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在1971年底，有一天傍晚收工回到宿舍，突然接到通信员送来的一封家电，急忙拆开，映入眼帘的六个大字：“父病重速回京”。由于当时年少无知，又是离家后第一次遇到这样的事，心里害怕，不知所措，眼泪不停地流下来。
这时，宿舍里的战友们上前安慰我说：“别哭啦！哭不解决问题，还是赶快向连长请假吧，回去看看父亲。”于是，我拿着电报来到了连长的办公室门前，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轻轻敲开了房门，走了进去。连长先说话了：“有事吗？”我没有说话，直接把电报递给他，我没有想到连长看都没看，眼睛直愣愣地望着我说：“这电报里的内容真假难辨，请假是不可能的。”说完把电报还给我，再也不看我一眼。我本来就很胆怯，让他这么一吓，浑身直哆嗦，“我的妈呀！来兵团两年多，从来没单独和连首长讲过话，原来让我们敬仰的连长竟然像个魔鬼一样的可怕！”我拿起电报，两腿拌蒜似的回到了宿舍。
我本以为，一连之长，应该很体贴入微地关心着每个战士，可是，今天的事情让我深深的领教了。回到宿舍后，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情绪，像是一个小孩受了天大的委屈一样，趴在被子上痛哭起来。战友们见我哭着回来了，问了原因，他们也很无奈。
假没请下来，但工作还是要做的。从那天起，我只能把这封电报放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劳动闲暇时拿出来看看，就这样，我每天都在思念与牵挂中度过，不知远在北京的父亲身体如何？病情有无大碍？
过了一天，我的情绪稍稍平静了些，赶快拿笔给家中回信，急于了解父亲的病况，并将请假的事告知父母，但不敢直接说领导不批假，只说工作忙，迟几天就会回去看望父亲，请他们不要着急。家信发出去不久，就收到了妹妹的回信，信中说：“爸爸的病较重，血压很高，每天吃药打针，仍不见好转，他总是看着你的照片，嘴里叫着你的名字流泪，全家人看到爸爸这个样子心里好难过啊！姐姐，你快回来看望一下咱爸爸吧！”
看到这封来信，我的心好痛啊，这次我哭得更伤心了，我何尝不想早日回去呢？可是没有办法，难道再去请求连长吗？为了父亲不要顾及其他了，念头刚过，眼前立刻闪现出连长的那张冰一样的面孔，我还是退缩了。后来的日子里，我只有偷偷地以泪洗面，每天为父亲默默地祈祷，祝愿他老人家安康！
时间一天天过去，转眼到了1972年的春节前夕，每逢佳节倍思亲，父亲想念女儿的心更切了。由于他长时间心情处于高度焦虑、急躁的状态，又患有严重的高血压，血压持续不降，病情十分危险。母亲看到病榻中的父亲，她心里明白：老伴现在的病是心病重于疾病，这个二女儿是最让他放心不下的孩子，从小娇惯她，偏爱她。1969年3月29日女儿离开家，奔赴兵团的那天，老伴失声痛哭，就好像摘了他的心肝一样的难过。从那个时候起，他每天按时撕掉一张日历，期盼着宝贝女儿早日回家团聚。这次是真的太想女儿了，如果再不让他见到女儿，后果不堪设想。
当下，母亲背着父亲眼含着泪水与姐姐商议：“再给你妹妹拍个电报吧，让她好好求求领导，详细说明一下你父亲的近况，请领导开恩吧，只要你妹妹回来，让他们父女俩团聚几日，兴许你父亲的病会转危为安。”万般无奈之下，姐姐给我发来了第二封家电，再次告知：“父病危急速返京。”
收到这封电报，我实在受不了了，这次我全然不顾了，拿着电文，快步跑到连长的办公室，进门直呼：“连长，我要请假回家，我爸爸病得很厉害，您就放我几天假吧！我替我爸爸谢谢您了！”不管我怎样求他，可他只给我两个字“不批”。我哭了，眼泪唰唰地往下流，我试探着提高了一下嗓门，发出哀求的声音：“连长，我的电报是真的，我爸爸真的病了，您让我回家看看老父亲吧！”
我想，再铁打的心肠也能软化了吧，毕竟他也是一位父亲，他也有儿女啊！我的想法真的是太幼稚了吗？连长就是连长，他不但没有同情，反而瞪起眼珠子吼道：“谁能证明你的这些都是真的呢？”此时的我，又一次被连长的“威严”震慑住了，无语、焦急、悲伤、气愤一起涌上心头，真恨不得上去狠狠地扇他俩嘴巴。这次请假又让我失望了。
自从收到两封家电后，我的心情始终沉闷不乐，整日无精打采，两个多月以来，一直在期盼中煎熬着，这边盼着领导开恩批假，那边盼着父亲能早日康复。
情绪上的低落，带来了工作中的消沉。时间又过去了一个月，就在赴兵团3周年纪念日的那一天，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天傍晚，一天的劳动马上就要结束了，回连的路上，要跨过一个约五、六十公分的毛渠，其他战友都蹦过去了。轮到我时，我也无意识地抬腿蹦了起来。因这是一片稻田，有牛群踩出的几个牛蹄脚窝，被冻得坚硬。无巧不成书，我伸出去的左脚崴进了牛脚窝里，瞬间，随着脚踝的一阵剧痛，我“哎呀”大叫一声倒在渠沟里。
