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部《逆权》电影的主人公都不是英雄，而是小人物。律师宋佑硕，原是一个很会钻营、懂得走精面的人，先做地产律师，后又因应市场，转做税务律师，一样风生水起。只因曾经对他有恩的一家小饭馆老板娘的儿子突然被捕，他为了帮这个无辜的年轻人申冤辩护，而卷入与欺压百姓的强权的抗争中。司机金四福，本来也不理政治，甚而讨厌学生时常示威，堵塞交通，影响他的生意。一天，他为赚取十万韩元，而抢客接载一名德国记者前往正在宵禁的光州。当他目睹镇压场面，当地司机奋不顾身救护学生，而电视台又扭曲报道，于是原来只为搵食的市侩司机，也奋身帮助记者把真相带出境播放了。
他们都不是天生的好人，他们都像我们一般人那样，不想惹事，只想过安稳日子，明哲保身，甚而贪图小利，学会世故和冷漠，并接受社会的潜规则。但强权和不义却一次又一次碰触他们的良知底线，在强权一再压逼真理之下，他们走向正义。
平凡人物，小人物，在手无寸铁的群众与全副武装的强权抗争的时刻，放下个人私利，为正义出一分力，这样的经验我们似乎都有过。八九民运时，北京的市民纷纷支援学生，军队镇压时，市民用板车运载受伤者；前往采访的香港记者也有不少人遇到逆权的士司机。香港伞运时，许多平日不关心时事的市民，参与抗争或用各种方式支援抗争。平凡人在不平凡时空的表现，我们并不陌生。
当然，不是人人都是这样的。更多的人生活在专权政治下，面对违背自己的思想意志的言论行为，都不愿出声，甚而对一些不公不义的、压制言论自由的行为，对正直的人遭打压、被无理判刑都无动于衷。这两部电影的小人物，他们原先的生活取态，是社会上大多数人的生活模式和通病。电影中的普通人最终不畏强权，为了捍卫公平、正义、民主挺身而出，这时候我们会联想到自己的处境，于是有共鸣，于是感动抹泪。
问题是在北京民运或香港伞运之后，在走出戏院之后，会不会打回原形，继续冷漠？在铺天盖地的意识形态宣传下，在各种夸张的中共国的语言“底气”下，感觉置身于不能抗拒的大潮，不敢与众不同。生活的危机感，使人们丧失了判断是非的能力，只会随波逐流。一些人卖力配合强权对年轻抗争者喊打喊杀；更多人以“稳定”为理由选择沉默，其实沉默就是帮凶，就是汉娜·鄂兰所说的“平庸之恶”。
捷克作家卡夫卡说过：“冬天用斧头打湖面上很厚的冰，是打不破的，可是会惊醒冰面下的鱼，但最后融解这个冰的，一定是春天，不是斧头。”
人间的春天不同于时令的四季，会不会来，几时来，我们真的不知道。但如果我们能够抛弃“平庸之恶”，努力用各种手边的工具敲打那很厚的冰，不放弃唤醒冰面下的鱼，那么春天到来时，所有醒来的鱼才懂得畅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