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6年12月，南京。国民大会制宪会议现场，忙碌的记者正在写稿。
我的家乡安徽省绩溪县，是一个地处皖南山区人口只有十万人的一个小县。在1949年大陆政权易帜前夕，县城人口不足二万人，但在抗战胜利到1949年这段时间内，绩溪县的政治舞台上却出现两位名声显赫的人物，一位叫唐少兰（曾当过县参议会议长），一位叫胡钟吾（曾担任过绩溪县长）。在当时这个小小县城里，十里八乡可以说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出现这样的现象不能不说和1947年（也就是中华民国36年）国民政府决定在全国普选第一届国民大会代表有关。
1947年正是国共两党内战进入激烈的胶着状态之时，在东北战场、山东战场，共军以凭借在抗战后期聚集的有生力量和东北苏军移交的日军武器弹药，使战场形势出现有利于共军的战略反攻的态势。根据国共两党1945年双十协定，应该是停止内战，结束训政，实行民主宪政，当时国民党政府为摆脱军事上、政治上的被动局面，决定在1947年开始实行宪政，举行全国性的国民大会选举，而共产党一向以枪杆子出政权的理念，意图打着“民主”的旗号搞垮国民党。在他们明显感到宪法所规定的民主选举对自己不利、内战战场上反而能够一搏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和国民党谈宪政，因之拒绝参与国民大会。
尽管共产党拒绝参与国民大会，但从中国几千年的历史来看，1947年的中华民国国民大会代表普选，毕竟是中国开天辟地有史以来第一次让人民用选票直接投票选出代表（按：民国初年的国会选举皆为间接选举）。谁又能想到在经历了六十七年后，香港人民也在争取实现具有真正民主宪政意义的全民普选，历史往往是拿中国人民开了一个大玩笑。
按照当时国民政府选举总事务所的统计，当时全国除东北、山东共产党军队占领的地区，约占全国四分之一国土，无法实行选民登记，其他地区共登记选民为1.56亿人，城市人口登记率为50%，农村人口只占10%，因农村80%均为文盲。按照当年国民政府公布“选举罢免法”，代表候选人只需500人提名或政党提名即可成为候选人参加竞选。所有竞选活动均为公开合法进行。而代表名额的分配，均以地区和人口计算即每一个市县均有一名代表，人口超过五十万的增选1人，因之一般县均为一名，而苏南有的人口大县则有3人。全国应选代表3045人。（实际选出2961人）
由于实行全民普选，而其中主要一环是候选人的提名和竞选。安徽绩溪县经过初步提名，最后参加决选的为提名票数最多的两位候选人，就是前面所讲的唐少兰和胡钟吾两位先生。当时的竞选场面十分热烈，双方都有助选团，在县城沿街拜票，召开各种助选的活动。而在当时首都南京，徽州同乡会和绩溪同乡会也是十分热闹，竞选双方都在争取对家乡有政治影响的在首都任职的官员、教授，以及商贾等各色人等。当时在夫子庙的徽菜馆叫“老万全”，更是生意火爆，似乎天天高朋满座。我父亲由于属家乡在首都教育界知名人士，参加“老万全”饭局就有好几次。家父一向不喜欢介入政治活动，但碍于同乡情谊又难以推卸，只得勉强参加，感到颇有压力。
当时唐少兰在南京担任南京晚报社社长，他利用手中掌握的报刊工具，拼命宣传自己对家乡未来建设与民生的愿景规划，同时对胡钟吾的竞选纲领提出质疑。当时闹得最厉害的一招是唐少兰提出胡钟吾在老家荆州乡和新四军游击队有来往，属通共嫌疑，此事说法一公布，引起轩然大波。此事指的可能是在抗战时期，胡钟吾当绩溪县县长，由于当时国共合作，共产党游击队曾找胡做统战工作，并没有实质性的联合。而此事一出，闹得胡钟吾政治上十分被动。为了表明自己政治上的清白，大义灭亲，胡钟吾亲自带领当时在绩溪城的国民党驻军63师部队深入到距县城五十多里的山区，抓获新四军游击队的地下联络站人员若干名，在县城审判后枪决。
由于竞选竟然闹出人命案，此事使唐、胡两家成了仇敌。唐少兰本想用这招在竞选中击败对手，哪知这种做法反而伤害了一些绩溪人的同乡情谊，认为唐此招实在是“下策”，结果自己反而落选，而胡钟吾则高票当选。
