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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请示,晚汇报”

在政治侵入日常生活一切方面的文革中,每天早晨上班前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请示”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方法;一天工作结束后要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汇报”这一天的工作、学习情况。“晚汇报”最开始称为“晚请罪”,因为一天下来,工作、学习中肯定会有错误,耽误了革命工作、对不起伟大领袖,所以要“请罪”。但后来“上面”说“晚请罪”一词不太合适,带有宗教色彩,于是改称为“晚汇报”。

1967年,我在包头406工地施工时,车间里有一个宝书台和一面红墙。宝书台是一个一米多高的台子,台子中间是一尊巨大的毛主席白色石膏全身雕像,台面四周整齐地排列着红宝书。宝书台的背景是红墙,在红墙上画着蔚蓝色的大海,一轮红日喷薄欲出,光芒四射,一艘巨轮乘风破浪扬帆远航。红墙两侧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巨幅标语(有的工地则用红绸布铺排成一个红色的大海洋,用蓄电池制作闪烁的背景灯光,似旭日东升、浩浩荡荡、蔚然壮观)。

那时,我们每天早晨上班前,人人右臂上佩戴鲜艳夺目的造反组织的红袖章;个个胸前别一枚金光闪闪的毛主席像章,煞是一道靓丽的风景线。记得施礼的程序是:全体肃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三鞠躬;高举右手振臂高呼:“三忠于,四无限”;学习毛主席最新指示或“老三篇”;跳忠字舞,齐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最后,由车间主任对本车间的革命大批判和工作进行具体分工,这被称之“早请示”。下午下班后又集合全体员工,整齐地站在宝书台前进行“斗私批修”。每个员工必须针对自己学习毛主席著作的亲身体会,联系自己的活思想,进行斗私批修。如果自己斗私批修不彻底、不深入,别人还要大张旗鼓地进行检举揭发,声色俱厉地对你进行“帮助,教育”,这被称之为“晚汇报”。虽然这些程序枯燥无味、让人厌倦,但无人敢于消极应对。

“牛鬼蛇神”等一类“坏人”是不能“早请示,晚汇报”的,他们只能“早请罪,晚请罪”。在毛泽东像前低头弯腰地站着,保持着请罪的姿势,用别人给自己定的罪名大声地诅咒自己。

那个时期,“早请示,晚汇报”属于雷打不动的程序,任何人不得以任何借口干扰。

1967年冬,我的师傅得了急性阑尾炎。在医院里,已经被推上手术台,医生和护士却都不见了。师傅疼得不行,不得不大声呼叫,但无人理睬,因为所有的人都“早请示”去了。没有办法,他只能忍痛等候。就在他奄奄一息的时刻,医生们的“早请示”总算结束了。

师傅开刀后的第二天早上,他说明情况后被免去了“早请示”。但负责此事的工宣队认为阑尾炎不是大手术,“早请示,晚汇报”是关系到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所以当晚还是被迫去忠字室做“晚汇报”。每次在“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后还要读大段毛主席语录,唱多首颂歌,前后差不多要用40分钟,师傅为此感到苦不堪言。

还有一个师傅,1967年,他的儿子新婚无房,和他住在一起。那天晚饭后,闹洞房的亲友们刚刚散去,儿子和儿媳就上床歇息了。他俩正在嘿咻之时,师娘突然发现儿子和儿媳没有做“晚汇报”就睡觉了。她气不打一处来,使劲地用手掌猛拍儿子的房门,呼叫他们起来补做“晚汇报”。儿子恋战,不想起,在室内慵懒地回答:“明天再说吧!”出身于苦大仇深、贫下中农家庭的师娘,对毛主席充满热爱之情,在门外责骂不停,抱怨儿子忘记了伟大领袖的恩情,是个不忠不孝、不恩不义之徒。儿子不得已起床补做“晚汇报”,但因惊吓从此落下了病根,那活儿再也硬不起来了。

文革时我去北京上访,清晨火车行进到南口,喇叭声突然响起。开始曲之后,竟然是叫全体旅客起立进行早请示。经过一夜的颠簸,大家都很疲劳,尽管列车广播再三催促,却都沉睡不醒,无人响应。

不得已,列车员到车厢里一排一排地叫醒大家。无奈旅客们都不理会,一个个像睡死了一样……全车厢100多人,只有10多个人站了起来,而且多是军人。呼万寿无疆、唱《东方红》时,除了广播喇叭里的叫喊声,车厢里一片沉默。

与我同车厢,坐在斜对面的一位工人模样的旅客,先前还在抽烟,列车员叫醒大家的时候,他却伏在靠窗的茶几上抱头而睡。当广播上叫喊:“全体起立,向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礼!”时,他大概以为所有人都站起来了,于是“呼”地一下站了起来。当他发现其他人还都在梦境中,又不好意思马上坐下,于是来了一个急病突发的样子:两眼翻白,身体软弱无力地摇动了几下,脑袋晃了一圈,晕厥似地一屁股坐下,旋即又趴在茶几上一动不动了……

