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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卡锡和麦卡锡主义(5/6)

左起:陈纳德、拉铁摩尔、蒋介石,1941年2月,重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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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年底中国内战以民国政府全面失败退守台湾而结束。这对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以人、财、物鼎力相助的盟友来说,美国不仅面对围堵共产主义这一战略挫败,同时还承受着情感上、道义上的责难。然而就在中共宣布在大陆建立红色政权的前两个月,国务院在“中美关系白皮书”中就已经公开批评蒋介石,认为国民政府的失败完全是蒋介石的责任,与美国对华政策无关。《白皮书》是在国务卿艾奇逊主持下由当时国务院第三号人物杰赛普担任主笔。

进入1950年后,国务院开始制定方案,准备一旦中共进攻台湾,第七舰队应该撤离台湾海峡。这种看似非常现实的对外政策让坚持以意识形态作为取舍标准的反共阵营极为反感。1950年1月11日,俄亥俄州参议员塔夫特(Robert Taft,1889-1953。第27任美国总统之子)发表一个对外关系的演讲,他指出:国务院受亲共集团的影响,他们打算抛弃蒋介石,至少已经拱手把中国大陆交给了共产党。《R》P. 93塔夫特的矛头直指艾奇逊。49年后艾奇逊在谁来承担丢失中国责任的争辩中首当其冲。我们承认国共内战的胜败确实有它自己的原因,但是艾奇逊的亲共立场也是十分明显,比如就在法庭作出对希斯有罪判决后,艾奇逊说希斯案子“是一个悲剧”,“我不会因此而抛弃他。”《R》P. 94

时间到了1950年2月9日——林肯纪念日,麦卡锡在西弗吉尼亚州威林镇(Wheeling,West Virginia)作了一个著名的演讲。他说他手里有一份205名仍然是国务院雇员的美国共产党员以及共产主义同情者的名单,比如谢伟思。麦卡锡这具有爆炸性的演讲让他这个当时很多人都还叫不出名字的议员一下子成为诸多报纸的头条新闻,而这一天也给这个自由世界多年来持续不懈的反抗、抵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的深远影响——更多的是负面影响。

如果深入探讨它的形成和发展,我们不难将麦卡锡主义从广义和狭义两个层面去分析。广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可以是自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之后美国社会持久不懈的反共态势,这背后反映的是西方民主自由政治经济的主流文化和价值。而狭义上的麦卡锡主义则是从1950年2月的这一天开始,面对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上升阶段并取得了局部地区胜利这样的社会背景,麦卡锡混淆个人信仰、推崇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同他们实际执行、操作颠覆政府活动这两者的区别——虽然这两者在共产专制国家里往往就是同一件事——而实行的追查共产党的调查活动。

狭义的麦卡锡主义错在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她信奉言论自由、信仰无罪。在美国,共产党是合法组织,任何人不能因为加入其中而遭受国家权力的迫害和打击。此外,虽然颠覆、夺取国家政权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初衷,而且它对世界自由、民主社会的渗透、破坏也从来没有停止,但是反共仍然要以事实和法律作为依据,不能随心所欲,为追求轰动效应而捕风捉影、夸大其辞。所以狭义上的麦卡锡主义从一开始就受到抵制和反对。最后以失败而告结束也就不足为奇了。

1949年第81届国会,民主党又夺回了多数党的地位。当麦卡锡在威林镇发表了对杜鲁门政府的指控后,他实际上“单枪匹马发起了反共十字军东征”《R》P. 96。那时,麦卡锡面临了美共成员的抵抗、国会共和党同僚的不信任及民主党议员的反对。在三面包围和主客观双重不利因素下,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要求麦卡锡提供证据。2月20日麦卡锡又在国会做了一个长达6小时的报告,这次他把国务院共产党人数改成81人,但是没有给出具体名单。民主党认为这样不解决问题,遂通过决议,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下设立了一个临时“国务院雇员忠诚调查小组委员会”、或者叫泰定斯委员会,(The subcommittee on the Investigation of Loyalty of State Department Employees. Or Tydings Committee)由马里兰州民主党参议员泰定斯(Millard Tydings,1890-1961)出任主席。在多党体制下,党派之间从来不缺相互争斗的议题,反共也不一样。泰定斯委员会很快就演变成在反共议题下的党派之争。

