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第三任第一年，经济成长目标定为五%，国防支出年增七.二%，不啻自我实现了“中国威胁论”。去年底二十大，胡锦涛公然被架离，习近平强势三连任，政治局一把抓，无所谓接班人。日前，人大、政协，国王人马各就各位。对照党内、国内的风光，二〇一二以来，中国的国际形象则快速恶化，美中贸易战、晶片战争、三年清零等，亦令中国经济元气大伤。眼前，还有民主世界紧盯，他在乌俄战争会不会暗中或公开越过“军援”普廷的红线。
改革开放，到了习近平，出现反高潮。而诸般景象，正在反讽习近平深信不移的东升西降、中治西乱、专制治理优越性。这种自我感觉良好，经过三年清零政策、一年乌俄战争的检验，已被证明站不住脚。尽管如此，他所执迷的战狼出征、国家（中国认定的领土）完整统一，似乎没有动摇迹象。过去十年，世人都见证到，邓小平总设计的改革开放，习近平来个“抑邓扬毛”向后转。路线的转折，习近平扮演的角色，必须客观予以分析。为了有助于理解，应该尽量厘清哪些是“基因”、哪些是“突变”，以利最有效地因应习近平挑战。唯有如此，民主世界也才能发现自己中国政策的盲点。就此而言，习近平路线的溯源，不宜直接跳到毛泽东，虽然那可能是习近平的自我认同。而他本人，对文革经验保持着美好的回忆，不断反贪腐，除了政治斗争也不排除“共产党初心”，他在党内的太子党优越感、在国内独一无二的权威，难免会在国际投射出唯我独尊的心态，从外交、军事来看，更没有偏好和平的特质，就大国领袖而言，稍欠战略耐性。凡此个人特质，与毛泽东不尽相同，遑论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或江泽民、胡锦涛。
首先，打破任期制、罢黜接班人、意识形态卷土重来，在邓小平身上亦有迹可循。邓小平其实也是终身掌权，先后罢黜胡耀邦、赵紫阳。一九八九，邓与一批元老政变，天安门广场屠杀，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江实际掌权亦达十五年。其次，回顾习近平前两任期，左的意识形态复萌，也让人想起邓小平的政左经右、宁左勿右，他总设计的改革开放，“寄生西方、弯道超车”是“灵活性”，“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原则性”。江泽民、胡锦涛，伴随着贪腐而来的社会宽松，并不意味放松政治箝制媒体、异议、宗教、少数民族等，反贪腐也是打压党内异己的利器。有所不同的是，邓江胡时代，中国实力羽翼未丰，即使急欲大国崛起也得韬光养晦，利用西方壮大自己。除了利用，还有欺骗。二〇〇八，北京奥运主题，“同一个世界、同一个梦想”，彷佛与普世价值相向而行。二〇一五，习近平在白宫向欧巴马承诺：中国无意将南沙群岛军事化。结果没几年间，中国将南海争议岛礁军事化，且常对他国摆出危险军事行为，令南海成为印太安全的引爆点。
在此期间，中国的全球战略，似乎在西方视为无害下进行调整，很重要的面向发生在一步步告别“联中制苏”的美国伙伴（二〇一七年底川普首份国情咨文才将中俄列为美国的两大对手）。六四事件前夕，戈巴契夫访问中国，邓小平对他宣布：中苏关系从此实现正常化，真诚地希望中苏关系能够得到改善。二〇〇一，江泽民、普廷在莫斯科签署“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有效期二十年（二〇二一，习、普宣布延长五年）。直到二〇二二，习、普在北京签署“中俄关于新时代国际关系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联合声明”：“两国友好没有止境，合作没有禁区”，西方才发现苗头不对。不到三个星期，普廷入侵乌克兰。一年来，中国的全球战略新貌，轮廓越来越明显。
从邓、江、胡到习近平，改革开放真的是误入歧途吗？答案恐怕是未必。这四十多年，他们有一条不变的主轴，就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党专政、毛泽东思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挑战美国霸权、改写国际规则）。在这样的“基因”基础上，习近平的“突变”之处在于：他认为全球霸主的远景已经近在眼前，中国不但可以说不，更有权利与能力拥有极大化的势力范围，且以“中国式现代化模式”来“治理全球”。庞皮欧在国务卿任内提醒的，“如果自由世界不改变共产中国，那么共产中国将改变我们”，果真是先知先觉的推背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