战友们马上跑过来，俯身用力拉我，“不行，我动不了了。”他们一看，我的左脚踝关节已变成九十度的弯曲，把他们吓得慌作一团。还是排长年龄稍大几岁，办事较稳重。他马上派了两个男生快速跑到团部医院将担架搬来，大家一起连抬带托地把我移到了担架上。因伤势很重，路上走得太快怕给我带来更大的痛苦，走慢了又怕耽误了治疗时间，抬担架的人都是小心翼翼的。伤痛虽然在我身上，却疼在了战友们的心上。走了近半个小时，顺利地到了团部医院，经拍X片诊断：左踝胫腓骨粉碎性骨折。这真是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
因团部医院的医疗设施简陋，无法实施骨科手术，需连夜转到二百多里以外的师部医院诊治。消息传到连里，指导员和战友们为我送行并劝慰我。我躺在病床上，此时已不是伤痛的折磨，而是心灵的创伤在流血。“老天爷，如此不公，你怎么能在这个时候，将灾难再降临到我的头上呢？可怜的老父亲，还在等待着他的女儿尽孝。”我完全失去自我控制，只有任凭命运的摆布。
到了师部医院的第二天，医生为我精心地制定了一套治疗方案，在我的努力配合下，很快地完成了接骨手术。接下来的日子里需要躺在病床上进行漫长的功能性康复锻炼。病房的生活我无法自理，经连领导同意，委派一位女战士照顾我的起居，她的雅号：老弟。这个人心地善良，忠厚老实，在医院的日日夜夜里，有她每天的陪伴和耐心细致的关照，我的伤情一天天好转起来，但我心里始终没有放弃对父亲的牵挂。对于自己当时的处境，不敢与家人联系，也不可能将我的全部告诉他们，免得他们为我担心。
也许是有一种灵感的传递，父亲真正意识到了女儿的不幸，他不再强求女儿来看望他。就在我受伤后的第4天，爸爸的病情突然恶化，他无力再支撑了，他累了，他实在不能等着女儿的到来了。左边的身体失去了知觉，双眼紧闭，神志处于半昏迷，这是典型的脑淤血征兆。这次死神是真的降临到父亲的身上了！
妈妈和姐姐不顾一切困难，及时把爸爸送到附近的医院进行抢救，妈妈急得不停地给大夫作揖：“求求你们，救活我的老伴儿吧，他还有一个未了的心愿，就是想见到女儿一面，明天女儿就要回来了。”爸爸在医生的全力抢救下，利用药物的给力，熬着最后的一口气。4月6日的下午，爸爸的精气神耗尽了，再也不能等到女儿了，他永远的闭上了双眼。
爸爸的离去，让全家人万分悲痛。尤其是年迈的妈妈，她还在盼望着，希望在掩埋父亲前，女儿能见上最后一面。他们哪里知道此时的我也躺在千里之外医院的病床上呢？我在医院的半月里，全然不知家中发生的一切，家人也无法知道我这里出现的事故。父亲去世前的未了心愿，让母亲不能心安，她没有马上将父亲的遗体掩埋，仍在抱着一线希望，一定要让女儿见到父亲一面。她和医院商定，父亲的遗体在医院的太平间里多存放一周，医院的领导同意了母亲的恳求，其实也是父亲的遗愿。“活着没见到，看一眼死去的吧。”
等啊！等啊！最终希望还是在痛苦中破灭了。父亲的遗体不能在医院久留，必须马上处理。母亲找到了爸爸的老朋友，请他帮忙在自家的自留地里圈了一小块地，让父亲入土为安。父亲的后事办妥，母亲的心仍然是悬着的，她在担忧着始终未能归家的二女儿。有一天，她像发疯一样喊道：“我的女儿到底出了什么事？为什么既不回家又没有任何消息？为什么！？”于是，母亲又一次把姐姐叫到跟前，说：“你立即把你父亲的死亡证明寄给你妹妹的领导，如果再不回来，我就坐火车到兵团找她去！”
姐姐按照母亲的嘱托，很快把证明寄到了连里，连领导亲自拆开信件，一看到死亡证明就傻眼了，这可急坏了他们。赶忙带着这张证明来到团长的办公室，找团长磋商。没想到事态发展到今天的地步，如何向她的家人交代？消息像风一样，在战友们中间传开了，都在为我的事情愤愤不平。如果当初见到电文后，连长批了假，就肯定不会发生现在的事情了吧，这下看他们怎么收场？一时，连里躁动起来了。团长决定马上让连里派人护送我回北京，安排好一切善后事情。
4月18日，我依然在师部医院里，躺在病床上望着天花板，思念着病中的父亲和年迈的母亲，外面发生的一切事情一概不知。这时，李世功副指导员和我的排长急匆匆走进病房，他们的到来，给了我一个惊喜：“你们怎么来了？”离开连队10多天，见到他们的到来使我好兴奋。没等我再说话，李世功副指导员先开口说了：“我们是来接送你回北京的。”“什么？接送我回北京？怎么可能！”我根本就不相信，副指导员很认真地又说：“是真的。”“为什么？”“因你的伤病只需疗养，不需要其他的治疗了，回到北京后，家里的条件要好些，对你的身体恢复起来更快呀。”我真的相信了，以为就是这一目的呢！再说，我回家心切，也为了见到日思夜想的父亲，不知他老人家的身体现在如何？
经过火车一夜的颠簸，终于回到了久别的家里。可万万没有料到，家里姐姐、妹妹以及外甥、外甥女们左臂上戴着黑纱，桌子上面放着爸爸的遗像，居然是这样的惨景！让我无法接受！无法面对！我放声痛哭！仅仅十几天的功夫，就使得我和父亲阴阳两隔。再看身旁满头白发、一脸憔悴、年老体弱的妈妈，我痛哭不已！妈妈看到我腿上裹着的白石膏，抱着我的腿大声疾哭，一边哭一边说：“我可怜的孩子，原来你在那边也受着委屈，真是不应该呀！”本不该发生的事情，但它确实成为残酷的现实。
这件事情已过去近40年了，但每每想起来，心中还是痛苦和酸楚的。
选自《回望青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