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在失踪者家属面前的困扰，远不止亲情的羁绊。村上每年的“分红”，人活着，才给分；民政部门发抚慰金，要有“死亡证明”，才给发，他们的亲人，只能在生与死的利益之间摇摆
王述清失踪了。戴着母亲亲手编织的红绳。
2008年5月12日下午14：06分，他在去绵竹清平镇的公交车上打出电话，问工友，“工地是不是在下雨？我这儿天黑地暗的”。他会修房子，在那边包了活儿，天黑地暗，也得赶过去。
22分钟后，山，塌了。
没人再接到过王述清的消息。他成了汶川大地震17,923名失踪人口中的一个。代表他的“王述清”三个字，先后出现在村大队的统计名单里，《人民日报》的寻人公告中，绵竹市法院的死亡宣判书上。8年后，终于出现在他自己的死亡证明书上。
相比374643人受伤、69227人遇难，近2万名的失踪人口，数目庞大，却面目模糊。在他们身后，“失踪者家属”，夹在“遇难者家属”与“幸存者”之间，面对的是更复杂的境遇，以及情绪。
一部分人无奈地接受了现实，早早放弃了希望；而另一部分人，“亲人还在”的想象，慢慢生长为一种无法摆脱的执念：似乎应该有一个结果，但这个结果一直没有被找到，而且，似乎永远也找不到了。
现代文明社会发明了繁杂的程序来定义生命的诞生和死亡，但“失踪”，意味着更模糊的界限和更多的不确定性。失踪者家属不只要承受感情上的伤痛，还有文明社会中，无法证明生命存在的程序性后果。
他们用十年，甚至更长时间，去验证和确信亲人的生死。
照片
丈夫王述清失踪后，张敏头发全白了，一年之间。
王述清在震前包的那个工地，在离家30公里的棋盘村。上个包工头做了一半，死于车祸。全家觉得这个活儿接得“不吉利”，但王述清想多挣点钱，供小孩念书。母亲不放心，特地去给王述清算过命，算命的说“没事”。
震后，王述清的母亲再不烧香了。
人没了，张敏专门去照相馆打印了一张照片，选了王述清一张生活照，他梳着平头，穿着黑色的衬衫，面无表情地看着前方，身后开满白色的小花。
张敏的家被打扫得干干净净，除了照片，几乎没有什么王述清的痕迹了。
照片是准备一直看的，相框包裹了两层塑料袋，一层白色，一层黄色。但又不忍看。张敏最开始放在柜子里，后来发现，被儿子拿到他屋里。王述清失踪时，儿子19岁。爸爸不见了，他想去找爸爸，不想再念书了，张敏拦住了。照片在儿子的房间放了些时日，张敏又怕儿子总看着难受，又偷偷拿出来，藏到阳台上。
李春学的照片也被换了两次地方。
地震时，钟兴群的儿子才2岁，正睡午觉，钟兴群卖完茶叶回家，发现“瓦片倏倏地从房顶朝下掉”，她急冲冲把孩子抱出来，看见“山上的泥巴都垮下来”。丈夫李春学那时在都江堰一处工地当建筑工人，就再没了音讯。
也不清楚该去哪儿找，钟兴群还是翻山越岭地找。饭吃不下，水也不喝，找不到，就回家几天，再出去找。
钟兴群翻遍家里，只找到了一张身份证照片，只有一寸大。都江堰雨水多，空气潮，钟兴群怕照片受潮，专门压了膜，放进不易受潮的衣柜高处，想等“儿子大了，拿给他看”。
金樊当时在绵阳陈家坝，在自家门口卖水果，也就一抬头的工夫，“天被挡住了，全都是灰，看不见了”。她想起了舅舅。舅舅早上九点多从金樊家门口路过，说要去北川办事。金樊叫他下车进来坐坐。他没下车。“一会儿就回来”，舅舅说。
“就再也没有见过了。”金樊沉默了一会儿，低声说。但舅舅总是出现在她梦里，是早年一起捡苹果的画面，他们一人背着一只筐，金樊爬到树上，爬得老高，舅舅在下面喊，“小心一点儿”，尾音拉得老长，阳光金灿灿的，洒在苹果树上。
回忆是漫长的，但有时也是敌人。金樊如今也50岁了。舅舅要是活着，应该有60多岁了。
知乎上，有人问，“地震中失踪的人去哪了？”
