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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比“目的”更重要(4/8)

——从毛泽东发动文革的“思想史研究”谈起

现在我们知道,“造反派,真的反了”确实不该用惊讶语气,因为至少在毛泽东布置行动的7 月24 日当天,中央已经视蒯大富为敌人。当时主要的口实是:7 月18 日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航),各省造反派开了个“黑会”,据说他们要成立全国性组织与中央对抗。而蒯大富就被定为这些“真的反了”的造反派的“黑司令”。就在7 月24 日深夜至25 日凌晨“中央首长接见广西两派代表团”时,包括周恩来、陈伯达、康生、姚文元、谢富治、黄永胜、吴法宪、温玉成等在内的阵容庞大的中央首长一齐厉声斥责广西“四·二二”造反派,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严厉追查所谓的“黑会”,尤其是点名追查蒯大富。广西人被严令交代“蒯大富是怎样讲的,什么人怎样讲的,会上、会下又怎样讲的,给我写出来。你不要认为我们不知道,不是缺你的材料,是看你能不能挽救!”这些首长断言“四·二二”参加“黑会”是去朝见“黑司令部”,大喝要与会者“把你们的黑司令部端出来!”陈伯达并说:蒯大富、韩爱晶“狂妄自大”,成了危险人物,“蒯大富最好去劳动,韩爱晶最好去劳动”[20]。读了这份记录,谁还会认为两天后的数万人工宣队进占清华之举有可能事先通知蒯大富?

而在7 月28 日毛泽东召见“五大领袖”时,也大谈了镇压广西“四·二二”的事和北京造反派与各地造反派密谋“开会”的问题。林彪甚至耸人听闻地说:“我们没有开九大,他们就开了。”毛泽东、周恩来都提到北京高校窝藏已经被他们说成是“土匪”的广西造反派。康生则断言:“他们(指蒯大富等人)想控制全国运动。”[21]

按这样的口气,蒯大富这些人真是要密谋联合各省造反派反抗中央,“造反派,真的反了”!

但有趣的是,近年来无论广东、广西还是贵州的“黑会”与会者的回忆,不管细节上有多少出入,都有个共同点:“黑会”一开始被当局看得非常严重,致使他们会后几乎立即失去自由并被反复逼供。但是自“七·二八”召见后,对“黑会”的追查却奇怪地不了了之,很快就不再被提起。甚至包括蒯大富在内的与会者后来被惩罚时,所开列的罪状中都没有再提“黑会”的事,以至于时过境迁之后他们几乎忘了此事,在近年来清华人关于“七·二七”的诸多回忆录中均未提及。今天再忆,不少人对此还迷惑不解。

笔者的解释是:当初这个会本来没什么大不了。在1968 年那个血腥之夏,各省都发生了对造反派的镇压[22](广西等地甚至发展成大屠杀),各地造反派流亡北京的难民与上访者(包括中央承认的代表团与自行流入北京者)成千上万。当时广东“旗派”头头武传斌想与各地“战友”开个会交流情况,探寻向中央求助的途径,遂找到韩爱晶,借北航之地开了那个会。但韩本人避不与会,蒯大富到会露了个面讲了些欢迎之类的话就走了。会上据说有辽宁的人提出过是否要搞个全国组织或联络站,但这并非会议的原定议题(多数回忆者甚至否认听到过这个意见),也没人响应,很快就被否定。显然,在文革时期“群众组织”活跃的状态下,这个会本身并不特别出格,而且也主要是武传斌之类外地造反派在张罗,北京造反派只是应付情面,蒯大富本人与“黑会”的关系甚至比作为东道主的北航人更少[23]。但这就被中央抓住了把柄——为了整北京那几大造反派“领袖”总要找个事嘛。

但是,到了“七·二七”那天,清华团派对抗打死了工宣队的人,引起公愤,毛泽东的意图已经达到,整他们的理由已经有了。而且,事实上几大领袖也已经垮台了,也就用不着再找那个其实中央明知道没什么油水的理由了。

其实,强制“收官”、搞掉造反派当时已成为毛泽东的大主意,“黑会”不过是提供了一个口实,没有这个口实,毛也会下手。以他的“神机妙算”,可以在下手中再找口实。果然,清华团派打死工宣队成了更好的口实,“黑会”也就可有可无了,否则是没法解释后来这个“案件”何以被放过的。我们知道,整个文革中有过多少无中生有的冤假错案,相反,由于“为尊者讳,投鼠忌器”而化有为无的“虚无”做法也是不胜枚举,却就是没有一件并非为尊者讳、而是把本来就要整肃的人确实犯过的事给隐藏起来予以庇护的例子。蒯大富等人后来都是长期坐了牢的,

“黑会”也没有涉及什么需要投鼠忌器的尊者——当时中央所有头头脑脑之间无论有什么矛盾,在对待这件事上都是完全一致,不应该有什么可顾忌,但为什么后来就是不提这件事了呢?现在看来谜底已经清楚了:蒯大富等人当初即使不抵抗,清华园也未发生流血事件,他们的下场也未必会更好(就像没有抵抗的韩爱晶等人的下场一样),因为已经有一个“组织全国造反派总部和中央对抗”的罪名在等着他们了。这个罪名后来不再提,是因为已经有了一个更为合适的罪名——打死了“宣传停止武斗”的工人。如果没有这个罪名,清查“黑会”的动作恐怕是不会无疾而终的。显然,从毛泽东决定“捅马蜂窝”时起,蒯大富等人就在劫难逃了。

