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夺泸定桥”被视作长征英雄史诗的代表，美国作者索尔兹伯坚(Harrison Salisbury)的《长征》(The Long March)一书封面就是这座桥。
飞夺泸定桥真相如何，是我多年的一个疑惑。13条铁链、对岸两个旅（另说两个团）把守、重机枪扫射、22个勇士冒着密集的枪弹，徒手爬锁链到对岸，最后居然有22人（另说19人）活了下来，实在神话。
从历次战争和纯粹军军事角度来说，只要对岸一挺机枪，2，3个狙击手，过桥就是基本上不可能的了，更不要说对岸有2个团的兵力。另外，要阻挡敌人的进攻，炸桥是最直接和最有效的办法。为什么国民党不炸掉泸定桥？
查阅资料发现，关于泸定桥之战的回忆，竟然有两种截然对立的叙述！可能同假，却很难同真。
1、第一种叙述（彭加伦所写的小学课文、杨成武早期回忆录）：泸定桥是红一军团的红四团（团长王开湘，政委杨成武）下的二连连长廖大珠率领22名突击队夺取的；
2、第二种叙述（覃应机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泸定桥是红三军团的红十三团（团长彭雪枫、政委李干辉）下的侦察连指导员覃应机带领12名勇士夺取的。
版本一、小学5年级语文课本（下）24课《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北上抗日的红军向天险大渡河挺进。大渡河水流湍急，两岸都是高山峻岭，只有一座铁索桥可以通过。这座铁索桥，就是红军北上必须夺取的泸定桥。
国民党反动派早就派了两个团防守泸定桥，阻拦红军北上；后来又调了两个旅赶去增援，妄想把我红军消灭在桥头上。我军早就看穿了敌人的诡计。28日早上，红四团接到上级命令：“29日早晨夺下泸定桥！”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敌人的两个旅援兵正在对岸向泸定桥行进。抢在敌人前头，是我军战胜敌人的关键。
红四团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天又下起雨来，把他们都淋透了。战胜敌人的决心使他们忘记了饥饿和疲劳。在漆黑的夜里，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忽然对岸出现了无数火把，像一条长蛇向泸定桥的方向奔去，分明是敌人的增援部队。红四团的战士索性也点起火把，照亮了道路跟对岸的敌人赛跑。敌人看到了这边的火把，扯着嗓子喊：“你们是哪个部分的？”我们的战士高声答话：“是碰上红军撤下来的。”对岸的敌人并不疑心。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对岸的敌人不能再走，只好停下来宿营。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赶到了泸定桥，把增援的两个旅的敌人抛在后面了。
泸定桥离水面有好几丈高，是由13根铁链组成的：两边各有两根，算是桥栏；底下并排9根，铺上木板，就是桥面。人走在桥上摇摇晃晃，就像荡秋千似的。现在连木板也被敌人抽掉了，只剩下铁链。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桥对岸的泸定桥背靠着山，西门正对着桥头。守城的两个团的敌人早已在城墙和山坡上筑好工事，凭着天险，疯狂地向红军喊叫：“来吧，看你们飞过来吧！”
红四团马上发起总攻。团长和政委亲自站在桥头上指挥战斗。号手们吹起冲锋号，所有武器一齐开火，枪炮声，喊杀声，霎时间震动山谷。二连担任突击队，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是三连，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
