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和老七，除了“恶毒攻击中央首长”的罪行之外，还有里通外国的“罪行”。我的专案组组长说：事实上，我已经是法国间谍了。我的上线就是留学生马丽雅娜。正好在审问我的时候，人民日报刊登了法国红卫兵走上街头，而其中的一个学生领袖就是玛丽亚娜，嘿，还有照片。在巴黎他们紧跟打倒资产阶级法权的毛思想，人们把他们称为毛派红卫兵。
我反问这专案组长：我的上线怎么成了毛派革命者了呢？
他很平静地回答我：“也许她在巴黎是个革命者，是个毛派红卫兵。在这儿，她的身份就是法国间谍。”
“你说我是间谍，出卖情报。她一分钱也没给过我呀。”
“你主动提供，说明你更反动。”
我们之中，除了遇罗克之外，还有个不同凡响的人物。他叫沈元。
沈元是社科院近代史所的有名的才子，还在北大历史系三年级时就被打成右派而开除。后来，困难时期后政策缓和。他居然被当时近代史所的领导刘导生和院领导黎澍破格录用。然而，到了文革，他们俩为此挨斗无数次。沈元处境之悲惨则可想而知。他最后也化妆成黑人，逃向苏联大使馆（一说马里使馆），自然成了长期蓄谋，叛国投敌。
还有，还有，还有。我们一起聊天，有的生，有的熟。现在，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同一条生死地平在线上。
没什么奇怪，几千年来就是这样：欲加之罪，何患无词。
我们平静地聊着彼此的案情，发现个个都顶着那么大的帽子，如今我们都是最合适不过的对号入座者。我们聊着，聊着，估计过不了几天，就要一起共赴黄泉了。还互相开玩笑，最后，咱谁都不许当场就尿了，都硬气点儿。谁先到上帝跟前儿，别跟恶狼似的把糖果都吃了。到了那儿，就没定量了。全悠着点儿，等大伙到齐了再一块儿唱歌。我们在那个磁场中，似乎找到了最后自尊的支点。这时候还照样潇洒依然，我们对自己就有点儿小小的自得。
聊着，聊着，有人说：“真的，家里人这会儿不知道会怎么想呢？”“就是，就是，要是他们知道我们最后，还开了晚会，还都乐呵呵的，那就好了。”“我说，咱们这里头，谁还有可能活着出去？”
我们公认，只有那个小不点儿——他是个小佛爷，那不至于上刑场。他的名字我真的忘了，我给他起了个外号叫金豆儿。
我不禁笑了起来，说：“谁会想到，咱们这会儿还开晚会，还唱歌，还聊天。”“是啊，这就叫：望乡桥上唱小曲——一群不知死的鬼儿啊！”“你们心里都和明镜儿似的，还有什么放不下的？”那小佛爷问道：“万一我出去了，一定把话给你们带到。”“我们就想让家里知道，最后的时刻，我们没疯、没傻，没哆嗦，我们平静、轻松地走完了人生的最后几步。你丫出去了，一定带话给我们家，告诉他们，我们最后都乐和着呢。”“好吧，放心吧，各位大哥，到时候我一定把话带到。”
别看人家金豆儿一个小佛爷，照样仗义。
第二天开始，本来以为这就拉去卢沟桥了。没承想，哪儿那么便宜啊。政府给我们这帮人每个人准备了一份罪行资料，并且都已经分发给全北京市的各个单位，直至街道，要求传达到每个人。一不留神，我们也爆得大名了。
实际上，我们得去接受各界人民批判，给人民当反面教员。很简单，这不过就是传统的杀鸡儆猴把戏而已。
第一场批斗，我就大概清楚了当局的目的。
我们除了原有的手铐脚镣之外，还在脖子上勒了根儿麻绳。俩警察一左一右，中间的警察用膝盖顶着我的后腰。同时，手里攥着勒在我脖子上那根麻绳。人家就还算客气，事先警告了我，要是敢乍刺儿，就立马给我来个锁咽喉。会场前面多少排，全坐着民兵，手里还拿着半自动。
人们批判我们的台词，都是当局事先印发下来的。而高喊的口号，那就是实话实说。什么“万里江山万里营，八亿人民八亿兵”，什么“备战备荒，狠狠打击现行反革命！”什么“保卫铁打江山，开除先行反革命分子球籍！”什么什么的。敢情拿我们开刀，还不就是为了打仗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