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6月，河北泊头市的一名卡车司机金德强，在唐山市丰润区某超限站被扣车并处罚2000元后，服毒自杀。处罚原因是车内的北斗定位系统掉线，而司机本人甚至到死也不清楚那是怎么回事，他在遗言中说：“请问我一个司机怎么会知道（定位掉线）。”
他说，自己今年51岁了，跑运输十年下来没挣到钱，反倒落下一身病，“三高，心脏也坏了，面对这样的身体也得坚持工作”，现在遇到这样的事，“我对人生已经看透了，太没有意思了”，叮嘱三个子女“别学我窝窝囊囊一辈子”，也希望以死“唤醒领导对这个事情的重视”。
他去世后，家人查看他的账户，发现仅有6000元，这笔罚款相当于他多年来所剩积蓄的三分之一。比他大三岁的哥哥也是卡车司机，说：“我们没有什么文化，就是依靠开货车勉强过日子。”
这些话，原本是他对家人和“全国卡友”们说的，但却引爆了全网，因为它以一种惨烈的方式揭开了社会底层生活的一角，而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坠入其中。
英国经济史学家R.H.陶尼在《中国的土地与劳动力》中，曾对1931年的中国农村作出过令人印象深刻的刻画：“有些农村人口的境况，就像一个人长久地站在齐脖深的河水中，只要涌来一阵细浪，就会陷入灭顶之灾。”
近四十年来，在“奔小康”的乐观情绪中，大部分中国人可能一度都以为自己已经（乃至永远地）告别了这种处境带来的恐惧感，但近两三年来，这一隐喻又重新笼罩在越来越多人的头上。
这还不仅仅是“手中没有余粮”的那种拮据感，还伴随着一种被严密管控的不自由感，以及“不知什么时候会面临什么处罚”的不确定、不安全感，人生变成了漫长而痛苦的通关游戏，而我们没人能有九条命，只是被反复电击的小白鼠。正因此，一个饱尝生活艰辛的中年卡车司机说人生“太没有意思了”，很能激起无数人的共鸣。
对这样的人生来说，“北斗掉线受罚”就是那难以承受的最后一波细浪，足以成为灭顶之灾。显然，死者是在以死抗争不合理的处罚，就像人类学者Margery Wolf一针见血指出的，“自杀行为和中国人的许多行为一样，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行为、自身绝望的表示，更是一种指向他人的行为。……西方人对自杀通常的设问方式是‘为什么’，但在中国，人们可能更关注‘谁？谁逼他自杀的？谁应该对此负责？’”
为什么北斗掉线这样一个技术故障，处罚这么重？《道路运输车辆动态监督管理办法》确实规定，道路运输经营者必须保持卫星定位装置在线，掉线则须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处800元罚款；有破坏卫星定位装置以及恶意人为干扰、屏蔽卫星定位装置信号情形的，则处以2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何况，扣车本身也需要走程序，当地交管局这次处罚看来是过重了。
我表哥也开过多年卡车，曾听他说过内中的辛酸与门道。跑运输既劳苦又危险，赚的钱往往又交了路费和罚款，有时甚至占了大头，因此，司机们经常相互交流如何规避这些关卡和处罚。
每经过一个收费站，司机都会领一张芯片卡，到下一站据此缴费。他们的办法之一是“逃卡”，躲在集装箱卡车（“集卡”）后面过关；后来又有人想出“换卡”这一招，例如从崇明陈海公路收费站到金山，要300元，但两个司机可在半路上约定好换卡，可能就只需5元，从启东到高东正常190元，换卡就一二十元——这道理很简单，就像两个人从城市两端各自坐地铁，也许各自坐10个站，但中间会合换交通卡，就显示他们各自只坐了一两站路。他说，他们群里数百人，“十个集卡司机有七个都逃”，有时干脆就冲关，跟紧，“不跟紧，那根杆子连挡风玻璃都会打掉”。
当时上海的芯片没升级，只知道你从哪里来，不对应哪辆车；但浙江的芯片就全程卫星跟踪，会被看出破绽，因为这样行程路线就太奇怪了，怎么办？后来又有人想出把芯片放在两只铁桶里，让它失效。