有33个答案试图解答。有人目睹过因为地震一个县城荡然无存，感慨“人在大自然面前不堪一击”，也有人愤愤不平地留言，“人定胜天，懂么？”
没人能给出真正的答案。
找寻
失踪的人去哪儿了？金樊也想知道。
舅舅失踪在从陈家坝去北川的路上。没有任何线索。金樊找，舅母也找。
金樊平时没看出舅母和舅舅特别深厚的感情，“农村人，大多都这么平平淡淡地过”。但舅舅失踪后，舅母吃不下，睡不着，走遍了北川县城，连续找了一个月。
那些日子，舅母每几天回家一次，见到金樊，就呜呜地哭，哭声间歇，一句“人没了，人没了……”不停重复，哭完了，继续出去找。
舅舅家的女儿在新疆打工，金樊和亲友们劝舅母到那儿散散心，舅母不肯。
那时，大家都住在街上，忙着砍树，忙着搭棚子，没太多人注意到舅母。一天，有人看到，舅母拎着一桶油，回了山上老屋。
一天，两天……直到第五天，舅母都没回来。
门反锁了。她在里面喝药自杀了。那年，舅母51岁。
成兴凤也想过自杀。
地震时，成兴凤正在绵阳陈家坝老家给母亲祝寿。18岁的儿子贺川，在67公里外的北川中学上课。儿子懂事仔细，多一分零花钱都不要。成兴凤记得清楚，那天早晨，她给了贺川一百块钱，为的是她不身边时，孩子能买点儿好的吃。
地震毁了路，没有车，成兴凤步行12个小时，才走到县城。每天爬到山上去找儿子。周围都是房子一般大的乱石，喊到没力气，声音一声比一声弱，细细碎碎地散落在空气里，没有回应。
找到第六天时，她看到了儿子的班主任，出事那天，她没有上课，但“学校全埋了”。成兴凤听了不甘心，还是一遍一遍找，“我不相信他那么大，一米七高的个，他跑不出去”。
钟兴群想到的，是去都江堰殡仪馆找丈夫。最坏就是个死，那也要个结果。
遗体不能存放太久。为方便找寻失踪亲人的家属认领，火化前，殡仪馆会为他们拍下最后一张照片。他们的脸上沾满泥巴或鲜血，或平静或惊恐，沉得像一块铅。
钟兴群翻了几百张照片。没有丈夫。
杭州市富阳县新华村的丁家，最小的儿子丁志洪一直在四川打工。地震后，二哥丁志华给弟弟打电话，怎么也打不通。
丁家务农，家里一直穷。丁志华说，他13岁时就帮忙赚钱养家了，给人家放牛，放一天，能赚五毛钱。
父亲在丁志华21岁时去世，自那以后，三兄弟相依为命。2006年，38岁的弟弟，被同村人介绍到四川去打工，“做纸的业务”，但常常赚不够，还要常跟二哥要生活费。丁志华很无奈，他卖苦力，一天“能挣几十块钱”，“有时也拿不出钱”。
弟弟断了联系，但从富阳到成都将近2000公里，丁志华说，“家庭负担很重”，也不知道弟弟到底在哪里，找无可找，只好气鼓鼓地去找给弟弟介绍工作的人，大吵了一架。
失踪家属大多不自觉地想过结局。
失踪者的一部分被永远埋在青山下；一部分无人认领、甚至无法辨识的尸体，殡仪馆成了最后的归宿；还有一部分，等不及被辨识，出于防疫的需要，直接被集中掩埋。
成吨的寻亲诉求，填满绵阳市中心医院外的墙壁、九洲体育馆周围、移动开通的寻人平台、百度贴吧、宝贝回家网站，甚至是扑克牌。
贺先琼就这么做过。
地震时，4岁的儿子正在绵阳曲山镇幼儿园上课。贺先琼突然觉得大地像波浪一样晃起来，前脚刚从自家的打印店里跨出来，就看到房子在往下沉，“那个时候我觉得应该要活下来，我觉得孩子还在”。
但孩子找不见了。
一个公益组织帮她把儿子的照片印到扑克牌上，以便让更多人看到，得到线索。贺先琼不知道扑克牌印了多少，多少玩扑克的人手里捏到过儿子的照片，消息，却是一条也没收到过。
比寻找更漫长的，是心里的跋涉。
十年来，成兴凤走在街上时，“碰到像贺川那么大的娃”，脑子里总会混乱地想是不是他，理智稍微回来一些时，又觉得这不可能。她还去宝贝回家网站搜“贺川”，搜到几个，“都可有出息，自己开了公司”。她当然没去找他们。
为了和儿子保持某种联系，成兴凤想了很多办法。