突击队刚刚冲到对岸，敌人就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传来了团长和政委的喊声：“同志们！为了党的事业，为了最后的胜利，冲呀！”英雄们听到党的号召，更加奋不顾身，都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
红四团英勇地夺下了泸定桥，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决定性的胜利。红军的主力渡过了天险大渡河，浩浩荡荡地奔赴抗日的最前线。
版本二、覃应机1991年出版的回忆录《硝烟岁月》（62-63页）
……见到彭雪枫团长，他说上游有一座泸定桥，只有敌人的一些地方部队把守，我们决定从那里过河，他令我连务必在下半夜赶到泸定桥附近待命。我和韦杰即带上部队急行军，向泸定桥方向前进。天已经黑了。又下着雨，道路难走，部队又有些疲劳，我们便点着火把走。下半夜，我们按时赶到了泸定桥桥头附近的天主教堂。桥头已被我兄弟部队占领，彭雪枫团长骑马先到了天主教堂。我们一到，彭团长便亲自向我们交代任务，要我连组织突击队，天亮以前突击泸定铁索桥，占领对岸右侧的高地。
我们从手枪排里挑选出11名侦察员，加上我共12人，组成了突击队。这11个人中，有一个同志叫蔡树礼，是湖南人；另外10人都是广西人，他们是韦尤、韦日由、黄先木、覃日用、黄仪、黄雨等，另外3位同志的姓名我已经记不起来了。当时我们每人除了手枪之外，各人尽量多带上手榴弹，有5个侦察员还各带一支步枪。佩戴整齐后，我即带队来到桥头的冲锋出发地。韦杰则带领连队，准备好就地筹集的竹筏、麻绳和从教堂里临时拆下来的板凳、桌椅板、床板、门板等材料，待命行动。
拂晓的时候，部队开始总攻击。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我们12个人飞奔上桥头，冲向桥面。桥上被烧的木板还在燃着火焰，铁索在摇晃，几乎要把人甩下桥去。我大喊一声：‘同步前进’。桥身减少摇晃，我们一阵风地向前冲，灼热的火焰闪开了一条火路。我们冒着弹雨，迅速接近对岸桥头，向敌人扔了几颗无柄手榴弹，就穿过燃烧的桥头，追赶逃跑的敌人。敌人向泸定城方向跑远了。我们留下3个同志牵制敌人，我和其余同志立即登上桥头右侧的高地，占领了制高点，掩护部队过桥。我们12个人，胜利完成了任务。我们之中有6个同志被不同程度地烧伤了。我们挑选来的突击队员，都是经过长期革命斗争锻炼和考验的老侦察兵，有高度的阶级觉悟，他们都是在山区里长大的农民子弟，还在家里劳动的时候，赤脚爬山攀崖、过沟越涧，走吊桥独木桥，都已经不在话下，所以能够胜利地突过泸定铁索桥。
这段描述里，天主教堂、铁索桥、城在对岸等，表明覃应机所说的地方为泸定桥无疑。但是他讲的故事
1、不如杨成武讲的曲折紧张有趣，少了许多诸如一昼夜行军240里、打着火把与对岸敌人赛跑等情节；
2、攻桥的时间也对不上，杨成武版本是凌晨到达泸定桥，下午4时开始攻击，傍晚5点多结束，而覃应机版本则是拂晓开始攻击，天亮前得手；
3、此外更加引人注目的是，覃应机对敌情的描述，与杨成武截然不同。
杨成武早期回忆录，声称对岸“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
覃应机则说，他们早已侦查清楚对岸只是少数地方杂牌部队，所以，夺桥行动从一开始就只安排了12个人冲锋，扔了几颗手榴弹，敌人就跑了。红军没有伤亡。
一、多版本下的主要疑点
泸定桥之战编造的痕迹很明显，漏洞很多，许多地方都违背了常识。主要质疑有：
疑点1、敌人的兵力问题
彭加伦的《飞夺泸定桥》说敌人是两个旅，两个旅人数至少应为六千人以上，相当于红一军团的总兵力，中间还隔着一百多米去掉桥板的光秃秃的铁索，红四团即便就是打过去，也会伤亡很大。