这是他三年前和我说的，之后他觉这行太苦，已经洗手不干。但可以想见，正所谓“道高一尺，魔高一丈”，交管局不会不知道这些漏洞，而最好的办法，恐怕就是要求所有司机都必须装载卫星定位系统，实行全程监控，让你无可遁逃。
这样，本来是为司机指引路线、提供方便的系统，反过来转换成了对其工作状态的监控。如果说货拉拉的系统是随时确保司机不能随意偏离路线、不得无故长时间停留，以保障货物不会发生问题、乘客不会因偏航而恐惧；那么对卡车司机的这套系统则更多地服务于道路安全和收费上。
虽然交通运输部2018年就发文要求推广智能视频监控报警技术“应当坚持政府引导、市场主导、企业为主的原则”，但很多地方在实施中其实都是强制自费安装的。
“新华视点”的记者暗访河南禹州的重型营运货车司机后得知：必须智能视频监控“三件套”——行车记录仪、前置摄像头、智能监控摄像头。这些一共得花2800元，这笔钱相当于司机至少半个月的收入，一年中除了保险、修车费之外最大的一笔开销，但必须装，因为“公司说了好几次，不装不行，否则年审过不了，也别跑车了”。一位司机百般不情愿之下交了钱，但索要发票未果，老板说：“给你让你去电视台曝光我啊！”
但这套系统常常出现“遇山便掉线”的问题，对行为识别不准确，甚至过度监控。一位司机说：“有一次吃饭塞牙下意识用手抠了一下，系统立刻提示‘请勿吸烟’，我吓得马上不敢动了。”
金德强的哥哥也跑运输，他说：“这个定位系统平时主要是检测有没有疲劳驾驶，如果检测到疲劳驾驶，会进行提醒，但没有的话，就不会有任何提示，平时很难注意到它掉线了。”
不清楚定位系统如何检测人的疲劳状态，如果可以，那它至少也保护了司机的安全，但落实到执行中，检查站在意的恐怕首先就是系统是否正常在线，如不在线就会怀疑司机用花招干扰了系统。这样，一个技术故障可能被理解为是抱有偷逃收费的不良动机，恐怕正因此，才格外加重处罚。
在此正可以看出背后的治理思路：监控你的系统是以“都是为你好”的名义推行的，但你却没有选择权，还得自己掏钱，并保证自己随时在被监控状态。
在某种意义上，国内社会对学生、对员工也是如此，我们每个人的人生也都不能“掉线”和“偏离”，否则随之而来的就是惩罚。就此而言，这个悲剧绝不只是卡车司机个人的事，甚至也不仅仅是北斗系统的问题，而是整个社会大“系统”的逻辑使然。
这次事发后，看到网上评论也有人说：“在其他的地方都好好的，为什么到他那里就会掉线呢？”这是国内不时可见的一种主张：一旦出事，别批评制度，多从自己身上找找问题。还有人则转而强调只能苦撑下去：“人有时候太脆弱，但是要学会坚强，你解脱了，活着的人怎么办？”——这些指责受害者的声音可能没有意识到，正是这些逻辑让人觉得“活着没意思”。
与此相通的另一种观点同样拒绝反思，而强调这都是正常的，因为“没有哪个行业容易，你不想干，有很多人还想进这个行业呢”，更进一步，则辩称现有的设置都是公平合理的，自己选择的就要自己承受。
这可说是当代的“以理杀人”——只不过这里的“理”是“理论”而非“理学”，它撇开了复杂的现实，而以一个理论上的理想状态作为前提来要求个人。
这恰恰是很多人痛苦的根源之一，因为弱者的选择都是很少的，而在明明没有选择的情况下，一旦出事，别人却强调这都是你自主选择的，也因此要承担起相应责任。这让人有苦说不出，也难怪有人讽刺这种“何不食肉糜”的语调就像在说“活不下去，你可以去死啊！”
如果有一天，每个人都能这样自主、自愿地选择，那当然是好事，但首先得确保他们有选择机会、被充分告知风险，且享有充分的保障——在当下的现实中，这三点都并不存在。
规则要得到有效遵守和执行，就得考虑到各方的利益和诉求，但在国内，常常见到的是一个恶性循环：先定下一个超出必要的严厉规则，被管理者再设法去钻空子，然后管理者又进一步加强监控力度。
这样的游戏，我们已经玩了几千年，但这不仅付出了不必要的社会成本，也难免出现悲剧，因为这样的系统设置总有一天会在某个螺丝钉那里卡住。就此而言，这位卡车司机的悲剧并非偶然，在激起社会反思这一点上，他其实是为我们所有人而死的，也只有进而反思整个系统存在的问题，才能为他的死赋予真正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