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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右派渣儿的平凡一生

博绳武,男,蒙古族,北京人,生于1939 年11 月12 日。

我是成吉思汗的后代,祖先随满清入关来到北京,听老人说,在清朝代代为官。我的祖父在清朝是个好官、清官、有正义感的官。在清朝末期,“闹义和团”的年代,起初清政府支持义和团打洋人,后来清政府失败,又与洋人订了不平等条约,反手又捉拿杀害义和团。当时我祖父在山西大同府做知府,就是因为抗拒朝庭,没有捉拿“义和团”而被罢官为民的。罢官后回到北京买了所小宅院闲居下来(后来也因祸得福,在“辛亥革命”时没有受到任何冲击)。辛亥革命后家庭更加没落。我就生在这样一个“前清遗老遗少”的没落家庭里。我的两个伯父没有上过新学,民国以后没有干过什么工作,吃老本,是地道的“前清遗老遗少”。我的一个姑姑工诗词、喜国画,当时小有名气。我的父亲最小,民国后上的新学,后考入北京大学文学系,因参与“五四”学运而被当时政府通缉,无奈和几个同学流亡日本,在日本工作多年,抗战时在日东京(帝国)大学任客座教授。

我生在北京,三岁时父母因长期异地生活而离婚,我被送往日本东京。幼稚园和小学低年级是在日本东京华人学校上的。当国人正在如火如荼抗日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日本人民良好的道德风尚、日本女人的善良、日本大学生在大街上的反战游行、被美国飞机炸成片片焦土的东京和日本人民的苦难(因此我不仇恨任何国家和任何民族,却仇恨战争本身和鼓吹、发动战争的人。纵观古今之历史,凡战争都是少数利益集团为了争夺自身利益而鼓吹、发动的。最终得益的是它们,流血牺牲、受苦受难而一无所获的永远是老百姓)。

直到二战后1947 才又回到北京。回国后就读于育英小学。这是一所当时号称“贵族学校”的小学,是一所教会学校,属于基督教公理会,每周有四节“圣经”课。我又是个“住校生”,管理我们生活的老师都是修女,她们善良温柔的形象,至今也还是挥之不去的回忆。我们课余经常到公理会教堂里去玩。我有两个比我大近三十岁的叔伯姐姐,她们都是协和医院的大夫。协和医院也属于公理会,每逢圣诞节等重要教会活动,她们都把我打扮得漂漂亮亮带去参加,活动中还会遇到不少打扮得同样漂亮的小同学,当时好不风光。我的初中也是在育英中学(后来改为北京二十五中)上的。虽然已经是“解放”以后,可师资还是老育英的班底;老“育英”的教会学校、贵族学校遗风,一时还是不好清除;思想自由活跃,课外话动丰富多彩;足、篮球校队,育(英)贝(满)合唱团,育贝话剧团……在学校系统都是名列前茅的;航模舰模活动与北京十三中(原辅仁附中)互争伯仲(后来得知,在“反右”中该校教师被“划右”者居多,尤其是历史和语文教研室,基本上是全军覆没,“划右率”超过百分之九十。有人说这也创造了一个“全国之最”。我初中校友“划右”的比例也远远高出一般。如果说“育英”是“右派”的摇篮也未为不可)。

高中是在北京一中读的。这所学校前身是京师大学堂,是北京校史最长的学校之一,“解放前”与河北北京中学相同,学生中以北方各省地主子弟、老式家庭子弟居多,校风和育英中学迥异。“解放后”旧北京一中那种封建古板的思想,容易被“共产主义”说教所取代。在同学们正沉浸在“被解放”的喜悦中,风风火火争当“驯服工具”的时候,我已经感到精神的压抑了。我没有争取入过“团”和“党”,其实当时也没有过多的想法,只是不愿再给自己多找些“束缚”而已。

我在中学时代学习上没有什么好“成绩”,不读“死”书,也不“死”读书,潇潇洒洒总也混个八九十分。读了不少课外书,可“好读书不求甚解”,也说不上得到了什么收益;倒是因为好玩、好闹,得了个“淘气包”的雅号。

