一不稀缺。此时，政府不是增加供给，不是平抑货币泡沫，而是成为“包租婆”大收其租，当地的经济生态就会短期化、就会恶化。不适合从事实体企业的人生活。
《经济学人》杂志每年公布全球生活成本排行榜，通过水电煤气、房租、零售品和服务等400余种商品价格，统计全球131个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而不是在这些城市旅居的外国人的生活成本。2013年度，上海的排名排在全球第30位，而纽约和洛杉矶并列第27位，上海紧追纽约。2012年度，上海排名超过纽约。可见不管怎样变动，中国主要城市的生活成本赶超国际大城市已成定局。而在国际人力资源公司美世的报告中，从2010年起，北京上海就超过了纽约的生活成本，差距越拉越大。如果加上国际化的程度，加上空气与水的质量，北京上海的成本将更高，而北京、上海等地的人均工资收入只有纽约等地的六分之一左右。
如果政府继续以“包租婆”身份坐地收钱，中国经济就会出现大麻烦。政府改革积极性不高，既然不改革只要靠垄断社会资源，就能够让当地的租金节节上升，为什么还要费心劳力进行深度改革呢？任何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进行国企改革，会触动庞大的既得利益阶层，进行城镇化改革，会带来无数的利益分配纠纷，还不如坐在城中手数庞大租金来得合适。
后果已经显现。北上广深等大城市只能让少数居住，如从事资本货币化的新贵阶层，如可以让权力、资源转变为高昂租金的老权贵，少数人拥有的财富数量深不可测，足以支撑起一线城市的高租金，一线城市实体企业空心化，钱生钱的游戏才是最热门的生意。实体企业空心化的现象向二三线城市蔓延，炒房、炒车牌、炒资源，直到当地实体经济崩盘，高利贷逃窜，进行几十年的休养生息。
办法不是降低租金，而是让政府的财政公开透明，用于基础建设、环境保护等公共服务之中，同时让企业进行选择，从高租金地区向低租金地区投资，拉平投资洼地，提高市场配置质量。
更重要的是，减少租金品种，把资源交回市场，权力机构依靠合法的税收有体面地生存，而不是通过变相贬低货币购买力，不断拉升租金价格，让诚实经营者走投无路。
香港经济空心化还能生存，如果整个大陆经济空心化，背后还有谁可以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