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谈网记者赵亮编译报道）《时代周刊》11月25日发表了Michael Schuman的文章，题为“中共最大的障碍是中共自己”。
文章说，萦绕中共最高领导人一个有趣的难题是如何应对1989年夏在天安门广场上高涨的抗议运动。没有配套的政治自由，中国新兴的自由市场改革会成功吗？邓小平认为政治开放会削弱中国已经取得的经济发展。如果不平息该抗议运动，根据《天安门文件》一书，他警告说：“我们所有的成果都会白费，中国将出现历史性的倒退。”
当时的中共党总书记赵紫阳则认为，政治和经济改革是不可分割的。“必须把政治改革作为一个优先事项”，赵紫阳说，如果不这样做，“不仅更难处理经济问题，而且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只会变得更糟。”
我们都知道谁赢得了这场辩论。直到今天，近四分之一世纪后，中国仍在执行邓小平在1989年所做的决定。虽然比起前几十年共产党的统治，中国人民有了更多的自由——出行、交流、学习，但那个强大的党仍然“至高无上”，政治改革领域和经济自由化仍然或多或少分隔鲜明。
根本的问题从来没有真正得以解决。党仍然认为，没有政治自由化，中国仍然可以不断创新和提高竞争力。而在西方，许多人认为若要走向现代经济，就必须享有政治自由化。迄今为止，中国经过30年马不停蹄的经济增长和工业扩张，这很容易让人们觉得北京在这一点上也许是对的。然而，中国的经济越往前发展，就越需要削弱党对国家的控制这种改革。在这里，我们发现，对未来中国经济的核心挑战是：共产党是否愿意实施改革，迫使自己的权力减弱？
在11月初，党的三中全会承诺要进行广泛的大胆改革，从放宽备受争议的“一胎化政策”，到解除一些国家垄断。其中许多是直接针对中国经济最急需的——加强金融部门、放开价格和利率、提高国企的管理。
但现在，我们必须要看中国的领导人实际上能做到多少。他们给自己留下了大量的回旋余地，因为他们没有承诺任何明确的时间框架。
在任何情况下，要把这样一个范围广泛的改革变成现实，都将是艰巨的任务。但真正的障碍可能是政治和经济改革之间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如果实施三中全会承诺的政策，本质上会带来减少国家在其中的干预角色。中国要前进，党必须放开手中控制的缰绳。
北京会愿意吗？对于改革，党的领导人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预计这些新政策的施展将是缓慢的。官员们已表示，甚至是期待已久的放宽“一胎化政策”，也不会很快实施。也许最重要的是，习近平在承诺一个更自由的市场经济的同时，又在收紧党对互联网及言论自由的限制。他还设立了一个新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一些分析师认为，这是进一步集权的做法。
如此看来，习近平正在谨守邓小平的方式——让经济自由化，同时牢牢掌握政治。或许他能够加强和推动经济，同时又维持政治现状。或许，他的改革将因为不愿放弃政治权力而失败。在这个关键问题上，事情如何发展将可能决定着中国的未来。
原文：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Biggest Obstacle is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