1956 年夏考入了北京大学物理系,那时我只十七岁,岁数不大,思想的发育更滞后于年龄,还是一个玩不够的大男孩。脱离了“家”的束缚,住进了美丽的燕园,步入了大学的生活;未名湖的塔影山色美,朗润园的野趣更美;我把同学们“泡图书馆”的时间(当然还包括他们听“党课”搞“社会活动”的时间)全部交给了美丽的燕园;我的身心、我的学习就溶入在神奇的大自然里。闲云野鹤,与世无争,我满心打算这样读完大学,安分守己作一个科学工作者了却一生。

1957 年5 月19 日大饭厅墙上开始贴出了大字报,第二天大字报己经铺天盖地,贴满了大饭厅的东墙和南墙。“行家看门道,外行看热闹”,像我这“不问政治”的“大男孩”当然也围着看,开始看不懂什么,倒是张元勋、沈泽宜传单式的长诗《是时候了》搅动了我平静的思绪。又过了几天贴出了成立“百花学社”的告示,它号称是纯学术组织,是自由的论坛。我抱着学习的目的在“百花学社”的成立大会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接着又参加了几次“百花学社”的活动,直到“百花学社”被取缔。6 月中旬社会上开始了“反右派”运动;在北京大学,号称“五·一九”的民主运动也同时被镇压下去。

1957 年9 月16 日在物理系的大会上宣布了一批右派分子名单,其中就有我,还是极右分子。后来被定为学生三类处理:留校察看,继续学习。我没有过什么言论,更没写过什么大字报,系里、班级里也没批判过我什么,怎么突然间就被划成“极右派”了呢,百思不得其解,于是找系里去问。他们的答复是:你参加了右派组织“百花学社”,理所当然就应该是右派。就这样还不满十八周岁就糊里糊涂的成了“反动派”,一个不为人知的“小右派渣儿”。

开始“戴着右派帽子”继续学习,感觉压力很大,渐渐地我发现只要是离开了“公开场合”,大多数同学对我还是一样的亲热,有些还表示为我愤愤不平。这些人把真诚的一面给了我(虽然不敢公开),把虚假的一面给了党(虽然是公开的)。我不孤独了,或许还有点欣然:只要我好好学习,堂堂正正做人,争取更多人的同情和信任,就是最好的抗议。后来我看到凡戴着“右派帽子”的毕业生都给轰到大西北去劳动,他们的境况比“劳动考查”和“劳动教养”的都更惨,我逃离了学校。

回家后为了糊口打了“临时工”,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那个年代干“临时工”的几乎都是够不上判刑或劳教的,流落在“社会”上的“黑五类”。“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碰到一起谈天说地,苦中到也有点乐趣。在干临时工的日子我结识了一位范老师,也是“右派”,是中学的语文老师,长我十岁。我们常在一起劳动,他一边干活一边像教学生一样给我讲“政治”: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什么叫人权,什么是民主和自由,要如何面对逆境……他爱唱歌,尤其是那一曲美国黑人歌曲“老人河”,浑厚的声音如泣如诉,可又在悲伤中显出刚毅。在后来的几十年里,每逢遇到难以逾越的逆境时,我耳边就响起他那浑厚刚毅的歌声“……老人河呵,老人河,你总是自由的流过”,我就坚强了,困难就过去了。1966 年“文化大革命”中我们失去了联系,直到1979 年我才得知他已惨死在文革中。

