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煌煌数万言的《明史》，涉及唐伯虎的文字充其量不足百字。这位被誉为“吴中四才子”之一的杰出画家、文学家，更多是鲜活在坊间笑谈、话本传奇、评话弹词、戏曲剧本里，因此免不了带有多彩的俚俗情调。
《中国绘画史》中称，唐伯虎“赋性疏朗，狂逸不羁，与同里狂生张灵，纵酒不事生业，尝刻其章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在很多人看来，唐伯虎似乎是一个嗜酒如命、轻狂风流的公子哥儿。
这实在是折煞、屈煞唐解元也！从史料看，目前所知第一个谈论唐伯虎自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是明代的阎秀卿，在《吴郡二科志》中说唐伯虎科场蒙冤后，“图其石曰：‘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经考证，《吴郡二科志》是自娱性很强的阎氏个人笔记，不是史籍，且并未发现阎与唐有什么私人往来。据此作为研究唐伯虎的资料并不可信。其次，从广为流传的“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篆文印章看，石章有5。5厘米见方，白文朱底，与唐伯虎通常画幅的大小并不相称，其刀法与字体匠气十足，缺少文人的书卷气。唐伯虎于明正德十年（1515），搬迁至桃花庵，曾刻有“桃禅仙吏”闲章来表明他消沉落泊的心境，同时还写下绝句一首：“生在阳间有散场，死归地府也何坊。阳间地府俱相似，只当漂流在异乡。”此时，年已半百的唐伯虎贫病交加，连郎中都请不起，那还有闲情逸致为自己再刻一方“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印章呢！
唐伯虎（1470—1523），字伯虎，一字子畏，号六如居士。他工诗、善画，书法也写得相当出色。所作山水、人物、花鸟均有极高的艺术造诣，为“吴门画派”的代表人物。他出身贫寒，其父唐广德在苏州阊门内皋桥吴趋坊口开一家小酒店，兼卖些卤菜。明弘治十一年（1498）唐伯虎参加乡试，考中解元。当年，吴县府衙举办“中秋雅集”，一个“体制内”的官员作家即席赋诗，唐伯虎“蔑然一笑，斜睨之。”（《吴县志》）“睨”，就是斜着眼睛看，不屑一顾的样子。可见少年唐伯虎着实“傲”得不轻。在赴京会试时，他不幸受到科场案牵连，吃了一场冤枉官司，被谪为小吏，耻而不受，遂返回故里——这是唐伯虎的人生转折点——此后，他不再热衷功名，对缙绅社会所尊奉的价值体系持蔑视和对抗的态度，有意在绘画方面张扬个性，自诩“傀儡一棚真是假，骷髅满眼笑他迷”。他生活清贫，靠卖画为生，“闲来写幅丹青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后移居城北偏僻处造了几间茅草屋，谓之“桃花庵”。他死后亦葬于此（至今有巷名“唐寅坟”），明嘉靖二十年由其亲属移葬至苏州西郊横塘王家村祖坟旁。
唐伯虎是一个“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的有个性、有艺术追求的人，尤其是在“科场案”后，仕途失意，饥寒交迫，使他绝灭了入仕的念想，一门心思扑在艺术追求上，并且更加张扬鄙视世俗的个性。这与吴中作家对政治普遍采取冷眼旁观的态度，淡薄仕进，不拘礼法的共同追求是合拍的。唐伯虎《把酒对月歌》就是这种心态的写照：“我也不登天子船，我也不上长安眠，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唐伯虎在完成从“仕进”读书人到“自由职业者”的蜕变中，其经历的苦痛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当画幅的销路好起来后，他也过上一段潇洒而快活的日子，但这段时光毕竟很短，很快就疾病缠身了。可以说，唐伯虎的一生是艺术上个性张扬、性格上孤傲且自卑的一生，是身心双重痛苦且傲然视世的一生。
法国作家罗曼•罗兰曾经说过：“艺术家都是上帝的宠儿，但上帝让他到世间来就是吃苦的。”唐伯虎也许就是这样一个上帝派到世间来吃苦的天才艺术家。清代名士尢侗在《吊唐解元墓》的概括是颇为客观的：“才人无禄又无年，生死悲欢总可怜。梦断东都空岁月，香销南国尽风烟。”
还原唐伯虎，就是还原一个知识分子的悲剧命运和人生苦旅。再多戏说，也难掩血的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