现年七、八十岁的绩溪人都不会忘记，1947年的“国大”选举是一次终生难忘的“民主宪政”的洗礼，而从那以后，真实的普选就再也没有出现过。随着岁月的流逝，年轻一代的绩溪人已经完全遗忘了历史的过去，他们会像天方夜谭般把历史上曾经有过的、直接按自己意志用选票选举政治代表的故事看成是一种梦幻。难道这样的梦幻会成为真正的中国梦吗？
说实在话，对绩溪县老一辈的乡民来说，民主选举、民主宪政对他们的生活似乎无关痛痒，也从来不是乡民们谈论的话题，但这次唐、胡竞选“国大代表”却给他们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让他们真感到有些被官员捧为“主人”的感觉。挑担子进城，想不到城里官员竟会对他们敬如上宾，又握手又敬烟，大套近乎，一改过去“目中无人”的傲人气势。听了很多恭敬之词，还可以免费上饭店去吃上一碗“肉丝面”。这样的民主，如果年年都有，那就太好了。可惜，只是“南柯一梦”，再也不会重现了。
这场竞选使唐、胡两人成为绩溪小山城一夕爆红的政治明星，此后两人的命运也成了绩溪老百姓十分关注的对象。
1948年（也就是中华民国37年）岁末寒冬，南京城随着寒潮的降临，显出一副肃杀气氛，政治形势随着辽渖、平津、淮海三大战役国民党军的败局，大、专院校学生在中共地下党的鼓动下，“反饥饿，反迫害”的示威游行一波接一波，一些从苏北撤退下来的难民，因通货膨胀，出现抢粮食、抢食品商店事件，整个城市笼罩着一片人心惶惶、末日临城的景象。
这时，一些中、上层政府公务员和大、专院校知识分子，以及一些工商企业界人士，都在盘算何去何从的问题，大家都心照不宣地有一个共同意识，国民党南京政权已经朝不保夕。是去台湾还是留下来，坐以待变？这个关系到千万中国人未来家庭和命运的抉择，是这么深重、严酷地摆在他们面前，没有人能代替你作抉择，没有人能给你指引出一条明确的道路，一切一切都只能凭你自己的心智识别、决断。
1948年岁末，父亲当时在中央大学担任教育系教授兼注册组主任（相当于教务处长），也正徘徊在去留两难决断之间。当时，东南大学教育系的老同学许恪士（他是徽州同乡）由教育部司长调任台湾省政府教育厅长，在他的极力推荐和鼓动下，父亲准备去台湾教育厅担任督学室主任一职，不日《中央日报》就会公布这一人事任命消息。但此事却在家庭内部引起争议。首先是母亲极力反对父亲去台湾任职，她认为台湾当时社会环境不佳，很穷，又人生地不熟，加上飘洋过海交通十分不方便，不想离开南京。其次，我祖母也十分不赞成去台湾，认为离家乡太远。父亲本着传统的道德理念“父母在不远游”，也改变了去台湾的决心。
此时在南京的胡钟吾先生闻讯来拜访，他已正式担任国大代表，在南京有一个联络办公地点。这天是星期天，按照事先约好，母亲准备了一些下酒菜，还包好家乡面食水旱包蒸饺。晚上七点多钟，胡先生穿了中山装和裘皮的大衣，风尘仆仆来到。家父和他边吃边谈，由于是多年的老熟人，谈话无拘无束，胡先生主要想听听父亲对去台的想法。父亲在谈话中流露出对共产党上台抱着无所谓的态度，他说自己一生都致力于教育事业，从不过问政治，对共产党的地下党的学生，也是一视同仁，尽可能给予庇护。他认为共产党也好，国民党也好，谁上台总要办教育，总不能让老百姓吃不上饭、上不了学。中国政治落后，国力衰弱，主要是教育不兴，不重视教育。这是任何有良知的中国人最起码的共识。
胡钟吾先生对家父的观点并不赞同，他说“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共产党搞全民赤化，他们要打倒地主，资本家和为国民党政权服务过的知识分子也不放过。根据过去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所谓“土地革命”的经验，他们是根本不讲什么国家“法制”，当时有不少知识分子也被当作地主、反革命一起枪杀。看来他们双方对共产党的认知还有很大的差别。