可能后来杨成武也觉得彭加伦说得太荒唐，就把敌军人数改成为了两个团。
不容忽视的是，他们都不知道敌人到底是多少兵力。
疑点2、红军伤亡问题
杨成武的早期回忆，说22个人都冲过了桥，进城与敌人展开巷战，未提有人伤亡；彭加仑则声称死亡3人，斯诺更绘声绘色地描写这3人在桥上中弹，落入河中。
大约是为了与流行宣传取得一致的缘故，杨成武1980年写《忆长征》和《回忆录》等书时，改变了说法，称三人阵亡，可惜，就在杨成武最后出版的回忆录中，前后叙述仍不一致：前文刚说了22人都过了桥，接着补充说有三人阵亡，过了两段，又说22人过桥后，每人得了一套列宁装等奖励。
对于红军为何能在铁索上无一伤亡的打败众多的敌军，军史作家王树增在央视“百家讲坛”是这样说的：除了红军英勇作战精神外，是敌军吓破了胆。王树增可能也认为那样的奇迹不可能的，只好用“敌人被吓破了胆”来自圆其说。
按杨文声称对岸“驻着两个团的敌人，山坡上修筑了严密的工事，机枪集中在桥头附近，不断地向我们扫射，迫击炮弹也连珠般地飞过来。”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铁索桥有一百多米长，战士在铁索上一分钟只能前进一米，敌人的准头再差，恐怕也不可能无一伤亡，如果像杨文所述的那样密集的火力，可能要成十成百地伤亡。
疑点3、作战时间问题
杨成武版本是凌晨到达泸定桥，下午4时开始攻击，傍晚5点多结束。
作战讲究的就是时间，为何要在到达之后的8、9个小时之后才进行攻击，岂不贻误战机？在这8、9个小时之内，敌军干了些什么？莫非在坐以待毙？
还是覃应机版本随到随攻比较符合常理。
疑点4、行军时间问题
汇总一下文中的时间要点：
a、时间只剩下20多个小时了，红四团离泸定桥还有240里。
b、翻山越岭，沿路击溃了好几股阻击的敌人，到晚上7点钟，离泸定桥还有110里。战士们一整天没顾得上吃饭。他们冒着雨，踩着泥水继续前进。
c、两支军队像两条火龙，隔着大渡河走了二三十里。雨越下越猛，像瓢泼一样，把两岸的火把都浇灭了。
d：红四团仍旧摸黑冒雨前进，终于在29日清晨（其他文献指正6时许）赶到了泸定桥。
得出：疾奔一天疲劳的军队负重、大雨、摸黑、踩着泥水翻山越岭，11小时（晚7-早6点）夜行110里，即摸黑夜行速度高达10里/小时，全团个个都是飞毛腿、草上飞。
1974年夏季，沈阳军区39军一个徒步步兵师在年度例行野外拉练中，在23小时45分钟内，正常天气、公路、不需停下打仗、可照明的情况下，不间断急行军264华里，即平均一小时11.1里，打破红军飞夺泸定桥以来最快单日徒步强行军记录120Km并保持至今。
后来CCTV举办《我的长征》，特选8个身强力壮的志愿者，在无障碍（无间断、有照明）情况下跑完这段路程，花了19个小时，实际距离224里，行军速度为11.78里/小时。
疑点5、作战人员名单
5月25日打响的强渡大渡河17勇士名单在红一军团政治部编印的《战士报》所登载。红一军团政治部编印的《战士报》在1935年5月26日出版的第184期主要内容是介绍前一天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的战斗，1935年6月3日出版的第186期，是介绍大渡河全部战役的情况，头条标题就是《大渡河沿岸胜利的总结》。
飞夺泸定桥战斗是5月27日打响的，据说这场关系到红军生死存亡的泸定桥之战在《战士报》第185期上有报道，但该报已遗失，由红一军团宣传科科长彭加伦亲自追踪报道的泸定桥之战，竟然在随后的《战士报》也未像大渡河战斗那样有后续报道，这一点令人不解。在长征后编写的《红军长证记》中以新闻稿为基础的彭文也没有22勇士名单。
186期的《战士报》，上面写是“二连21个英雄首先爬铁链冒火过河”。现在，根据时任红四团政委的杨成武将军发表在《星火燎原》上的著名回忆文章《飞夺泸定桥》，人们把飞夺泸定桥的勇士定为22名。