我怀念他,他是我一生中永远的老师。在那个时候我真是一个不够格的“右派”。我痛苦,我彷徨,我对当前的一切满头雾水,什么“资产阶级民主”,什么“无产阶级革命”……一大堆又冠冕堂皇又似懂非懂的词汇,闹得我头昏脑胀。可我怎么也想不通,既没说三道四,也没写这写那,就在“百花学社”签了个名,一个还不满十八岁的学生就成了“反动派”,还有人成天恶狠狠地叫喊着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难道我真的错了?就是再错也不至于“永世不得翻身”吧。在范老师的点拨下我开始思考了,好像他唤醒了我埋在心底的朦胧意识。原来我在幼年童年少年时代,就受到潜移默化而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博爱、平等、自由、民主的思想,这不就是百年来千百万热血青年前仆后继的追求吗!这不就是作为一个北大人的“五四”传统吗!我的头脑里有着先进的思想,有着坦荡追求,我何罪之有?想着想着我倒觉得1957 年5 月我在“百花学社”成立大会签名簿上糊里糊涂写上“博绳武”的时候,是我一生中庄严的一刻,因为往往糊里糊涂办的事比清清楚楚办的事更天真无邪,更真实。

毛泽东说过“自由民主是手段,不是目的”,这倒真是一语道破了天机,取得政权前他大肆宣扬自由民主、反对专制独裁、建立宪政,骗取了广大民众的支持,取得了政权,这时“民主和自由”是他取得政权的手段,当然不是目的。他的目的是变本加厉的专制独裁,登峰造极的个人崇拜,圆他自己的一个皇帝梦。他是以鼓吹“自由民主”起的家,他最清楚“自由民主”有多大号召力,对有“自由民主”思想的知识份子“恨得要死,怕得要命”就是理所当然的了,耍个“阳谋”把这些人镇压下去更是顺理成章的事了。其实反右派耍个“阳谋”算什么,他取得政权就是个大“阳谋”,他做的哪一件事不是“阳谋”呢?他打在我身上的每一拳都很痛,踏在我身上的每一脚都很重,但是我同时也感觉到他的恐惧和颤栗。

“文化大革命”——红色恐怖的极致,全国人民的灾难,我这个“黑五类”自然是在劫难逃。1966 年8 月28 日在“小脚侦缉队”的指引下,北京二十二中的“红卫兵”抄了我的家,我被打得遍体鳞伤,穿着短裤背心赤着脚就被“扫地出门”了。在厂子扣了两天,8 月30 日送到东城公安分局拘留所,12 月26 日宣布“劳动教养”两年,同日送到良乡收容所,次年三月送至清河农场二分场。1969 年春解除了劳教,这时我已“上无片瓦遮身,下无立锥之地”了。在那样的“革命形势”下就是有亲朋好友也不敢投靠,只好在清河农场“就业”了(明知道“就业”就是无期徒刑)。1969 年9 月末被“战备疏散”到山西霍州王庄煤矿,直到1979 年“落实政策”。

我在劳改队里生活了十二年。也许人们都知道兴凯湖,都知道夹边沟,其实哪个劳改队都是兴凯湖,都是夹边沟,地方不同,名字不同,苦难都是相同的。在劳改队里难友们都知道不论在什么逆境中我都是精神饱满,谈笑风生。他们总追问我为什么,我老是一笑地回答;我是个臭赖皮。其实我没做亏心事,我为什么不髙高兴兴地活着。再看看那个“阳谋”家,他每一个“阳谋”得逞,看似是胜利,他的路就窄了一块,到他快死的时候就已经是孤家寡人了,没有一个知己,没有一个人可信任。他痛苦地闭上眼睛才一个月,他扶持的人,包括他老婆就成了“反革命”。这一串串故事,哪个看了不得偷偷的乐呢,你还有烦恼吗?

自1957 年到1979 年领导一直认为我不认罪,“表现”不好,没有摘掉“右派帽子”。1979 年3 月北京大学对我的划“右”给予“改正”,同时“劳动敎养”也得到平反。

“政治”问题解决了,我又回到原劳动过的小厂子,做个小枝术干部,直到退休。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党”也曾向我敞开过大门。唉,当我还“清白”的时候他们说我是“反动派”;他们看我不是“反动派”的时候,我已经“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了。就让“古今多少事,尽付笑谈中”吧。

2009-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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