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90周年校庆的时候，我在《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一文中介绍了梅贻琦、潘光旦和冯友兰的通才教育思想。文章在网上发表后，香港《凤凰周刊》最先转载（略有删节），并把标题改为《清华大学：培养人还是制造机器？》。该刊之所以使用这个辣眼的标题，与拙文援引爱因斯坦的论述有关。爱因斯坦认为：“（仅仅）用专业知识教育人是不够的。通过专业教育，他可以成为一种有用的机器，但是不能成为一个和谐发展的人。要使学生对价值有所理解并且产生热烈的感情，那是最基本的。他必须获得对美和道德上的善有鲜明的辨别力。否则，他连同他的专业知识就更像一只受过很好训练的狗，而不像一个和谐发展的人。”
这段话是爱因斯坦在1952年为《纽约时报》撰文时写的，与梅贻琦、潘光旦、冯友兰的主张完全一致。然而就在那一年，清华大学却在院系调整中成为一所工科院校，再加上梅、潘、冯等人先后离去，致使通才教育的传统被迫中断。
那年我写《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的时候，以为潘光旦从那时起，就失去了表达的自由，或者是像他女儿潘乃穆所说，对历次运动的批判斗争“采取一种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态度”。没想到后来看到潘先生的一篇文章，发现他在通才教育非但没有悔改之意，反而有机会就要强调。该文发表于《文史资料选辑》第七十一辑，题目是《谈留美生活》，其中有这样一段话：
“关于通才教育（Liberal Education），美国教育是这种东西，清华实行的也是这种东西。譬如我在美国学的是动物学，特别是遗传学，可是心理学、文学、哲学，我都念。在美国大学有这么一个办法，就是如果你上半年功课好，下半年就可多缺课，最多可以五个星期不上课，任你去干什么，不扣分。我就用上了这一条，自己去转图书馆，逛书库。后来转来转去，莫名其妙的就转到社会学。现在则搞民族史（少数民族的历史），已经搞了十多年了，还搞些翻译。反正这种通才教育出来的人，特别是过去旧大学社会系出来的人，什么都能搞一点。清华实行的是通才教育，我当时就是如此。”
潘先生的这番话是1965年讲的。鉴于当时语言环境，他不能像爱因斯坦那么尖锐、透彻，但还是阐明了通才教育的必要性。其实，在那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代，说这种话是要冒很大风险的；但是为了让青少年了解丰富的世界，体验多彩的人生，摆脱机器或狗的命运，他并没有主动闭嘴，完全失声。
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潘先生是1967年去世的，可见让清华大学回归正道，让孩子们守住灵魂底线，是他晚年的最大心愿。
2021-05-0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