饭后他们在客厅一直长谈，这期间胡先生曾激动地站起来，用手作刀状抹向自己膀子，表示共产党来了，他一定会被“砍头”。夜已经深了，两位老乡只得告别，其实他们两人心中都明白，也许这是最后的决别，一再起身紧紧握手，要对方自我珍重。父亲坚持送胡先生到大马路上，并叫到黄包车送胡先生上车，胡先生在坐上车后还紧紧和家父握手，一再说珍重，砚含珍重。家父迎着寒风在夜色昏暗的路灯中，目视黄包车远去，屹立良久才转身返家。
48年的除夕，在寒风细雨中度过，年初二的夜晚，唐少兰先生登门拜访，拿着两包绩溪的酥糖来拜年。他行色匆匆，穿着中式长袍，外面还加了呢子大衣。进屋后在客厅围着烧炭的火盆端坐，母亲按绩溪人的风俗给他摆上花生炒米、糖果、瓜子，又用碗端上几个带壳的鸡蛋，他和家父亲热地聊起来。我想大概是听到家父要去台湾的消息，想来打听一下。
在谈话中，父亲把自己未作决断的理由告诉他。他讲的观点也是和对胡钟吾先生说的基本一致，认为自己保留一个教席总不会没有容身之地吧。唐先生听了父亲的阐述，和胡钟吾先生的回答却截然相反。他在《南京晚报》担任社长，也认为自己是个文化人，一直从事文化界的工作，也曾当过中学校长，并没有从事军、警、宪、特的反共活动。虽然在家乡有几十亩良田，新四军实行“二五减租”后，自己每年的收租数量已大大减少。虽然竞选国大代表，也并没有什么危害共产党的事，想来共产党也不会怎么样他。他也主张走遍天下家乡好，故土难离，丢下一大家子去一个无亲无故之地是何等艰难。他极力主张要我父亲放弃去台湾的念头，大家一起留下来等待新政权的降临。唐少兰先生哪里知道，由于他政治上的天真想法，正在把自己的生命送上了这历史洗劫的“祭坛”。
1949年4月，共军占领南京，南京许多市民兴高采烈地迎接“解放”。学校里，在公开的党组织和军代表领导下，青年学生很快接受红色革命教育，每天都有新鲜事，有军队文工队的演出，有同学参军入伍，有苏联电影，有青年团组织的集体活动，图书馆里有《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三部曲》，“参加革命、追求进步”成为最时髦的名词。对未来美好的期望、像过年一般的喜悦心情充斥着整个校园。可是这种喜悦的心情却没有出现在一些四、五十岁的中年人身上，他们都是曾经长期在国民政府任职的公职人员，他们正以疑惑的眼光注视着政府的政策变化。大学都实行军管，有军代表进驻，父亲在中央大学，他在8月份就接到校军管会通知，介绍父亲到华东革命大学干训班去学习。这是当时大学对文科院系知识分子的普遍做法，实际上就是进行历史审查，甄别后再重新安排或作另类处理。父亲一向有中国士大夫的传统道德理念，他感到这是对他人格尊严的侵犯。他自认为自己已经是教授，还需要去干训班当学员，思想十分抵触。正在这时，正任私立安徽中学校长的姚文采先生得知父亲的思想状况，就劝告他不去干训班就算了，不如到安徽中学教点课再说，就这样父亲错过了重新回到高校的机会，在安徽中学担任高中的历史教员。
而此时留在南京的唐少兰却表现得十分积极。虽然《南京晚报》已经由政府接管并停刊，唐仍积极参加政府组织的欢迎解放军和维持社会治安的宣传活动。9月初，他主动报名到华东革命大学干训班当学员，成了学员中积极拥共的“进步分子”。转眼到1950年3、4月份，华东革大开始组织部分学员到农村去参加土改运动。唐少兰却被告知另有任用，暂时留在学校里学习。到7月份学校的政治部突然找唐谈话，说根据组织上决定，要分配唐回家乡绩溪县工作，要他即日起程。唐听到这个消息十分高兴，认为自己仍可以为家乡的文化建设出一份力。他拿着校政治部给安徽绩溪县军管会的工作介绍信，看着上面写着“由你县军管会分配工作”的字样，十分高兴地随校部派来两位穿军服的工作人员一起启程，踏上回乡之路。两位陪同军人对唐说他们也是去皖南联系学员参加土改工作的，一路上，唐和他们有说有笑，大谈自己对绩溪文化教育事业建设和发展的愿景设想，哪里知道这位才年过五十、文质彬彬的唐先生正在踏上死亡的回乡之路。
到绩溪县后，唐少兰就被关进大牢，这时他才知道，他的夫人已经在半个月前就被关进了大牢。这时绩溪农村的土改工作已经全面展开，为了使土改能顺利进行，按照党委布置，先要开展“反霸除奸”，镇压一批恶霸地主和国民党的残留军、警、特人员，全县一下子抓捕了三、四百人。由于原来县政府的看守所很小，只能容几十人，就临时将一座祠堂改作监狱，由县临时组织的民兵联防队看守。
