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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传”文化(1/5)

一、“宣传”的名声不太好

有些词语,如“人权”、“民主”、“人道主义”、“市场经济”等等,一向被当代中国所拒绝,视为洪水猛兽,提也不提,但现在进步了,也与国际接轨了,比如这次对美伊之战的报道,中国国家电视台的人道主义的安魂曲比任何国家都哀戚动听,使人为之惊喜也可能为之惊疑:中国也人道起来了!

另些词语,如“共产”一词,是在西方视为洪水猛兽的,而在中国则一向被奉为政治宠物;尽管现在连资本家都可以入党了,私产合法了,共产反倒非法了,可中国的执政党仍旧叫共产党,好像这并不妨碍自己的伟大、光荣、正确。

再如“宣传”一词,在西方多含贬义,而在中国也依然堂而皇之地正面使用;虽然盯得紧、管得宽、跟的牢的那个头头已经走人了,可宣传部还是理直气壮、毫不动摇地叫宣传部。

“宣传”在中国原本是中性词,最早出现于1900多年前的《三国志》,无非是“宣告传达”之意,并无褒贬。而西方对“宣传”一词却很厌恶。一是“宣传”的名声最早坏在17世纪意大利天主教的“信仰宣传委员会”,该会利用宣传,攻击伽利略“日心说”,致使这位伟大的科学家遭到拘禁,郁郁而终。300年后的1992年梵蒂冈教皇才平反了这一冤案。二是“宣传”的名声坏在20世纪的希特勒和戈贝尔。希特勒有句惊人的名言:“利用报纸宣传,可使人民视地狱为天堂。”1936年纳粹党在纽伦堡开大会,会场就悬挂着宣传“宣传”的大幅标语:“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统治世界!”戈贝尔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竭尽全力宣传纳粹精神,宣传种族主义,他的笔杆子和希特勒的枪杆子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让千万颗人头落地。正是:“宣传”并非空议论,笔杆杀人胜枪杆,这怎能不使人对“宣传”高度警惕?

到了近代,尽管“宣传”的面目已不再像中世纪和二战时期那么狰狞,但由于它的出身和表现不好,仍然使人对它敬而远之。二战之后,由于以前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垄断社会公器,扼杀新闻自由,这些国家里的“宣传”也仍然是“强行灌输”、“盲目鼓吹”、“夸大事实”、“制造假象”、“钳制异见”、“操纵舆论”的代名词,声名也很狼藉。所以现代西方发达国家的政党和政府大都不设宣传部,至少是不用这个名字了,就像现在的俄国孩子很少取名斯大林,德国的孩子很少取名希特勒一样。

美国没有宣传部,只有新闻文化总署。英国也没有宣传部,只有文化委员会。以前的纳粹德国有宣传部,现在的统一德国也没有宣传部了。中国国民党过去有宣传部,当今的台湾国民党只有文化传播委员会,下设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个部;但自从蒋经国开放党禁和报禁之后,文宣企画和媒体传播两部的体制和理念早已经和以往的宣传部大不一样,也不可能一样了。

中国大陆是为数不多的坚持有宣传部的国家。问题并不在于有没有宣传部。美国没有宣传部,但并不等于他们就不宣传。中国大陆有宣传部,也并不一定非要废除。关键在于宣传理念、宣传体制如何,是先进的还是落后的,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

二、毛泽东担任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

毛泽东早年就有过宣传的实践和经验。1918年他在北京大学参加过新闻学研究会,并听过名记者邵飘萍(后为秘密的共产党员)的演讲和新闻学教授徐宝璜的讲课,还获得过这一项学历的半年听课证书。1919年他在湖南先后主编《湘江评论》和《新湖南》,宣传民众大联合,宣传世界新思潮,宣传反帝反封建,宣传驱逐张敬尧,是当年湖南宣传革命的一员猛将。1921年毛泽东在长沙参加共产主义小组之后,还对他的朋友熊瑾玎表示他最愿意做的社会工作,一是教书,二是新闻记者,可见他对新闻宣传的浓厚兴趣。由于他有以上的经历和志趣,更由于他具有出色的宣传才干,使他终于有机会在1925年底的国共合作期间以共产党员的身份担任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的代理部长。上任伊始,毛泽东便着手整顿,健全宣传工作体制,改变原先散乱状态;通过报刊和信件向各省市宣传部布置宣传任务,并要求他们定期向中央宣传部汇报宣传工作。此前中央宣传部只管辖广东一省,如今同其他省市宣传部门也有了联系。宣传的权力集中了,宣传的网络形成了。毛泽东履新后,国民党的中央宣传部确实有了新面貌,生气勃勃。

毛泽东在代理部长期间,还主编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他起草的《中国国民党之反奉战争宣传大纲》就刊登在该刊的创刊号上,发行2万份,另印发单行本2万册,这在当时是个不小的数量。这份《政治周报》出版当天,他又不失时机的行使手中大权,以代理部长名义,雷厉风行地向各地宣传部发出《中央宣传部对反奉宣传之通知》,要求“全国各地高级党部指挥所属全体同志为广大之宣传,引起民众之革命的热潮。”

