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瘟疫时代，优生学肯定复兴，比起什么性别研究，优生学关系人类存亡，实为当务之急。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历史背景，加上地理环境，千百年来产生不同的习俗。习俗与文化，影响了一个民族的思维方式。思维方式不同，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智商。
譬如华人经商，天生的智商高。福建广东沿海的华人，200年前，没有大学学位，许多中学未毕业，但飘洋过海，去到檀香山、南洋，资源物产丰富的地方，面对一群土著，华人虽处身孤独的环境，但只要上面没有一个愚昧的皇帝指指点点，华人的做生意天才，即刻喷薄式发挥，很快成为当地首富。
当地土著营商智商普遍低，因为没有辛勤工作致富的那种欲望。华人不同：华人经历千百年的饥荒和战乱，恐惧饥饿与死于非命，保得住自己这代，又忧虑下一代。离乡别井，更加上遇到抢掠和绑票的风险。达尔文定律，在香港和中国人社会的野猫和麻雀，对走近的儿童充满高度警觉性，北欧和美洲的小动物，对四周并无戒心，这就是达尔文定律造就的基因。
在自然界，机灵、狡狯、奸诈、凶残的动物，处于生物链的上游：如狼和鳄鱼。善良而纯真的如兔子和羚羊，在生物链的低端，后者供前者掠食，因为都是动物畜生，无所谓劣币驱逐良币，各类动物的繁殖能力，大自然为生物链的供求结构，提供某种平衡。但是人不同。大妈街头的扭秧歌，与柏林交响乐团一夕的巴赫音乐选段演奏会，于人之心灵、品味、意境，绝对有优劣高低之分别。因为人类有一个名词，为人之基本定义，叫做文明，Civilisation。
华人在南洋有经商的智商，不一定有从政的智商。基因决定：互相猜忌、不相合作，即使建成所谓商会，即行互相倾轧。这是上天巧妙安排，有一长必有一缺。于是须要于帝国管理有优越政治经验的西方文明以驾驭之：你安心做你的生意，其他勿过问，有西方政治文明为你们作主。
瘟疫之后，全球反省：七十七亿人口如何得了，地球资源怎可以按人头平均分配？当然是优越的品种多占，然后合理统筹分配。
这就是世界新秩序，须由西方文明国家联盟来强力确立。凡第三世界嘴巴里对此哗哗乱叫的，只要他们能敛点财，家产子女均寄送西方。欧洲已经软弱，噪音当前，做人要清醒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