那次从北京回来时,已经是晚上十一点了。眼见火车就要进站,忽然进来几个战士,肩上扛着幻灯机。只见他们迅速打开幻灯机,白墙上顿现金光闪闪的毛像,《东方红》和《大海航行靠舵手》的乐曲也骤然响起。战士们让大家起立,一齐跟着唱,唱完又让大家高呼万岁的口号。那天有个病人也被叫了起来,脸色苍白,行动颤颤巍巍。礼仪做完不久,火车便进站了,于是大家慌忙收拾东西上车。

后来坐长途汽车也做类似的礼拜,除了唱颂歌外,还要读几段《毛主席语录》才能开车。

那时,最烦人的就是饭前请示了。1968年夏天,单位组织部分职工去包头郊区抗旱。在炎炎烈日下干了一上午,大家饥肠辘辘。好不容易盼来午饭,饭桶一放下,人们就开始哄抢。有人直接拿着盛饭的勺头就往嘴里送,有人竟然用碗挖菜。正在众人狼吞虎咽之时,政治指导员突然失声喊道:“哎呀,咱们还没向伟大领袖请示呢!”然后又叫了一声:“起立!向毛主席敬礼!”

事情来得如此突然,大家全然没有准备。听到口令,我们先是一愣,然后迅速反应过来,都起身面向毛主席画像牌站立。此时,政治指导员的口令已经到了“祝毛主席——”于是,大家一边吞菜咽饭,一边呼喊“万寿无疆!万寿无疆!”有人被菜呛的打喷嚏,有人被饭噎的咳嗽,喊出来的声音竟是“唔唔唔唔,唔唔唔唔”。

土建工地的刘书记尤其狼狈,他由于有腿疼的毛病,当时又盘腿坐在田埂上,立即起身有点困难,慌忙中饭碗被抛在一边,饭菜洒了一地。直到唱《东方红》时,他都心不在焉,还在扭头观望地上的饭菜。

那天,直到大家对着主席像请示完毕才继续吃的饭。好在夏天,饭菜不怕凉。

在那个物资匮乏、人人饥饿的年代,许多人都以吃饭为第一要事。此前,午间下班,大家百米赛跑似地奔向食堂,现在却要全部到齐、集合整队、鞠躬敬礼、山呼万岁、唱颂歌、背语录……这对饥饿难忍的人来说,是何等的折磨。

后来有一天,一位革委会委员到北京开会,回来时还没传达开会内容就告诉大家:“现在电力部饭前不举行集体请示了!每个人在主席像前鞠躬,喊一声毛主席万岁,就可以拿碗添饭了。”

大家热烈欢呼。真是解民于倒悬、救民于水火,功德无量啊!从此以后,大家就各自为政了,在食堂门口的毛主席像前鞠一躬,喊声万岁,便一路小跑奔向买饭窗口。万岁声还没结束,饭碗已经伸向了炊事员。

每次吃饭,食堂里总会听到各种口音的叫喊声:“毛主席万岁——半斤!”“毛主席万岁——六两!”

那时,许多家庭的餐前也贯彻这样的礼仪,类似于基督教的饭前祷告。虽然开饭时孩子们饿狼般地涌过来了,但家长还是要说:大家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吧。于是孩子们咽下口水,齐声朗诵:“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忙时吃干,闲时吃稀,不忙不闲时半干半稀,并加以番薯、地瓜、菜叶等等,要节约闹革命。’”

那时,在牛棚里,饭前也要做“请示”。记得有个“走资派”饭前是这么“请示”的:“毛主席呀,伟大领袖!是您宽宏大量,给我一碗饭吃。我是有罪的,本不该吃!但我牢记您的恩典,吃了饭一定要好好改造、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其声音很小,两步之内才能依稀听到。

当然,讲那种请罪式的语言,各种“分子”都是见机行事。如果旁人站得较远,就可瞎念叨一气,反正没人听见。有个挨过斗的工程师后来对人讲,多数情况下,他只是翻动嘴唇,做做样子,其声音是“咕嘟咕嘟咕嘟……”

“早请示,晚汇报”除简单的情感表达方式外,其功能承担着建立统一的文化制度、语言模式、思维定势等等更基本、更广泛的社会功能。它以不变的、统一的、单调的仪式消蚀着人们的全部活力、判断力和识别力,并攫走人的情感和个人的责任感。通过这样的仪式,崇拜和臣服不再仅仅是一种外在的政治组织形式,而是被内化为一种惰性生活方式、一种奴化精神的类型。

有学者认为,“早请示,晚汇报”的仪式起源于殷商先人的祭日仪式:“殷人于日之出入均有祭,……殷人于日,盖朝夕礼拜之。”把毛泽东尊为神灵,实行祭日仪式毫不不足奇。

“早请示、晚汇报”大致流行于1966年至1971年间。林彪事件后,个人崇拜思潮开始低落,“早请示,晚汇报”这种形式主义的政治仪式终于隐退。

迄今,那场怵目惊心的“红色政治风暴”虽然已经过去40年了,但从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中走过来的人,对“早请示,晚汇报”仍然记忆犹新、刻骨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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