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三中全会的成果，上周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其中对于改革的强调，超出了此前众多预测，令向往改革的人士为之振奋。未来五到十年，此文本必然会成为中国政治运行中重要的论述资源。不过，《决定》内容过于混杂，既有重要的原则性表述，比如强调“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也有对一些细枝末节问题的重复，比如要求“不设重点学校重点班，破解择校难题，标本兼治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等等。再加上中共的文件，一向喜欢将微言大意隐藏在细微的用词变化里，令人不易理解，这自然会影响到未来对于《决定》的落实。
按照新华社的说法，本次《决定》所提到的改革举措有300多项。泛览全文，会发现有些举措非常实在，可以立刻获得落实；有些则比较虚化，因为表述模糊，必然引出不同解读，距离冀望改革的人士所理解的落实，恐怕也会有遥远的距离。那些以“探索”、“鼓励”、“积极发展”、“最大限度”等定语开头的举措，便属于表述模糊的例子。比如，《决定》讲到要“探索推进国有企业财务预算等重大信息公开”，但这里并没有给出时间表，这种探索在一年之后就有了成效，或者十年后才有成效，都不违反《决定》的意思。再比如，《决定》提及，“最大限度减少中央政府对微观事务的管理”，这里也并没有提及，什么样的事务才算微观事务。中学要不要设重点班、高考要不要分科，这些算不算微观事务？
所以，尽管《决定》在改革议题上，有很多大胆而丰富的表述。但是，如果我们对这些改革举措进行区分，会发现有些内容仅仅是表达一种意向，中共中央对于这些举措会不会落实，可能本来就不上心。而有些举措，则比较细致，或者是给出了具体的时间表，或者是在推动某项政策从有到无或者从无到有。这些举措有没有落实，很容易获得验证。比如，《决定》明确提及“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二零二零年提到百分之三十”。再比如，《决定》“在符合规划和用途管制前提下，允许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出让、租赁、入股，实行与国有土地同等入市、同权同价”、“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废止劳动教养制度”等等。
对于那些表述本来就比较虚化和模糊的政策，因其解释过程中的可伸缩性，我们甚至无从判断它们是不是真的在落实，至于它们的阻力，更是无法分析了。只有那些可以获得验证的改革举措，我们应该认真对待，因为他们是本次三中全会最明确的成果。而他们在落实过程中所遭遇的阻力，应该也将是中国整体推进改革过程中的拦路虎。因此，有必要在此做细致分析。这里，我试举几例，以分析改革所遇阻力的类型，或许有助于了解中国当前反对改革的力量究竟来自哪里。
1，计划生育改革的阻力。过去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政策，令中国产生了一个强势部门，就是计划生育委员会。他们具有类似暴力机构的权限，可以强制执行结扎、流产、罚款等。计划生育政策变化，不止影响计生委的利益，甚至将动摇计生委存在的价值。今年两会期间，在国务院的机构改革中，计生委已经与卫生部合并，组成了新的“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想必，这是为了避免计生委的阻力，中央提早做的布局。
2，国企利润上缴财政的阻力。《决定》文本中，具体列出了时间表的改革举措并不多，国企上缴利润是一项。由于中国政府的扶持，在石油、电力、航运、能源、粮食等领域，中国的国有企业已经成为世界市场上的巨无霸。虽然中国的国企按规定属于“全民所有”，但是作为所有者的人民大众，不止无法发挥处置自己财富的作用，甚至连国企利润也无从分享。现在，要国企放弃霸占人民的财富，尽管只是利润中的百分之三十，也必将遭遇阻力。这阻力正是来自国有企业系统。
3，农地入市的阻力。三中全会之后，尽管附加了诸多限制条件，但是农村集体用地进入土地流通市场的问题，从过去的不允许，变成了允许，达到了政策上从无到有的巨变。但是，在地方财政仰赖卖地来为维持的情况下，农地入市，无疑会冲击土地市场，影响卖地收入。这必然影响各地方政府利益。所以，最大阻力来自于享受土地财政的地方政府。
4，建立违宪审查制度的阻力。《决定》文本中，有一句很令主张体制改革者兴奋的话，“一切违反宪法法律的行为都必须予以追究”。计划生育政策写入了宪法，而且由国务院领导，按《宪法》规定，调整计划生育政策，应该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但现在中共中央全会已经直接宣布，“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这算不算违反宪法呢？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三中全会之后，《决定》文本中的那些众多的改革举措，如果真的要落实，至少可能遭遇来自某个行政系统（比如计生委）、某种市场主体（比如国企）、地方政府，以及中国共产党本身的阻力。他们也可以被一个笼统的词汇所概括，便是“既得利益集团”。当然，落实改革所遇阻力，也不限于以上所举的这几种类型。这是我们在为三中全会的成果振奋之余，应该要考虑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