绩溪这个地区小县城，只有在太平天国期间经历过战火的洗劫，其后近百年（包括八年抗战）都处于十分宁静的状态。而1950年，红色恐怖真正降临这个闭塞的小县城。当时县城弥漫着一股肃杀和紧张的气氛。
9月初的一天，县人民政府在县中学大操场，召开公判大会，这是绩溪县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一场群众大会。当时县政府通知全县，凡有成年人家庭必须保证每户一人到会，各村由民兵队伍负责组队，有的从离县城几十里的山村起大早赶路来参会。整个大操场密密麻麻坐满老百姓，估计到会有四万多人。会场上有五、六个民兵持枪警戒，驻县的解放军一个连全部荷枪实弹站在主席台四周，到下午二时，由县委书记担任人民法庭庭长一声令下，唐少兰和他的夫人双双五花大挷押上主席台跪在台前，人民法庭庭长宣布恶霸地主唐少兰和其妻罪行，罪行都是讲向贫下中农逼租，害得贫下中农卖儿卖女，虐待长工云云，然后就被害人上台控诉，由于唐少兰长年在南京任职，乡民对他并不熟悉，并没有讲出什么具体罪行，而是把矛头指向其妻，说她不让送租农民在客厅吃饭，给剩饭剩菜在炊房里吃，虐待下人。其实，唐少兰之妻为一大家闺秀，上过女子师范，多才多艺，不仅会刺绣，还会唱京戏，曾是票友，抗战时还客串劳军演唱，平时待人接物都礼数周到。而公判会上反而把她描述成十恶不赦的地主婆。控诉完后，审判长宣布人民法庭判决死刑立即执行，这时全场口号震天，由几个解放军将唐少兰夫妇拖到操场北面一个墙角，二声枪响，结束了他们的生命。法庭还规定要暴尸三天。结果当夜女的乳房，男的生殖器均被割去，到第二天夜里县政府领导人感到有碍风化，在舆论压力下命拉到城外乱坟岗草草掩埋。
时光飞逝，60多年过去，随着绩溪老一辈人的离去，五十年代土改的血腥场面已经在乡民记忆中淡去。但现存于世的老一辈绩溪人却是永远无法抹去这血的烙印。
也许是上帝对中国人民的怜悯，随着“大灾星”的逝去，中国人民总算有了一点生的希望。而经过镇反、反右、大饥荒、文革多次折腾幸存下来的人无不从心底感谢上帝的眷顾。去台湾的大陆人更应该是感同身受。
2000年，我来到自由的国度美国，在一次中国人的基督教会的聚会中我无意遇见一位年龄和我不相上下的老太太，在交流中她说她是安徽绩溪人，使我十分惊喜，“正是他乡遇故知”，实在难得。在追问之下得知，原来她正是胡钟吾先生的小女儿，在台湾退休后随女儿女婿在美国定居。我当即向他要了胡先生在台北的电话，并给他打电话，当时胡钟吾已经一百零二岁，他声音宏亮，记忆清晰，当我报上家父名字，他非常兴奋，一再赞我父亲是好人，一生从事教育，不求名不求利，热心家乡教育事业，是属于“为人师表”的圣贤之人。他告诉我，他已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感谢主让我给他打电话，还记得他和家父的世交之友谊。胡钟吾先生晚年一直从事书法篆刻，已经成为书法名家，他的书法在台湾具有很高的收藏价值。我一再说你得保重身体，有机会到美国来看子女时和他见面。可惜这个愿望未能实现，打电话的第二年，胡老先生一百零三岁在台北安然辞世。和胡钟吾先生通电话让我想起1948年底他离开南京去台湾前夕和家父一席谈话，真是生死一念间，胡先生凭着他的政治观察力，义无反顾的决断，挽救了自己，也挽救了全家子孙后代，这一切都应感恩上帝的安排。想到此事，我内心真是感慨万千，我想人的一生面临多少次重大抉择，有的抉择在当时看似艰难或不十分有利，而结果恰得其反。而像这种关系到生与死的抉择，人生却只能有一次，一旦失误将万劫不复，堕入十八层地狱而无法重生。圣经上说：“我们都不知道明天，只有上帝才能知道。”把人生抉择权交给上帝，也许这才是真可靠真正确的抉择。感谢上帝，我们将因你而获得重生。
（摘自程干远先生回忆录《少小徽乡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