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纽约租住的房子，据房东说，房龄已近百年，她是20世纪80年代来到这里买下的。这让我想到，中国各地城市少量的百年大杂院，住户已不知换过多少轮，但历任住户可能都未曾自己花钱买下房子。
从各种产权的不正常变更中，人们常常能看到历史的血与火，即使流血的人，被火烧焦的历史都已经“Gone with the wind”（《飘》或“随风而逝”），但只要稍加琢磨，依然可见血色黄昏里劫掠屠杀的过往，无论它被如何千方百计地掩饰。
拜占庭大帝查士丁尼的《法学总论》给正义下了一个经典的定义：“正义就是使每个人得其应得的坚定而恒久之愿望。”问题在于，什么是“得其应得”，对于每个人而言，怎样的所得是应得的。
以现代以色列建国史为背景的电影《出埃及记》中有首著名的主题曲，是这么唱的：“这片土地是我的，上帝给了我这片土地，这片勇敢和古老的土地，……如果使它成为家园必须战斗，我将战斗到死，这片土地是我的。”这，也许就是64年来阿以冲突难解难分的原因：大家都觉得“这片土地是我的”。以色列人说这片土地是很久很久以前上帝给我的；阿拉伯人说，安拉保佑，这片土地是我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园。尤太人固然可以买下土地，但是否可以因此将阿拉伯人赶走？什么是阿以冲突中各自的得其应得？
这种大到千千万万人为之战死的国际事务如此难断，小到鸡毛蒜皮的个人琐事也类似。《伊索寓言》里狼为了吃羊，捏造的理由之一就是小羊曾经骂过它，小羊说那会儿自己还没出生，狼说：“你这个小坏蛋！说我坏话的不是你就是你爸爸，反正都一样。”中国人有父债子还的习俗，债务不会在一代人之间了结，没有破产一说，所以无论是金钱债、人情债，还是血债，至少名义上都会代际遗传子子孙孙无穷匮，虽然最终不免各自相忘，但并不妨碍在其他人际环境中制造新的仇恨性债权债务：比如历史上各个新朝都有所谓“打土豪分田地”。
余华在《活着》中写过这么一段脍炙人口的情节，徐福贵吃喝嫖赌，把家产败光输给了龙二，“解放”后，“村里开始搞土地改革了，我分到了五亩地，就是原先租龙二的那五亩。龙二是倒大楣了，他做上地主，神气了不到四年，一解放他就完蛋了。共产党没收了他的田产，分给了从前的佃户。他还死不认账，去吓唬那些佃户，也有不买账的，他就动手去打人家。龙二也是自找倒楣，人民政府把他抓了去，说他是恶霸地主。被送到城里大牢后，龙二还是不识时务，那张嘴比石头都硬，最后就给毙掉了。”龙二临死时对福贵说：“福贵，我是替你去死啊。”于是福贵得出了一个荒谬时代正确的荒谬结论：“毙掉龙二后，我往家里走去时脖子上一阵阵冒冷气，我是越想越险，要不是当初我爹和我是两个败家子，没准被毙掉的就是我了。”
这种暴力强抢土地、房屋等财产并冠以各种名目的抢劫杀人绝不是小说家的创造，而是活生生的现实。大量的史料里记载了这些惊心动魄的血腥故事，张成洁在《苏南土地改革时期斗、打偏激现象的历史考察》一文中有个极小的切片考察，据她根据江苏档案馆有关资料的统计，仅仅在苏南，土改期间“松江专区奉贤县五个乡被斗争245人，其中被打者218人；嘉定县马陆区被斗36人，其中被打者31人。镇江专区高淳县游山、北达等四个乡斗争177人，其中有115人被吊打；丹徒县均益、朝阳等六个乡斗争160人，其中96人被打。常州专区江阴县沈舍乡在26次斗争中被打死的有三人，打得半死的有四人，被小打的有169人；宜兴县寺前乡斗72人;武进县遥观乡斗了四人，打三人……。整个苏南斗争了25754人，镇江专区打了6772人(其余几个专区被打者的总数不详)，苏南在斗争中共打死60人，其中镇江专区四人，常州专区六人，松江专区50人。”
窥一斑而知全豹，可以想象一下整个中国大约会有多少龙二或输了家产之前的徐福贵被斗、打、杀，仅仅因为他们手里有土地。不仅是中国，所有共产党国家都以消灭私有财产为己任，消灭的方式是由共产党将最重要的财产土地、房产等强抢为己有或短暂地分给穷人而后收回，他们消灭自然形成的地主，从而将自己变成古往今来最大的唯一的垄断性地主。