她把手机烧给儿子，怕他在“那边”没有卡，又烧过去一张电话卡，里面存了自己的号码。这个50岁的母亲把想说的话都写在纸条上。烧完后她还是担心儿子看不到，又想到了挂横幅。
条幅70公分宽，10米长，每年挂3次，5月12日、儿子生日，和过年。条幅上挤满她想说的话，但每次都会有细微的变化，平时会嘘寒问暖，过年时会喊儿子回家，只有留的电话号码，没有变过。在当年学校的那片废墟之上，条幅一层覆盖着一层，时间的褶皱重叠成厚厚的一堆。
成兴凤找那个区域的清洁工要了号码，叮嘱他们，要是有人把横幅摘掉，就打电话通知她。
条幅被摘下来两次，成兴凤都没接到电话，还是从老北川路过时自己发现的。她有点儿生气。找遍了北川的各个单位，没人承认是自己干的。
成兴凤专门问了律师，律师告诉她这种行为不违法。她于是找到老县城指挥部，要领导的电话，对方不给，吵了起来，掀了桌子。领导于是现身了，答应她以后会和清洁工说清楚，又帮她重新做了一个条幅，挂了上去。
贺川读一年级时，曾被一个大孩子“抽到水里”，那是冬天，天很冷，贺川整个书包都湿了，又不敢说，成兴凤看到后暗暗发誓，不让儿子再受委屈，她一直为此努力，带儿子离开老家，离开大山，去到更广阔的世界。
贺川的梦想是到北京上大学。1997年，为了贺川能在北川读书，他们全家搬到北川县城。成兴凤也离开土地，出来打工，在工地打工，一天赚12块钱，一家住在出租屋里，也觉得有奔头。
但现在，成兴凤后悔了。“如果我们在老家，他肯定还在。”北川的夜晚有些空洞，成兴凤用粗糙瘦弱的手捂住了脸，眼泪慢慢从指缝中渗了出来。
生活
横在失踪者家属面前的困扰，远不止亲情的羁绊。
有一次，丁志华所在的村里卖了点小产业，集体分钱，每人能分三千五。但村里的书记和他说，丁志洪不能分钱，因为“人已经五六年没回来过了”。
丁志华生气了，“我弟弟没有死亡证明，这个钱我要分的”。
双方僵持不下，丁志华把电话打到派出所。派出所给出结论，丁志洪“没开过死亡证明，可以分”。
“按照我的心理，我弟弟还没有死呢。”丁志华又强调了一遍。
他不止一次想过，有一天，弟弟会真的回来。有时候，他还会想起三兄弟以前一起做冥纸。这是他们的家族生意，哥仨常在一起做，比谁做得最多，丁志华是那个常常被弟弟笑话的人。
日复一日，生存的逻辑，消解了亲人失踪带来的悲伤的本能。
村上每年的“分红”，需要人活着，才给分；民政部门发抚慰金，需要有“死亡证明”，才给发，他们的亲人，只能在生与死的利益之间摇摆。
张敏就被折腾得够呛。
震后，有死亡证明，家人可以拿到五千块钱抚慰金。张敏打听到，被列为失踪，想获得死亡证明，要经过法院宣判。她又去了法院，被告知要交800块钱，用作登报的寻人公告费。法律规定，在一年公告期内，仍无音讯，可宣布死亡。
一听要交这么多，张敏心疼。当时儿子要上高三，正需要钱，就没交。她不甘心，又去了民政部门，得到回应，“法院才有权力判（死亡），其他哪儿都没有权力判这个。”
抚慰金不了了之。
村里几次分红，没有王述清那一份，张敏去理论。
“我这个又没判死亡……说不定哪天就回来了……”张敏今年50岁了，没上过学，不善言辞，她觉得丈夫没有死亡证明，理应按他还活着给分钱，但她总是争论不过，“最后也没给”。
直到2016年，村里成立农村合作社，要卖地，又要分钱。张敏吸取教训，又去了一趟法院。几年之后，法院的寻人公告费涨到了1050元——几乎等于她一个月的低保。她咬咬牙，把钱交了。
死亡证明一年之后才办下来。这已是王述清失踪的第9年。张敏想起，民政局的地震抚慰金还没领。跑去领时，工作人员当着她的面给财政部门打了电话，“财政说当时（余下的）抚慰金都上交了”。张敏只好讷讷地抱着死亡证明回家了。
钟兴群也没给丈夫销户，“不销户口，他还可能回来”。
