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公安局城市轨道交通总队徐家汇站治安派出所的警官们大概做梦都想不到，自己发的一条微博竟然会掀起一场全国范围内的舆论口水仗，激辩的主题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究竟是上海人排外还是在沪外地人文明素养低下？
那个名叫“轨交警花”的官方微博发布的是一个被媒体称为“乞讨排行榜”的东西。它说，“自2008年以来，在进综合执法工作站次数的排行榜上，22岁的何某以309次位居第一。他来自辽宁，暂住在火车站附近，文盲，脚上有残疾。88岁、来自安徽凤阳的陈老太以302次暂列第二。据警方透露，她下午与老乡打麻将，赢钱就不出来，输就出来讨点赌资；25岁的包某排第三，他与老婆一个吹笛一个卖唱，但两人都是开音响假唱。”
微博还称，这些“职业乞丐”月入过万，出入肯德基甚至高级饭馆，还经常演戏欺骗好心路人，直至拉拉扯扯胡搅蛮缠……显然，“轨交警花”的意图是提醒地铁乘客不要上这几个诈乞者的当。
该微博随即招徕一些尖刻批评，外埠相继有评论员发表评论，认为上海轨交的这种做法侵害了这些行乞者的公民权利；例如《“乞讨排行榜”还是不要了吧》（见8月19日《新京报》）、《“乞讨排行榜”是种示众式羞辱》（见8月20日《华西都市报》）、《“乞讨排行榜”考验城市管理雅量》（见8月21日《广州日报》）、《“乞讨排行榜”警示公权应有边界意识》（见8月20日《荆楚网》）等……当《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曹林写出“何苦为难穷人”这样的话语时，原本想要主动做点实事的“轨交警花”遭遇到了巨大压力。
在争论的另一端，却是“轨交警花”“向地铁乞讨说不”的呼吁获得了上海市民如潮的响应和本地媒体一边倒的支持。上海媒体纷纷摆出一付低调理性的姿态予以反驳，8月20日的《东方早报》在头版刊登题为《市民支持轨交警方整治强行乞讨》的报道，“揭露”了的那些职业乞丐的各种丑态。文章还援引上海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顾骏的话指出，“管理部门发布这个排行榜是一种无奈，应该谈不上一种歧视……强讨者利用人们的同情和怜悯，将之变成一种发家致富的法宝，这种行为是违背社会道德观念的。”这进一步遭到了外地舆论更加尖锐的批评。
这种对峙局面的形成，非常不幸地使一场原本应当是围绕有关公民权利与执法尺度展开的讨论，异化成为了一场围绕“上海人”与“外地人”之间“地域歧视”的骂战。
在微博上，一些情绪激动的上海网民抱怨在上海打工的外地人“不遵守社会公德”、“素质低下”，认为他们“没有资格管上海的事”，甚至要求他们“滚回去先把自己那块穷乡僻壤管好”……
而“外地人”则反唇相讥上海市民“小气”、“排外”，只知“崇洋媚外”，批评“上海人没有资格觉得自己高高在上”，强调“上海是全国的上海”……
事实上，这种情形的出现已有一段时日了——绝大多数牵扯到沪籍与非沪籍人士的争端，或由外地媒体发起的涉及上海事务的批评，最终几乎都会演变成沪与非沪的身份与地域文化之争。而围绕“电台开办沪语节目”、“公交车增设沪语报站”之类事关本土文化传承的讨论，更是每每变得意气用事。
几年前，上海发行量最大的《新民晚报》社区版曾刊登过一篇小文章，戏称“在陆家嘴一带（位于上海浦东新区的CBD，上海的金融中心）说上海话的都是穷人……”一句自嘲式的玩笑话，居然在市民乃至政府高层引发轩然大波。
这一系列夸张的反应，都暴露了过去曾自诩高人一等的上海市民内心深处的巨大焦虑。