根据杨成武、罗华生等的回忆，飞夺泸定桥22勇士中，仅有4个人的名字是可以记起来的，解放后追访，找到了第5名勇士。1974年四川成立了专门的调查小组，寻找22勇士。
覃应机版本中的11人，虽未被报纸登载，但其本人可以回忆起七人的名字。
疑点6、敌人太笨，还是弃守？
按杨成武版本，既然敌人拆掉了桥板，说明敌人已有了充分准备。有备之敌打一天一夜行军300里的红军，再加上泸定桥这样的“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结果却战败了。是敌人太笨，还是“共军太狡猾了”？或许这刚好能说明，即使有敌人，也是人数不多的素质很差的“民兵”式的民团，而且没有多少准备，要不然怎么会临时烧桥？
疑点7、22勇士如何作战
如果敌人拆掉了桥板，按陈云的说法，“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二十二勇士腾不出双手，即便有走钢丝的本事，也不能作战，更不要说像传说的一样“冲”过桥去。
疑点8、作战统计结果缺失
按杨成武版本，不但“飞夺”了泸定桥，而且还进行了巷战。不管是击溃两个团也好，还是两个旅也罢，又有迫击炮和机关枪，战斗规模如此大，红军相应歼灭和俘虏敌人、缴获的武器装备数量应该也较大，但所有资料中都未提。
疑点9、是谁打的泸定桥
这虽是体系内争功的事情，但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飞夺泸定桥的不确切。在攻打泸定的前两天，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当时执行渡河任务的是红一军团红一师红一团，没有任何争议，那么泸定桥之战为什么争议很大呢？这只能说明过桥没什么组织，也没怎么打，哪个部队到了，哪个部队过桥。
相对而言，覃应机版本比较客观，一是说敌人是杂牌军，后来跑了。民团跑了很正常，两个旅敌人跑了就太不正常了，况且后来也没有报道敌军的指挥员受军纪处罚；二是在有桥板的条件下过的桥（不管是敌人没拆桥板，还是新铺的桥板）；三是几乎没有打。另外，作为红军主力的红三军团在那段时间失去踪影也太不正常。
二、守卫泸定桥的军队是国民党吗？守军到底有多少人？
台湾“国史馆”“蒋中正总统文物002090300030021号”卷宗显示：“刘文辉电蒋中正：据袁旅称俘匪共匪主力由安庆埧夹河窜康定企图由炮山经丹巴合徐及泸定桥李团与沿河之匪奋战等情报”，时间就是1935年5月29日。
也就是说，当时守卫泸定桥的部队，并不是《飞夺泸定桥》所说的国民党中央军，也不是刘湘的军队，而是四川的另外的一个军阀刘文辉的部队。
刘文辉何许人也？他就是四川大地主刘文采的哥哥，人称“西康王”。后反蒋不成，遂联共自保。1949年12月9日率部起义，1955年被授予一级解放勋章。历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四川省政协副主席，国家林业部部长。
红军过泸定桥的时候，也正是刘文辉最失意的时候，一方面，蒋介石想解散他的部队，另外一方面，刘湘也一直在压制他。1935年败走雅安后的刘文辉刚在西康站住脚，5月，红军通过西康地区时，蒋严令刘文辉的24军在大渡河沿岸堵截，而当时的刘文辉，既怕蒋趁机吃掉他，又恐红军占其西康。敌人的敌人自然就是朋友，所以象征性的抵抗的情况下，一切就可以解释了。
从国民党军队的大量来往电报、部署也可以看出，长征故事中说的守桥的国民党24军第4旅李全山团，其实并不驻屯泸定城，而在远处的化林坪一带。驻扎泸定的是步二旅旅部，旅长余松琳。红军到来前夕，该旅就离开了，被派去50公里外的康定，泸定、康定并属的西康地区专员6月3日的通报也表明，步二旅“集中康城附近”，不在泸定。当时国民党无数通讯没有一份讲泸定桥打了仗，只提到红军在去泸定桥的路上，和离开泸定桥之后，有几次小型遭遇战。也就是说，红军5月29日到达时，泸定桥没有国民党军队把守，也没有刘文辉的重兵把守。