设立泰定斯委员会的目的不是根据麦卡锡的指控,国会去核实国务院是否有那么些共产党员。而是以谁指控谁举证的原则,把麦卡锡当作证人的对待,由他提供他的证据,让参议员去验证和核实。麦卡锡希望泰定斯委员会关起门来听证,而委员会则坚持听证会向民众公开。这样,麦卡锡公布了一份9人的名单,其中有谢伟思、拉铁摩尔和杰赛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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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赛普,哥伦比亚大学国际法教授,太平洋关系学会成员并于1939-1940年期间出任学会主席。艾奇逊担任国务卿时被任命为巡回大使,同时主持编纂了旨在解脱国务院“丢失中国”责任的《对华关系白皮书》。另外,战后他作为专家,同希斯共事,代表国务院参与制定《联合国宪章》。因为这层关系,杰赛普觉得他有资格在希斯伪证罪案出具证言,为希斯的人品和清白背书,虽然对希斯隐蔽的个人经历并不了解。自1961年开始,杰赛普出任国际法院法官。

杰赛普成为麦卡锡的目标不是因为他的学者、官员双重职业背景,而是“他同共产主义事业有非同一般的共识”。《America's Failure in China (AFC)》P. 541麦卡锡的根据是,杰赛普认为:“美苏之间的冷战主要是因为双方误解而不是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而这些误解可以通过外交方式来解决。”《R》P.130 “就像美国人生活在民主党、共和党党派政治体制下那样,苏联、美国这两种不同政府形式也能共存。”显然,杰赛普这样诠释不管是从当时还是现在的国际政治关系来看都是错误的。把民主社会的多党制同民主和专制两种政治制度放在一起比较的错误在于,多党制度下两党之间有一个相同的目标,而专制则视民主为死敌。

事实是,除了在二战期间出于双方利益需要短暂结为“盟友”,美苏之间不管是冷战,还是在第三国进行的“热战”;不管是情报战还是间谍战以及发展到如今利用网络骇客执意左右美国大选,它们都来源于意识形态上的敌意和对抗。今天,在那些前(后)共产主义国家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也许已经淡化,但是他们从马、列老祖宗那里继承来的基因让俄国、中国不可能与自由、民主调和共处——不管那里使用什么样的“选举”方式。杰赛普只看到事物表面上的相似之处而忽略了后面实质的错误也反映在他对中共的认识上。杰赛普认为:49年前“毛泽东领导的马克思主义游击队代表了中国土生土长的民主运动”。(同上P.130)我们知道毛泽东一生领导的中国“革命”的内涵可以是任何东西,唯独和民主无关。

不过不管怎样不能接受他的观点,这都不足以将杰赛普划入不忠诚(disloyal)甚至说成是共产分子。麦卡锡指责杰赛普未能看清共产主义运动的实质,可他自己也在犯混淆事物本质和现象的认识错误。正因为如此,麦卡锡简单地将他人在意识形态领域内亲共、拥共的立场无限延伸,所以他推导出的结论常常站不住脚,比如拉铁摩尔。

拉铁摩尔出生在中国,在瑞士、英国读完了小学和中学。19岁时回到中国,在一个英国人的贸易公司干活,这让他有机会在中国北方、蒙古、新疆以及亚洲内陆地区旅行。他的旅途见闻、随笔、日记是他十多本书的素材,使他成为美国人蒙古问题的专家。1928年后,拉铁摩尔在哈佛大学注册,在接受哈佛燕京学社等研究团体多项资助后又回到中国。1934年在中国接受《太平洋事务》杂志的邀约出任主编。1937年他第一次到延安,为《美亚》编辑采访毛、周担任翻译。1944年陪同华莱士副总统访问中国、蒙古、西伯利亚远东地区。后来在为《国家地理》(National Geographic)杂志写的文稿中,拉铁摩尔把他和副总统一行访问的苏联在远东另一个劳改集中营(Magadan labor camp)说成就像是大萧条后美国政府经营的“田纳西山谷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一样,他这种粉饰苏联的倾向同杰赛普有异曲同工之妙。

