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 年 11 月 16 日，在巴布亚新几内亚莫尔兹比港一所学校外，人们挥舞着旗帜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来访 （路透社）
据非洲财经通讯社援引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CESA）近日发表的一份报告显示，中国正在发起一场影响非洲媒体格局的大规模攻势。该智库认为，中国对非洲媒体领域投资的激增是中共通过塑造发展中国家的信息环境来获得影响力的全球战略的一部分。
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专家保罗·南图亚近日在一篇题为《中国塑造非洲媒体空间的战略》的长文中指出，中共将媒体视为“讲好中国故事”的战场，这句话是中共总书记习近平在2013年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的。中国执政党根据自己的政策，将媒体视为一个战场，可以在不使用武力的情况下宣扬自己的思想和政策，并抹黑对手的言论和政策。 中共经常引用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策略来描述他们的媒体宣传攻势。
中国最大的媒体集团新华社在非洲设有37个分社，与二十年前的屈指可数相比，有了显着的增长，这让任何其他新闻机构都相形见绌。新华社与肯尼亚国家媒体集团签署的内容共享协议使新华社能够接触到东非和中非4个国家的8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2800万社交媒体粉丝、1130万月观众和9万日报发行量。 根据这些协议制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来自非洲记者，这使得他们的亲华信息不那么明显。中国媒体平台上的很多节目也带有非洲风情。 例如，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推出的《非洲现场》、《非洲风云》、《非洲面孔》等节目展示了非洲成功人士的成就，深受非洲观众的欢迎。
另一家中国媒体巨头四达时代是中国在非洲的最大数字电视运营商，也是非洲第二大媒体，仅次于撒哈拉以南最具影响力的南非数字卫星电视 DSTV。 四达时代正在20个非洲国家的1万个农村家庭安装卫星天线，将其与中国数字电视连接，进一步融入非洲大陆。
许多非洲年轻记者由中国媒体出资在中国接受培训。仅在肯尼亚，中国媒体机构就雇用了500名记者和当地工作人员，每月发送新闻1800条。在中国接受培训的肯尼亚资深记者约瑟夫·奥丁多（Joseph Odindo）是东非和中非最大的媒体集团肯尼亚旗帜集团的前编辑总监，他指出，在旗帜集团工作期间，他必须密切关注自己的员工队伍。他说： “我们必须制定一个图表，以便能够谁在何时去参加中文培训，谁应该回来，谁是下一个，否则你会发现你的新闻编辑室的半数雇员都在 北京接受培训。”
中共媒体渗透非洲媒体生态系统，可能会扭曲非洲的信息空间，影响公民对治理、社会和经济等一系列问题的辩论。 中国支持的媒体会对当地政权进行正面报道，并扩大其政治议程和叙述。 这使得当地政权在对待中资投资项目时会不顾反对者的疑虑。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肯尼亚旗帜集团在发布一份关于中国路桥集团承建的标准轨距铁路腐败案的调查报告时遇到的麻烦，该铁路是肯尼亚有史以来最昂贵的基础设施项目。时任《旗帜周刊》编辑奥丁多表示，中国大使馆曾要求周刊立即停止负面报道，随后，使馆终止了对刊物的资助。
所谓“正面报道”破坏了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各地兴起的独立调查新闻传统。正如标准轨距铁路腐败案例所展示的那样，人们还担心中国媒体的大力渗透会影响公众的看法，从而促进中国的利益，损害非洲公民的利益。
资金匮乏限制了非洲独立媒体机构的数量，这为中国扩大在非洲媒体领域的影响力提供了机会。中国媒体能在非洲开展宣传业务，很少有非洲媒体能像中国媒体那样在中国开展业务。美国民主倡议与研究组织“自由之家”针对全球30个国家展开的调查中，只有半数国家拥有抵御中共媒体渗透的能力，原因就是缺乏财务独立性，再有政府对媒体独立性的持续攻击削弱了自由媒体为人民发声的功能。
中共打造非洲媒体空间战略手段之一是启用非洲记者按中共宣传标准讲述非洲故事。非洲记者成为中共叙述和信息传播的代言人。这与20世纪90年代中国记者占主导地位的情况发生了转变。这些非洲记者通常是从地方媒体高薪招募来的。 每年都有数千名非洲记者参加中国媒体交流。中非媒体合作论坛定期召集非洲和中国创作者，就全球热点问题形成共识。
中国使用一系列工具渗透非洲媒体生态体系。中非新闻中心将非洲记者安排在中国媒体机构进行为期10个月的实习，他们在中国新闻编辑部工作，报道中共高层的活动。 “一带一路”记者圈将非洲记者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同行联系起来。另外，近两千名非洲专业人士受益于中非合作论坛（FOCAC）每三年提供的除新闻业以外的其他领域的培训名额，而记者也是其中的一部分。 中华全国记者协会与中共统战部密切合作，负责管理中国与非洲记者联合会的联系，该联合会拥有超过15万名会员。