最近公布的最新人口数据有力地解释了这种焦虑的出处：截至2012年6月，上海实有人口为2433.4万，其中外省市来沪常驻人口达到982.3万，比2000年增长了183%……这种外来人口的巨量涌入，在给上海带来人才、劳动力和发展活力的同时，也难以避免地与本地习以为常的社会秩序、文化传统发生越来越多的冲突。上海中心主义者们认为，对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产生最直接影响的，是这些外来移民大量挤占了本已稀缺的教育、医疗等福利资源，提高了犯罪率，并使城市的整体文明素质出现下降……
当然，上海并不是唯一面临外来人口和本地文化紧张对峙的城市，北京、广州也面临同样的问题。但由于上海特殊的半殖民历史，使之很大程度上与香港人对待大陆的心态更为接近。所不同的是，上海没有一道栅栏和一个边检站可以把自己这个“现代化孤岛”与潮水般的“前现代内陆移民”阻隔开来。
如果说，上世纪90年代的上海还沾到了中央政策不少光的话，过去10年北京政治风向的变换则进一步加剧了上海人的焦虑与失落。只不过，由于这个话题既不符合中国官方意识形态的“政治正确”，又容易捅了底层民意的马蜂窝，所以，长久以来大多数人在台面上一直缄默不语。
在关于轨交“乞讨排行榜”的激辩中，沪上一位老资格的媒体人、《新民周刊》主笔胡展奋所发的微博集中体现了沪人身上的这种焦虑：“到处都是‘烧香赶走和尚’的景象！一个城市已经‘宽容’到连自己的方言都快消失了，还在说它‘排外’，这一刻，你们要求沪人都是圣人，你们且自问能否达到如此境界？可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啊！”
将近60年以前，我的父母从江阴对面的海门（隶属于江苏省南通市）农村来到上海，追寻他们心目中更加美好的生活。虽然至今依然乡音未改，但他们好像从未觉得自己是“外地人”，周围人也似乎从未因为他们的口音不是纯正的上海话而认为他们不是上海人。但我相信，他们一定坚决地认为，自己亲身参与了现在上海人引以为豪的那种“城市文明规范”的建构，他们就是上海人。
说起上海，无论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第一反应就是外滩。确实，外滩这个名词对于上海和上海人，就像黄河这两个字之于中国和中国人——它不仅浸透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记忆，也生动地展现了这个城市独一无二的精神气质。
作为中国最年轻的城市，现代上海其实本就是一片“滩涂”。它最令人向往的地标不是什么“宫”、什么“殿”，或什么“关”，也没有高大巍峨的城墙和宽阔坚固的护城河。上海，还是中国唯一一座没有书写着典雅名称的“门”的城市。这个事实，仿佛从反面告诉所有人：这座城市没有围栏、没有大门，任何人都可以来，可以凭借自己的智力、勤奋和运气打拼出一片天地。
所以那时候，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也是“创业者的天堂”。总之，这就是“滩”的精髓——开放、自由，同时当然也伴随着冷漠和势利。但这已是我们对过去那个“大上海”的残缺记忆。
上海无疑是中国乃至整个东亚第一扇面向西方和现代开放的门户，然而，种种先天不足和后天失调却终究使得上海文化被煮成了一锅“夹生饭”，身处传统与现代、农耕文明与工商文明的纠结交锋之中左右为难、进退尴尬。
多年以来，上海就像一个被一群满怀敌意的“乡村”及“衙门”包围着的“半吊子城市”。我所说的“先天不足”，主要源于上海的所谓“先进文化”是外来者强加于中国的；而“后天失调”，则是指上海这座“城市”自1949年以后的文化自我封闭。
不管上海在中国追寻“现代转身”的漫长历程中领先了多少步，有多么充分的理由用“咖啡文化”嘲笑“大蒜文化”，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年轻的城市如同这个古老的国家一样，远没有最终完成这一曲折艰辛的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