1948年,一个曾经担任过驻希腊大使馆“临时代办”的苏联人向联邦调查局指控,说一个克格勃官员告诉他,拉铁摩尔是苏联间谍。(见维基)

1950年3月22日,麦卡锡泰定斯听证会上用“苏联头号间谍”的罪名指控拉铁摩尔,他说国务院和联邦调查局档案能够证明拉铁摩尔是希斯那个间谍网的头儿。他还发誓,说他愿意把自己全部信誉都压在这一指控上面。这无疑比一个月前的演讲更进了一步,全美有影响的报纸都用头版报道了这一指控。

同杰赛普、希斯这些学者和政府高级官员相比,拉铁摩尔以他早年在东亚生活和工作经历确立了他远东研究的权威地位。虽然他从来没有在华盛顿坐过办公室,也没有直接参与国务院制定对外政策,但这不等于他对美国政府没有影响。尤其是日本侵华及珍珠港事件使美国外交重心朝亚洲倾斜,这让拉铁摩尔角色变得举足轻重。因此罗斯福任命他担任蒋介石的顾问。不幸的是,拉铁摩尔并不看好民国政府,因为他早已把个人情感投射到共产主义运动上去了。那时他同他太平洋关系学会的同事以及40年代美国亲共群体“中国通”中大部分人,比如哈佛历史教授费正清等一样,都认为毛泽东在中国搞的只是一场土地改革运动,中国共产党是一群平均地权论者(agrarian)。

40年代美国的“中国通”(China Hand)是如此地热衷推销此道,他们实际是在淡化中共意识形态色彩,因为这样就可以把延安同莫斯科区别开来,从而达到回避中共同美国利益潜在的矛盾和冲突的效果。然后再理直气壮地建议将对华政策调整为不偏袒国共任何一方而实际上是提升中共的地位。1948年拉铁摩尔出席由国务卿马歇尔主持的一个重要会议,商量是否应该缩减对民国政府的援助。拉铁摩尔用“现实主义”作为理由,不赞成继续无条件地支援蒋介石,他说过去这样做已经损害了美国的形象。《R》P.122他还提出美国应该撤出朝鲜、日本,让他们自己直接同亚洲的邻居打交道。不难看出,那时拉铁摩尔并不赞成美国亚洲外交政策,他蒋介石顾问一职的影响也是消极的。

在泰定斯听证会上,麦卡锡的证人是卜登兹,不过他没有直接证据证明拉铁摩尔是间谍,他的证言来自于道听途说。FBI的档案里也没有直接证据,如果有的话,胡佛一定会在那关键时刻支持麦卡锡。“如果拉铁摩尔真的影响了美国对华政策导致毛胜蒋败,而且他同时正好又是美共党员,那么给他带上共产党的代理人的帽子可能比苏联间谍更靠谱。”《R》P.123

确实,麦卡锡不难从拉铁摩尔写的书和他编辑的《太平洋事务》杂志文章里找出他认同苏联共产主义那套理论的观点,但是那和苏联间谍没有直接关系。麦卡锡的错误太明显了,以至于失去了党内同僚的信任。参议员塔夫特说他(把拉铁摩尔说成是苏联间谍)“完全是轻举妄动”。《AFC》P. 543)共和党其他同事也表示,他们支持麦卡锡更多的由于私下关系和共同利益,而不是因为觉得他的指控站得住脚。《R》P. 56倒是拉铁摩尔在听证会上的自我辩护显得十分充分,有力。如果不是金日成发动了朝鲜战争,麦卡锡主义很可能就会失去它的动力。

朝鲜战争让共产主义在亚洲的威胁又一次现实化了,在担忧第三次世界随时可能爆发的情况下,美国社会对“丢失中国”的思考有了具体和现实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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