一个来自当时守军的回忆录，也侧面佐证了上述事实。
饶杰《我的军人生涯》，引自《南涧文史资料》第一辑第60～61页
1935年红军长征，突破金沙江，攻克会理州，麾军大渡河。当时，我已升为三十八团第三营营长，团部进驻泸定县化林坪，命我营赶赴泸定桥阻击红军北渡。团长面示我营，须让对面的一个自卫团回过泸定桥后才能炸桥。于是，我营到达泸定桥后，我即命令拆去桥面木板，并在桥头筑下临时工事，加强布防，红军一夜急行军九十余里，先头部队于我们布防后第二天拂晓到达桥头。当时，我还以为是我们自卫团的人回来，就上桥楼呼问番号，我的话音未落，忽然对面扫射来一梭子机丅枪子弹，站在我右侧的一个传令兵中弹身亡，我立即卧倒并命令各连进入阵地还击。双方激战两天一夜。红军多次冲锋失利，红军看到我们守桥甚严，于是遣一部从下游水堡处找到一支船渡江，抄在我营后面，截断我营与团部的电话联系，从而使我腹背受敌，我料难以坚守，决定留下一个排在桥头掩护，其余向泸定后山撤退，我命令被留下那个排，一面掩护我们撤退，一面将数百枚手榴弹捆在桥上，然后放火烧桥，想借助于手榴弹的爆炸而炸毁泸定桥，并命令他们必须烧桥后才能撤离。当我们到达泸定后山时，命令开枪，掩护那排人撤离。只见桥头火光四起，熊熊燃烧，可不见铁桥爆炸，始知手榴弹是用火烧不响的。于是，红军得以过桥。
注：饶杰，1911年生人，云南省南涧县人，1928年投身滇军，在滇军李仕达部任少尉排长，后滇军内争失利，在四川木里转而投靠川军。1979年平反，担任南涧县政协委员
上述这段回忆文字却与红军方面另一位人士的回忆文字有接近或吻合之处，这就是时任红三团巡视员的肖锋将军在《长征日记》中的记载，不过肖锋在其日记中记载夺取泸定桥的时间是“5月27日”——早两天。
肖锋《长征日记》中称（第8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8月第1版）
红三团上午从新民（其实当时不叫这个名字，而是叫“海耳洼”）出发赶到泸定桥之时，敌人正“……手忙脚乱地准备放火烧板桥，还没来得及点燃导火索，我们三团侦察排已猛扑到敌人跟前，厉声高喊，‘缴枪不杀！’敌人听到喊声，一下子吓呆了……”。
香港新世纪出版社出版《邱会作回忆录》第五章“艰苦的岁月”写道
中央纵队提前赶到泸定桥，此时泸定桥战斗已经结束。提前过河到东岸的一军团一师（李聚奎为师长）三团（黄永胜为团长）首先向桥头堡守敌发起进攻，拔掉了敌人的碉堡。更为关键的是，敌人已经在铁索桥上埋好炸桥的炸药包，三团勇士迅速拔掉导火索，保住了铁索桥。西岸的一军团二师四团也开火过桥，守敌全部歼灭。过泸定桥那天我特别激动，它哪里是桥呀，是悬在相距近几十米远两岸上的十三根铁链子，九根做桥面，四根作两边的扶手，上面搭了一些板子当桥面，人走在上面时桥就晃来晃去。泸定桥是我一生中过得最不安全的桥，但又是一座最安全的桥，因为过了它，我们就转危为安了。
也就是说，三团已经从其他地方提前过河，守桥的敌人处于前后夹攻中败退，桥板并没有完全撤走，铁链一说纯属无稽之谈。
1935年陈云向共产国际所作的关于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
红军在控制泸定桥之后，中共中央在泸定城举行了会议，史称“泸定会议”。这个会议决定派遣陈云到上海去恢复白区党组织工作。此后陈云就在天全县灵关殿离开长征队伍，作为中央代表去上海。同年9月，又奉命离沪赴苏，参加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的工作。10月陈云向共产国际作了关于红军西征情况的汇报。汇报纪录稿长期尘封在共产国际档案中，1996年被发现，后全文发表在中共中央《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