在“七·二八”召见时,其他首长都气势汹汹,毛泽东虽然也是严厉训斥,却也对蒯大富流了眼泪,还对左右说了些不要整蒯之类的话,这就使蒯感戴至今。其实无论是追查“黑司令部”还是“捅马蜂窝”,没有毛的旨意,各派首长岂能如此一致?笔者曾言:毛拿他亲手扶植的“小将”祭旗不能说没有一丝怜惜,但“政治纸牌屋中毛唱白脸别人唱红脸的游戏我们见得还少吗”?至于蒯虽然当时就失势,但只是放逐到宁夏,两年后才被捕,那也是很自然的。1968 年秋学生都还在校,抓头头不方便,等到学生都被打发星散、各奔东西了再动手,那也是全国一样的,并非对蒯大富特别温情。

四、“牺牲左派几千人,换取右派几十万”:“二月镇反”和“负帕累托改变”

1966 年5 月16 日“五一六通知”宣布发动文革的前后,毛泽东一直在南方各地游走达八个多月,让刘少奇、邓小平在北京揣摩圣意主持运动。刘、邓按“十七年”政治运动的一贯模式和“宁左勿右”的心理(刘已知在“七千人大会”得罪于毛,一直战战兢兢,四清时就表现得特别“左”),派工作组到基层去“领导运动”,“在五十多天里”按“反右”的套路狠整知识份子并大抓“反动学生”,积累了民怨。结果毛一回京,就在8 月5 日“炮打司令部”,说刘、邓搞“资产阶级专政”和“白色恐怖”,发动人们起来抗争。于是“五十多天里”的民怨带出了“十七年”的民怨,意识形态煽起的“奉旨造反”与有民意基础的“藉旨造反”互相激励,形成了“造反派”对各级“当权派”及党政官僚体系的冲击,以及当权派组织“保皇派”对造反派的镇压。10 月2 日,毛泽东安排《人民日报》提前转载《红旗》社论,把刘、邓的做法归纳为“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并号召在全国“彻底批判”之,12 月间又连续通过在工业、农村、街道开展运动的决定,最后在12 月26 日生日宴会上“祝展开全国全面内战”[24]。这样从10 月《红旗》社论起形成“天下大乱”之势,造反派在各地逐渐得势,而“走资派”(当时已成为除文革中央指名保护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以外,全国其余几乎所有当权派的总称)及其御用的“老保”逐渐失势,直至发展到源自上海的造反派夺权运动,即所谓“一月夺权”。

这期间,10 月前造反派在各地并不占优势,而当权派支持的“老保”一方面压制造反派,另一方面大肆“破四旧”、毁灭文化遗产,同时更大搞针对无权民众、文化人、弱势群体和贱民的“红色恐怖”,并以这种“矛头向下”、无法无天的暴行来“转移斗争的大方向”,保护当权派免遭冲击。直到10 月后形势才发生转折,在毛泽东怂恿下逐渐转占优势的造反派形成汹涌大潮,在为毛火中取栗的同时也释放民怨,对当权派和“老保”造成严重冲击,而“狼奶效应”也使他们得意忘形,以“阶级斗争”等意识形态名义迫害走资派与对立派群众(有时也祸及一般群众)的恶行到处发生。

1967 年2 月起,由于“夺权”后乱局蔓延,毛泽东下令军队以“支左”名义介入权力斗争。而文革前“十七年”各地“党政军”一体化利益攸关,军队从政后往往镇压造反派,造成“老保”复兴,或者扶植“听话”的温和造反派而镇压“不听话”的激进造反派。同时军队本身也不统一,尤其是野战军与地方军区往往各支一派,致使“全面内战”愈发不可收拾。几度翻覆之后,毛终于以1968 年“七三布告”出动军队镇压广西造反派起,到“七·二七”对北京造反派“捅马蜂窝”止,全面转向了对全国造反派的卸磨杀驴[25]。此后,全国普遍建立了绝大多数情况下具有“军人政权”色彩的革命委员会,1969 年中共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党组织才全面恢复。1968 至1971 年间,在“后文革秩序”下连续发动“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和“清查五一六”等运动,对绝大多数造反派头头进行“秋后算账”,并通过“上山下乡”驱散了一般的城市造反学生。此后各地的一些“造反派”活动,只限于“后文革秩序”下一些原造反派人士的争权与自保,死水微澜,不再成气候了。

然而,造反派的失势并没有终结“常规党内斗争”对当权派造成的伤害。这种文革前已有的“政治绞肉机”,在造反派出现前已经把“彭、陆、罗、杨”等高官卷了进去,在造反派失势后也继续“高效”运转,出现了造反派和走资派在监狱里的“大会师”。造反派覆灭后的中国又连续打掉了两个高层“反党集团”以及地方上的各种“份子”,卷入了无数文臣武将。“揪刘英雄”造反派蒯大富垮台后,刘少奇不仅没能重见天日,反而很快在并非造反派设立的黑牢中惨死,而他的夫人王光美则被关押入狱直到1978 年底,批斗过“反动学生蒯大富”的王光美与揪斗过“政治扒手王光美”的蒯大富,竟然同时坐牢长达八年之久。

这场“文化大革命”的“负帕累托改变”[26] 性质至此暴露无遗。在1976 年“丙辰清明”的天安门事件中,大批前造反派人士与走资派子弟都参加了反文革的抗议运动。这场“毛泽东最后的革命”至此终于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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