她记忆中的丈夫很爱回家。家里早年穷，“连饭都吃不起”，李春学带着几个工人，揽些修房子的活，活不好接，钱赚得辛苦，在外头吃点水果，李春学都惦记给钟兴群揣回来；舍不得坐班车，他就翻山越岭，一走走十多里路，回家看老婆孩子。往往到家都晚上十二点多了，第二天一早再走回去。
“人穷那时是真感情。”钟兴群羞涩地笑着，一朵梨涡在泛着黝黑光泽的脸上绽开。早年，李春学修房子常常接不到什么活。震后重建，每天有大把的活，他却不见了。
钟兴群扛起了养家的担子，妈妈、孩子，都一起住。她种过大棚蔬菜，每月能赚900元，现在在都江堰城郊当清洁工，工资每月1100元。她经常同时打两份工，午饭固定只吃一桶泡面。
但户口本上的户主一直是李春学。
钟兴群没想到，这个坚持会带来那么多无法预料的麻烦。村里集体拥有的一座山被卖出去了，规定只有户主签字才能领到分红；村里每年发放土地补贴，也得户主签字才能查账……
修补
爸爸去哪了？在不同年龄，钟兴群的儿子听到的答案是不一样的。
小时候，钟兴群回答的版本是，“爸爸出去打工了，没回来”。儿子稍大一些、多了一些心理承受能力后，她才试着告诉儿子，那个一回家就“把他抱得紧紧的”的男人，在地震里失踪了。
直到有一次，儿子被别的小孩欺负，“说他没爸爸”。钟兴群决定，给儿子再找一个爸爸。
2016年，丈夫失踪8年后，钟兴群去了法院，申请宣判丈夫李春学死亡。
这大概是法律上最冰冷的规定了：公民下落不明满4 年（包括因战争而下落不明的，只从战争结束之日起算）或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满2 年（从事故发生之日起算），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许多失踪者因此有了的交集——他们共同出现在因地震而宣判死亡的判例上。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以“地震”“失踪”为关键词，搜索到的判例共有248个。失踪者中，有生意人，有修房子的，有老父，有长兄，有女儿……他们的最后痕迹，通常是在报纸的失踪人口公告栏里：登报寻人，期限一年，这是法律提供给家属的最后机会。
最终的死亡宣判，是在法庭里进行的。判决书通常只有一页纸。那个钟兴群用了十年都不想接受的结论，被法官平静地读了出来——“宣告李春学死亡”，“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9年的等待后，一切就这么结束了。
钟兴群给孩子找了一个新“爸爸”。他开了一间茶楼。“有心脏病、很胖”，钟兴群这样形容现在的丈夫。
现任老公和钟兴群在一起“耍朋友”时，心里也总有隐隐的担忧，害怕李春学忽然回家。他们之间，有一种分明的界限感，“各人过各人的，不是那种婚姻的感觉”。儿子也是。想要什么东西都和钟兴群要，不和“爸爸”要。
把4岁儿子的照片印在扑克牌上的贺先琼，终于也决定重新组建家庭。但儿子失踪的信息仍然挂在宝贝回家的网站上。在这个2007年成立的网站上，和“地震”、“失踪”关键词有关的信息共有85226条，许多是重复的，发了又发，发了又发。
贺先琼又生了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她哥哥，四年里，我就没有打过，但这个小孩儿，生下来后，也不知道怎么回事，经常挨打、挨骂。”贺先琼在电话中怅怅地反思，“有时我知道挺对不起她的，地震后，我脾气变得特别坏、特别暴躁”。
妹妹已经7岁了，比哥哥失踪时还大了3岁，妈妈打电话时，她凑到电话旁，奶声奶气地重复着，“哥哥，哥哥”。