1935年的汇报中，陈云谈到了大渡河战役中的安顺场之战和泸定桥之战。关于安顺场之战，陈云提到有5个人受伤；泸定桥之战则不同，陈云未提伤亡，描述也比较戏剧化：
我们派出一个最优秀的连队作为前锋，他们双手抓住铁索前进。我们终于找到了木板，大家在前锋连掩护之下爬过了桥。敌人见红军战士如此顽强，大声喊道：“好啦，我们投降。”随即便交出了武器。(《党的文献》2001年第4期第20页)
两种说法比较，覃应机的版本，与陈云做的汇报，吻合较大一些。一切的描述都更支持覃应机的说法，但覃应机的叙述比较平淡，杨成武方面的则比较惊心动魄的描述，受到容易亲睐，更具备大肆宣扬的可能。
三、彭加伦《飞夺泸定桥》的成文背景
红四团飞夺泸定桥的故事，能追溯到的最早文字，是彭加伦写的《飞夺泸定桥》，大约成文于1936年。彭加伦在长征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宣传科科长。
1936年7月初，燕京大学美国讲师、记者斯诺来到陕北采访，这被看作是一个向外宣传，特别是向外国人募捐筹款的好机会。8月5日，毛泽东和军委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联署，发起征稿：
“现因进行国际宣传，及在国内和国外进行大规模的募捐运动，需要出版《长征记》，所以特发起集体创作。各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战斗、行军、地方及部队工作，择其精采有趣的写上若干片段。”
“文字只求情通达意，不求钻研深奥。写上一段即是为红军作了募捐宣传，为红军扩大了国际影响。”
此一征文活动，三个月内共收到稿件200余篇，50万字，由丁玲、成仿吾等人参与编辑，最后由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徐梦秋负责统稿成书，共挑选回忆文章100篇，歌曲10首以及附录等，题名《红军长证记》（又名《两万五千里》）。
既然是为了宣传募捐，自然是故事越精彩有趣、越曲折紧张、越惊心动魄越好。因此上，毫不意外地，彭加伦《飞夺泸定桥》一篇，成为描述泸定桥之战的首选。而斯诺著《红星照耀着中国》中对泸定桥之战的绘声绘色的动人描写，许多都则取材于此。
基于此，美国记者斯诺写道：过泸定桥“是长征中最关键的时刻”。“木板有一半给抽掉了，从岸边到河中心只剩下光溜溜的铁链。在东岸的桥头，敌人的一个机关枪阵地正对着他们，它的后面是由一团白军把守的阵地……谁能想到红军会发疯似的试图从光铁链上过河呢？可是红军却偏偏这样做了……头一个战士中了枪，掉到下面的水流里，第二个也掉下去了，接着是第三个……敌人把煤油扔到桥板上，桥板开始燃烧起来。这时，大约有二十名红军战士用双手和膝盖匍匐前进，把手榴弹一个接一个地扔进敌人的机关枪阵地。”
无论有多少不通之处，由于斯诺的再传播，彭加伦讲述的故事，红四团的飞夺泸定桥故事版本，成为对外宣传的主调。
四、近年解密的国民党文献，充分说明泸定桥守军为刘文辉部
1、川军24军川康边防步二旅与西康专员公署为红军攻占泸定饬发安定人心布告训令
（一九三五年五月三十一日）
为令知事。
查本月感晨（即27日晨——引者注），共匪将我猛虎岗突破后，由磨西面分向泸城猛扑，与本旅激战于冷竹关、雅家埂一带。幸赖官兵奋勇，激战两日，匪势不支，向大烹坝渡河进攻泸定，县城失陷，匪大部进驻县城。前进方向末明，本旅正谋大部出击，收复泸定与雅宁大部，为夹击歼灭之计。九龙、丹巴尚无匪军进犯，冕宁己于艳日（29日——引者注）收复。
康区交通不便，深恐匪情不明，传闻失实。合行令饬，仰该县长即便知照，布告人民一体周知，并传谕各安生理，是为至要，至嘱，着并遵照。切切此令。
旅长余松琳
副旅长章镇中
专员陈启图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选编•四川部分》第159页