在前年北京的一次聚会时，前社科院美国研究所所长资中筠先生曾对我说过，她年轻时因为自己出身银行家的家庭而总是带着原罪感，总觉得自己的富裕是有罪的，直到经历了诸多风雨之后，才逐渐将心态调适到正常状态，即同情底层，但并不认为自己有罪。资先生的这一心路历程，至少部分诠释了诸多知识分子服膺甚至投身共运的原因。
自从160年前马克思创立了旨在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理论之后，这一错误的政治、经济、社会学主张疯狂席卷半个世界，并在东方建立起两个庞大的官僚帝国，在这过程中，不仅仅是大量穷人为这虚幻的天堂欢欣鼓舞，更有诸多出自有产家庭的知识分子甚至部分家财累万的企业家都服膺、宣传此学说，仅仅以被蛊惑为由显然无法解释。共产党为什么能煽动起穷人去斗、打、杀人？除了部分地痞流氓以及暴力胁迫以外，还有人类普遍存在的嫉妒心理，除了这三项之外，还有一项人们往往忽视或心有所感却难以嘴上成辞的原因，就是直觉上对贫富差异的反感，无论这贫富差异是来自不公正的制度，还是来自别的原因，统统都被模糊而笼统地归入不公正之中。
当一个特权制度转型为平权制度之后，独立的司法或许至少可以解决部分的不公正问题，哪怕无法解决所有不公正问题，如此，新的平权制度至少在理论上可以将原先的特权制度终结，从而使得社会从此在绝大部分领域走向人们能够“得其应得”的公正状态。但这依然是个理想状态，因为并不存在一劳永逸的良制，即便如此，人们依然可以企望在发现任何新的不公正之后借助制度的力量和人的努力来校正。然而，现实往往没有那么顺利，有时缺乏新经验的人们会为了换轨而将路基整个铲掉，于是，旧轨虽然因此而崩溃，而比旧轨优越的新轨却也难以建立，此时黔驴技穷的人们会在无意识中修复旧制度——但它可能比旧制度还糟糕，拥挤的历史因此滑到更可怕的轨道上去。于是，新的不公正将重新开始，新的特权甚至可能因为废除旧特权而更为坚挺，只是换了一批从中获益的人，就像拍死旧蚊子，来了新蚊子。
特权制度造成的不公正，通常都是两种时间意义上的，即它是当下的不公正，也是历史的不公正。没有理由认为一切结束历史不公正的行动都将同时结束当下的不公正——共产党篡夺国家政权的历史恰恰表明它既无能终结历史不公正，且又造成更为严重的当下不公正，甚至将带来严重的未来不公正。仍以共产党中国的土改为例，当年被屠杀被抢劫的“地主”、“富农”们，显然当代共产党从未想过要对他们及其后代进行基本的“国家”赔偿，而庞大的共产党特权阶层也未曾想过要归还他们盗取的国家财富，如果将来走向平权制度，在取缔共产党特权之后，如何对共产党进行经济和司法清算呢？共产党官僚特权阶级的得其不应得至少在理论上还比较易于理清，而那些共产党官僚裙带以及通过跟共产党官僚勾结而攫取巨大财富的不法商人们，他们的得其不应得如何清算则难度大得多。
迄今为止的政治转型史似乎并没有提供足够的经验让人们尽善尽美地解决转型正义问题，“得其应得”这四个如此普通的字眼，要在历史时空中实现却难乎其难，可以说要完整地实现它是不可能的。无论南非、东欧，还是苏联，都没有也不可能给人们留下心服口服的最佳方法。美国在其立国时因为承认奴隶制的正当性，除了导致内战，还造成白人种族意义上享有的特权之债无以清偿，从而成为今日美国部分领域过度平权造成对白人实际不公的缘由。这便是公正在历史中的吊诡之处：凭什么因为黑人在历史上遭到的不公正待遇要现在的无辜白人去承担历史性的后果？这也是一种父债子还吗？它是一对一的代际继承的吗？——显然不是，即便是也不应该如此解决，更何况不是，那么它就是无解的。于是，问题只能转到如何最大限度地消除不公正，最大限度地实现正义。
鲁迅有句常被人引用的诗：“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这似乎也可看作人类普遍渴望的某种理想状态的隐喻：个人恩怨故可随缘而安，各人自选，社会恩仇的化解则需要智慧而公正的制度，需要明是非知黑白晓善恶前提下友善的人心，还需要那么一点点对不完美的宽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