2018年4月19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正式挂牌成立，对内统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即“总台”，对外统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由原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三台合并而成，是中共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的结果。中国之声由国务院直属，主要职责为“宣传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统筹组织重大宣传报道，引导社会热点，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中国之声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媒体平台。
美国智库非洲战略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保罗·南图亚在近日发表的一片题为《中国打造非洲媒体空间战略》的长文中指出：中宣部通过全球最大的媒体平台“中国之声”监督中国宣传，中国之声将新闻媒体整合为一个单一的载体，其主要任务就是“夺取话语权”，即夺取“发言权和被倾听权”。
文章特别指出，资金是“争夺话语权”的关键。中国媒体集团为许多因设备简陋、工资低廉和预算紧张而苦苦挣扎的非洲媒体提供财务支持，以期他们用“正面报道中国”予以回报。为了强化中国的声音，中宣部提供免费内容，与政府和私营广播公司签署内容共享协议，支付丰厚的补贴，提供最先进的设备，收购有影响力的媒体集团股份，并提供中国顶级的内容。
训练有素的肯尼亚记者鲍勃·韦克萨（Bob Wekesa）将自己视为中国的“免费代言人”。 这意味着非洲记者似乎无穷无尽地前往中国进行免费旅行，在那里他们接受一流的待遇和导游，同时被灌输正面的中国形象和体验。韦克萨表示，“中国老师不会直接告诉你要亲中，但如果你足够敏锐，就会明白，他们期望你做一些不言而喻的事情作为回报。”
中共在媒体发展、媒体攻势和叙事管理方面的政策架构是多方位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PLA)也参与其中，将认知宣传战与陆、空、海等其他战争种类相提并论。中国国防大学政治学院军事宣传教研室资深教育家段文岭和刘家丽表示，中国的媒体战是一个“塑造目标受众认知、定义和传播的宏观框架”。用习近平话说，就是“读者在哪里，观众在哪里，宣传报道就必须把触角伸到哪里。”
每五年举行一次的中共全国代表大会定期通过决议，以加强中国的国际交流、提高“中华文化的全球吸引力”和“构建对外话语体系”。这些内容由中央宣传思想文化工作领导小组（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转化为政策。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是由高级政策制定者组成的小团队，负责协调整个政府和政党的政策实施。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CLG）控制着中共和中国政府的所有宣传和信息发布。该委员会由蔡奇领导，他是中国最高领导机构、七人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第五位成员。他还是中央办公厅主任和总书记（习近平）办公室主任。蔡奇的代理人是中宣部部长李书磊。中央宣传思想领导小组由高层人物领导的事实，凸显了中共对国际媒体运作的重视。他们的职责范围包括中共宣传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以及中共统战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国际政治协商会议等其他政党机构。这些部门都在不同的非洲国家开展业务。
肯尼亚提供了中国如何巩固其在非洲话语权的相关案例研究。2006年，新华社在内罗毕设立非洲总部——这是北京以外最大的分社——紧随其后的是中国国际电视台、中国日报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它们在内罗毕高档郊区韦斯特兰的同一栋大楼里工作。从那里，他们以多种当地语言向非洲其他地区传输内容。
中共打造非洲媒体的努力是通过一系列战略（包括虚假信息传播策略）多方位地控制信息流。这些策略相辅相成。中共用来影响媒体报道的方法往往是不透明的，并且违反非洲记者的职业道德，比如人为地传播虚假信息误导受众，特别是在社交网络的匿名对话中。这些媒体和虚假信息策略经常结合使用，通过多种媒介扭曲非洲的信息生态系统。比如，中国驻非洲外交官在Facebook上分享中共官媒新华社文章，文章将立刻由大量虚假账户转发，以扩大网络影响力。在津巴布韦，中共散布虚假信息，声称有阴谋破坏政府权威，成为政权镇压记者和民间社会的借口。中共对非洲媒体空间的投资影响了信息和主要叙事的获取。
不过，中国媒体在普及中国治理模式方面并不太成功。非洲晴雨表民意调查显示，非洲人并不认同中国共产党对国家、政府、军队和社会绝对管控的模式。相反，71% 的非洲人认为民主是最好的政府存在形式。81%的人反对一党专政，80%的人反对独裁统治，82%的人反对军政权。尽管中国的影响力在非洲保持高位，达63%，但《非洲晴雨表》发现，自1999年以来，中国在非洲的受欢迎程度丝毫没有削弱非洲人民对民主和问责制的强烈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