2、四川（重庆）行营参谋团川中剿匪工作报告书（节录）
（1935年1月～9月）
匪围攻江油阅四十日之久，经我陆空各军联合痛剿，卒被击溃，狼狈西窜。而朱毛残匪，当我与徐匪激战于嘉、涪两江地区之际，已于五月六日，由元谋以北，渡过金沙江，围攻会理。我第二十四军刘元瑭部樱城固夺，迨薛部先头渡江追击，该匪即舍会理北窜。迄窜至大渡河南岸，勾结刘文辉部赖营之一部叛变，竟于五月二十六日，得由安顺坝上游，偷渡大渡河，企图以主力进窜汉源、荥经，直取雅安。一部进取泸定。嗣经杨森部痛击汉源、荥经一带，刘文辉部堵击于泸定不逞，乘虚进陷天全、芦山、宝兴等处。又被杨部追剿，先后收复截击，其伪干部团投河死者千余。至六月十二日，窜至宝兴以北之大硗碛附近，与徐匪合股。盖徐匪已于五月十六日，乘虚攻陷茂县。二十一日，以一部渡岷江占理番。六月六日，陷抚边。八日已陷懋功也。
——《国民党军追堵红军长征档案史料•中央部分（上）》第543页
五、杨成武版本和彭加伦版本的亲缘关系
彭加伦之子彭查理在《“飞夺泸定桥”的人和事》中写道：
（《炎黄春秋》2010年第3期）
当时的情况是，《星火燎原》编辑部向我父亲征稿，我父亲就把那篇著名的《飞夺泸定桥》一文给了他们，不久杨成武来找我父亲求父亲帮他忙，成全他一个心愿，希望父亲把“飞夺泸定桥”这个标题让给他使用。原因是《星火燎原》编辑部说文章的标题不能重名，而圈内人士都知道“飞夺泸定桥”的标题是我父亲首创的，杨这才来请父亲帮忙。
杨成武对我父亲说，老彭，泸定桥这一仗是我打的，看在咱们这么多年的情义上，你就把这篇文章让给我吧。父亲答应了他的要求，成全了他的心愿，并把自己的稿子从《星火燎原》编辑部撤了回来，所以在《星火燎原》中的文章是我父亲的原文又经过了杨成武增删的文章，署名也是杨成武。
尽管后来也有些高级军事将领，职务和级别都比杨成武高，要为我父亲“正名”，都被父亲拦下了，父亲说，我与成武同志几十年的感情还抵不过五个字吗？！不要再提这件事了。从此“飞夺泸定桥”成为杨成武将军的专用词汇。直到纪念红军长征六十周年之际，史学界又把我父亲这个《飞夺泸定桥》的文章“之父”搬了出来。
六、邓小平盖棺定论，飞夺泸定桥战斗情节纯属虚构
1982年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与邓小平会面时谈及飞夺泸定桥，邓说，“嗯，在我们的宣传中那就是这样了。我们需要表达我们的部队的战斗精神。事实上，那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军事行动，没什么大不了的。另一边是使用老式步枪的军阀部队，而且人数也真的不那么多，但是我们觉得必须要将此戏剧化。”
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斯坦福大学的演讲：
At that point, Chairman Dong smiled and said, “Well, that’s the way it’s presented in our propaganda. We needed that to express the fighting spirit of our forces. In fact, it was a very easy military operation. There wasn’t really much to it. The other side were just some troops of the warlord who were armed with old muskets and it really wasn’t that much of a feat, but we felt we had to dramatize i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