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军队服了义务兵役之后的那个夏天，我强迫自己读了海明威。我总是害羞和喜欢独处，这对我在军队里没有好处。但是如果没有我带到军营里的那些英文小说——狄更斯、哈代、劳伦斯，我的日子会更糟糕。尽管我的英文理解能力还很初浅，大多数晚上熄灯以后，我会偷偷跑到连队的仓库里，让自己从小小的苦日子里放个假——暂时离开那些粗暴的军官，离开对训练的恐惧，来到一个充满爱情、死亡和疯狂的戏剧世界。
回到北京以后，我用书本为自己建造的屏障开始垮塌。我母亲出生时外婆已经神经错乱。母亲曾经告诉我和姐姐，假如我们不听话，她就会变得像外婆一样。就在那个夏天，她似乎要兑现她的诺言。我姐刚开始第一份工作，交了一个男朋友。我十九岁，还没有上大学，在父母眼里也还没到交男朋友的时候。
在哈代的世界里，人生苍凉但依旧风景如画；劳伦斯笔下的疯狂使人心寒却有一种神奇魅力。但是我母亲的神经质却没有丝毫美感可言，任何一件小事都有可能引起母亲的发作：从日出到日落的蝉鸣、七月湿热的浓雾、姐不在家吃晚饭、以至于父亲烧的饭菜。但是母亲的火从来不朝我发——我是她从军队里失而复得的女儿。
一天晚上，我正在读《永别了，武器》，父亲走进我房间里。他对我说这个家得靠我，无论是我姐还是他自己都阻止不了母亲发疯。“我和你姐都算不上，她更爱你。”我向父亲保证会尽自己最大的努力。父亲离开后我关上了灯。没有一丝的风，从打开的窗户里，我能听到有一群老光棍在路灯下下棋，他们互相咒骂嘲笑对方的臭棋。我听见有人在拍打蚊子，当老光棍们在外面下棋的时候，我梦想自己是海明威小说里的英雄：为去意大利丢了双腿、喝味美思酒、看赛马、和军官们交换荤段子逗乐。
第二天上午，我父亲没有买到配给的鸡蛋，从食品店里空着手回来，因为鸡蛋已经卖完了。母亲用我们听惯了的毒咒责骂他。这是鸡蛋、食油、面粉和大米配给的最后一年夏天，尽管这些东西已经可以用较高的价钱买到，就是所谓的“议价”。并不是我们买不起鸡蛋，就像不是因为父亲把菜烧得太熟，也不是因为我姐看上去对她的不敬把母亲逼疯。她一生中都在害怕自己会发疯，而在这个夏天，她似乎鼓起最后的力量来谴责这个世界——主要是责怪我父亲——没有能够挽救她。
午饭后母亲的怒气依然不减。我把配给本放进一个篮子里，母亲问我去哪儿，我拿上海明威的小说告诉她我去买鸡蛋。
在没有一棵树的食品店院子里，大约已经有三十个人在排队。排在最后的一个女人坐在一块砖上，用一张放开的报纸遮住自己的脸。她告诉我鸡蛋要到四点钟才开始出售。
在七月的阳光下，我一动不动站了两个小时，但是排在队伍里的远不是我自己，我似乎变成了在雨中撤退的弗莱德利克。他在河里游水躲避枪弹，后来又穿上便衣，和爱人一起驾船驶过一个湖泊来到瑞士。假如你能生活在小说里，一切会变得好起来，甚至死亡悄悄降临时，结局不过只有几页甚至几行文字。
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我抬头一看，是父亲来了。他避开我的眼睛说要我回家，他来排队买鸡蛋。
我知道，甚至站在太阳底下对他来说也是一种暂时的逃避。但是我还不准备回家，不准备回到我自己的角色，我告诉父亲我愿意等。他点点头，几分钟后他带了一瓶冰汽水和一支印有数字的冰棍棒回来了，我可以用空汽水瓶换回两毛钱。
我看着父亲走开，他是一个失败者。冰棍棒是温热的，汽水瓶冰冷，而我不是弗莱德利克，他的战争已经结束了，那是多么美丽、悲剧和仁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