1926年国民党召开第二次全国党代表大会,中央常务委员会指定毛泽东为大会上作了国民党一大以来的宣传工作报告,并请他参与起草本次大会的《宣传决议案》、《党报决议案》等文件。对他这一阶段的工作,中央常委会秘书长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的党务报告中,表示“欣喜而乐观”,认为“本党指导民众运动的宣传工作,现在可以说比较的统一了。在深入民众宣传反帝反军阀方面,本党也都可以指导而有成效。”这是对毛泽东所领导中央宣传部和他这个代理部长的嘉许。毛泽东视事仅数月,便已成为国民党不可替代的宣传圣手。

有一年,我在美国看台湾早年出版的一部国民党党史,作者居然不提毛泽东曾任“本党”中宣部代理部长这一史实。如此回避,实在小气。其原因当然是毛泽东在任内事功卓著,所以作者拒不宣传他的政绩。早几年中国大陆的出版的抗日战争史,也故意抹煞国民党军队在主战场的战绩。两岸一样,同根所生:为了政治,窜改历史;为了宣传,不顾事实。

三、毛泽东在中国工农红军时代的宣传工作

国共分裂后,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到井冈山建立根据地。1928年4月底,朱毛红军在井冈山会师。5月4日,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宣告成立。毛泽东是党代表,他对红四军的政治工作、组织工作以及宣传工作负全责。1929年12月,红四军召开第九次党代会,会议的重要《决议》由毛泽东起草,这是他份内的擅长之事。在以后出版的《毛泽东选集》中,可惜只选录了这个《决议》的第一部分《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而专门讲述红军宣传工作的第四部分没被选录,少为人知。但这一部分对了解毛泽东红军时期的宣传思想非常重要;还因为毛泽东在敌我两个阵营都任宣传要职,可以以此来比较他指导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和指导共产党的宣传工作有何不同?以此来探寻他在为红军制定的针对白军的宣传策略是不是更加知己知彼,更能击中要害?这些问题饶有趣味,可以深入研究,现在只对该《决议》第四部分做一简介。

《决议》第四部分题为《红军宣传工作》,第一节便开宗明义:“红军宣传工作的任务,就是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由这个宣传任务之实现,才可以达到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建立政权,消灭反动势力,推进革命高潮等红军的总任务。所以红军的宣传工作,是红军第一个重大工作。”这一宣传思想,毛泽东一以贯之,建国以后他也以此来指导宣传,宣传目的仍然是以上的四点:扩大政治影响,争取广大群众,消灭反动势力,推进革命高潮。战争时期与和平时期一样,即便下面将要说到的宣传策略、宣传方法等等也大同小异。

第二节检讨了红军宣传工作的现状。分别列举了8条宣传内容的缺点,比如“没有发布具体的政纲”,“忽略了对群众日常斗争的宣传和鼓动”,“忽略了对城市贫民之争取”,“对流氓无产阶级的宣传不充分”,“极少破坏地主阶级的武装组织(民团靖卫团)的宣传”,等等。毛泽东希望红军的宣传触角能触及社会各个阶层,深入敌人心脏。

《决议》还列举了12条宣传技术的缺点。如“传单、布告、宣言等,陈旧不新鲜,散发和邮寄都不得法。”“壁报出得少,字又太小。”“上门板、捆禾草、扫地、说话和气、买卖公平、借东西照还、赔偿损失,这些都是红军宣传工作的一种,现在做的不充分。”毛泽东将红军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作为一种宣传,以至宣传成了目的,而助人、态度、公平、信誉等等反倒成了手段。

毛泽东提议红四军的各纵队、各大队、各中队、各支队、各分队都有宣传队。这和他的“支部建在连上”的做法有点类似,目的仍是加强控制,无一遗漏。宣传分队的编制为队长一人,宣传员三人。宣传中队增副队长一人,宣传员增至16人。当时还是红军草创时期,毛泽东便不惜人力,加强宣传队伍建设。

毛泽东还指出“宣传员的成分太差,俘虏兵也有,伙夫马夫也有,吃鸦片的也有,有逃跑嫌疑解除武装塞进宣传队的也有,简直成了收容所。”所以当时红军官兵一致认为宣传队是“闲杂人”,是“卖假膏药的”。当年的这种看法实在令人吃惊。现在的宣传干部是不是也是“卖假膏药的”呢?下面将揭示。

《决议》第四部分有一节专门说到对白军士兵及下级军官进行宣传的方法:“1、宣传文字要简短,要精炼,使他们一看就有一个印象。2、除有计划的在敌人经过的道路两旁多写切合某部队的标语之外,还要将传单存储于沿路党部及群众机关中,候敌军经过时,巧妙的传达给他们。3、以俘虏官兵中及邮件检查中,调查敌方官兵的姓名及所属部队的番号,邮寄宣传品去,或寄信给他们。4、优待敌方俘虏兵,是对敌军宣传的极有效方法……”种种方法,具体入微,不厌其详,所叙种种,巧妙方便,其宣传效果是不言而喻的。

几年前我访问台湾,和一位国民党老兵聊天,他说:“国民党败给共产党的原因,主要不是兵力,不是武器,我们是败在了共产党的宣传。共产党太会做宣传了。”他还说:“要是毛泽东一直做我们国民党的宣传部长,说不定今天逃到台湾来的就不是我国民党了。”我听了愕然,深思良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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