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维权律师余文生两年前被以“煽颠罪”秘密审判后，家属和律师反复要求会见余文生，但是案件所在的徐州市和江苏省政法部门不予理睬。在新型冠状病毒严重疫情下，余文生的妻子许艳更希望了解丈夫身体状况。无奈之下，她上书北京市“父母官”。不过，对结果并不抱什么希望。
许艳星期一对美国之音说：“我是昨天（3月15日）通过EMS 寄出的，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回复，经过两年多的维权经历，他们回覆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两年来我给徐州市和江苏省，包括中央的最高检察院和法院，全国人大、公安部三级的政府部门和监督部门，都写过申请监督的材料，几乎都没有一个回覆的。”
余文生，北京市人，维权律师，2015年709大抓捕事件后，7月30日，他控告公安部及部長“违法拘捕公民”。余文生还曾代理多起法轮功学员案件，支持香港雨伞运动，2018年被当局注销律师证。2018年1月19日，他被北京石景山区分局强行带走，后遭徐州市公安局监视居住，并转徐州看守所关押。2019年5月9日，徐州中院秘密开庭，以涉嫌“煽颠罪”审判余文生。
许艳3月15日在致北京市市长、7位副市长以及秘书长的信中说，余文生被抓2年多期间完全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一次都没有得到辩护律师会见，被剥夺获得辩护律师的权利。疫情之中身体是否健康？是否遭到酷刑？家属毫不知情。被徐州市中法秘密开庭，严重超期羁押、久拖不判，违反中国法律规定。
许艳信中还说：“我突然意识到，余文生律师是北京市民啊，我怎么一直没有去请北京市政府，自己的衣食父母官帮助呢？北京市自己的市民，受到不公与欺压，已经失去自由2年多了，竟然忘了告诉北京市政府。”
谢阳是余文生的律师，针对余文生案的现状，他对美国之音说：“如今这个案件开启了中国司法是上的一个恶例。到目前为止，余文生家属（许艳）委托的辩护人，无法经常地履行职责。案件到了检察院，后到法院，家属聘请的辩护人第一时间向检察院，也是第一时间向法院递交了辩护手续。但是法院和检察院，以各种各样的理由，拒绝家属聘请的辩护人，其理由是余文生律师已经自己聘请了辩护人。”
不过，谢阳说，按照有关司法规定，“嫌疑人和被告人要解聘律师的话，律师有权利去看守所当面会见（当事人），以确定事情的真实。但是很遗憾，检察院、法院以及看守所，一直拒绝让律师核实这一情况。”
许艳和谢阳介绍的上述情况显示，律师和家属所依据的是中国现行法律法规，希望在中国现行法律框架下解决余文生案问题。即使京官们可能不会回应，许艳依然执意再次上书。
许艳对美国之音说：“基本上没有效果，但是，作为余文生的妻子，我不放弃为余文生律师维权，我会通过各种方式方法维权，他们（当局各级）是不是依法做，做不作为，那是他们的事情。违反法律规定，不去监督的，也不是余文生的这一起个案。但是，如果每个人都依法去努力，去争取，我认为，对促进法治和公平正义，多少会起到作用。”
中国徐州法院除简短公布对余文生煽颠罪不公开审判外，并未公布后续相关司法进程，继而导致家属如今希望通过北京市政府的外来介入。余文生案审理的不透明引发一系列舆论关注。
国际特赦组织、香港的“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支联会等多个中国人权团体，都曾就此举行过声援活动，抗议对中国维权律师遭受打压，要求落实中国现行法律，增加案件透明度。
德国总理默克尔曾会见过余文生妻子许艳，另外，美国、荷兰等多个国家也曾呼吁中国当局释放余文生，但是都“未见响应”。国际媒体对余文生案件的查询更是无法完成，余文生案等因此成为外界观察中国司法人权状况的一个窗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