地震前，贺先琼常约着几个要好的朋友，带着孩子聚在租住的房子里，窄窄的房间，盛满了笑闹声。他们合计过，等老了，也要住在一起，楼上楼下，热热闹闹的。
“地震后，除了一个，都没出来。”
失踪者家属用各自的方式和消失的家人保持着关联。
王述清的母亲，那个给儿子算命、编织红绳又因此不再烧香的老人，跑到儿子最后出现的地方，抓了几把土，装进食品袋，带到丈夫坟前，埋了进去。她不给儿子立墓碑，但每年清明，都去看看。
没有墓碑，也没烧过纸，因此，十年来，贺先琼总觉得那个爱吃饭的小胖儿子还在，在那儿傻乎乎地问她，妈妈你看我瘦没瘦。她总能想起那个画面，儿子穿着黄色夹克，站在家门口，看见她时，无论隔了多远，都颠颠地跑过来，用胖乎乎的小手，一把把她抱住，笑得很甜。
大多数时候，成兴凤都在努力做一个充满力量感的母亲。“没有妈妈给你洗衣做饭，你会做么？儿子你做手术的眼睛好了么？一定要看妈妈给你写的信，要把眼睛治好。”——这是今年成兴凤写给儿子的话。5月12日，它将被挂在北川茅坝中学遗址里一座倒下的塔雕上。
震前，成兴凤已在北川县城买了一处房子，但因为是小产权，没有房产证，震后无法获得灾区重建后新分配的房子。她找了政府几次，无果而终。失去了即将成年的儿子后，她又失去了家。
十年来，她对那场地震带来的失去感耿耿于怀。女儿学舞蹈被乐山歌舞团录取，有很多出国演出的机会，是个令人羡慕的工作。但2015年一次出国，飞机刚一起飞，就开始剧烈颠簸，因为是马航失踪的第二年，所有人都吓哭了。
成兴凤怕女儿再出事，把她拽到北川的歌舞团。“这边主要是在湖南卫视这种地方演出，毕竟是坐火车。不用坐飞机。”女儿不情不愿，“毕竟北川是一个小地方”，最后拗不过，还是回来了。
地震后，成兴凤开过饭店，做过建筑工人，眼下她在绵阳市安县经营一家膏药店，买了房子和车，过上了符合主流社会标准的“好日子”。但她内心深处，仍然存在某种割裂感，“外边的人不是和我们一样的命……他们聊到地震有时会哈哈大笑。”她遇到过这样的。
她看起来瘦削、坚韧，说话时尾声上扬，像是一句句的质疑，但有些事情，明显是没有答案的。
也有失而复得的故事。
2017年8月15日，丁志华正在离家200米的地方值班，妻子打来电话，大喊：弟弟回来了！
那时，全家都认为，丁志洪已在地震中遇难。挂断电话，丁志华就往家跑，推门一看，惊得说不出话来，愣了好一会儿后，又喜又悲，抱着弟弟，哭得像一个孩子。
消失的9年得以被打捞。
地震中，丁志洪被一整块预制板砸中了头部。有人救了他，送医，治疗，之后又住进了安置帐篷。但他什么也想不起来了。我是谁？家在哪儿？一闷着头想，脑袋就炸开一样疼。他放弃了。
丁志洪后来到成都市双流区金桥镇一个家具厂打工。身份焦虑如影形随。为了缓解，他迷上了赌博游戏机，打工赚的几万块钱都输掉了，浑浑噩噩地熬到2016年，一些熟悉的片段开始在脑中拼接，富阳灵桥新华村这个地名，就这样闯了进来。
他抄起临时身份证，跑去买了火车票。
家还在原来的地方。但记忆的消失、时空的距离终究还是消解掉了一些东西，用丁志华不理解的方式。他觉得，弟弟和自己“没以前亲了”，时不时会蹦出来四川话，他也听不懂。
丁志华想让弟弟“好好的和村里的书记村长讲一下（地震受伤）的情况”，认为或许可以得到一些“照顾”。弟弟不肯，扔下一句话，“我什么都不要”。
在家呆了20多天，丁志洪回成都继续打工了。“他打工也过得不好”，回去的票是丁志华买的。
丁志洪留下了新的电话号码，但很少主动和家里联系。“要是我给他打电话他接，我不打，他也不给我打”，丁志华说。他停了几秒，带着仍有些不愿接受现实的失落，把这归因为“地震后，弟弟脑子不好使了”。
但丁志华仍是开心的。弟弟活着。这胜过了一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