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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造反派(8/10)

(四)早就对本地区本部门某些领导干部不满的人

这类人为数也不少。毛泽东在1967年视察大江南北的讲话中也说:“有些干部为什么会受到群众的批判斗争呢?一个是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群众有气。一个是官做大了,薪水多了,自以为了不起,就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不民主,喜欢骂人,训人,严重脱离群众。这样群众就有意见。平时没有机会讲,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爆发了,一爆发,就不得了,弄得他们很狼狈。”

其实毛泽东这样的轻描淡写,只说到了问题的一部分,而且是表面上的、很小的一部分。相对于毛泽东1964年对陈正人那条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来看,毛泽东这时对干部、群众矛盾的判断反而倒退了。实际上,许多地方群众起来造反,并不仅仅是因为领导干部“摆架子,有事不跟群众商量,不平等待人……”之类作风问题,而是如强行开展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造成连续三年大饥荒,大量饿死人,以及“吸工人血”这样更严重的问题。只是由于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在“文革”时已经达到顶点,一般民众和干部都不会把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带来的恶果看作是毛泽东的罪责,而只认为是当地官员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甚至认为是当地官员没有认真执行中央的政策,“违背毛主席指示”、“反对三面红旗”而造成的。

1966年8月在郑州大学贴出的一份转抄光山县一位学生写的大字报《千刀万剐吴芝圃》,称前中共河南省委第一书记、省长吴芝圃(已调离河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屠杀河南人民的刽子手”,制造了“信阳事件”及信阳事件中最严重的“光山事件”,“自一九五九年重阳节吃最后一口米饭至六零年春,光山县四五十万人被打死饿死三分之一以上,甚至出现人吃人的现象,在最严重的时候,走一段路就会遇见几具尸体,妻离子散、全家自杀、全家饿死者数不胜数,人民遭到了大劫杀、财产遭到最大限度的破坏,其惨状不堪耳闻目睹,痛苦不堪回忆,笔舌无法描述!要知道五八、五九两年光山县的粮食获得了大丰收啊!可是五九年连种子一粒不剩地征走,抖一抖稻草,筛下几粒粮食也得上交,哪里谈得上口粮!”为此,郑州大学“联委”串联省会各大专院校组织了“专揪吴芝圃联络站”,一方面深入信阳等地调查材料,另一方面又派人赴广州揪吴芝圃。郑大“联委”始终坚持清算吴芝圃为首的原河南省委左倾蛮干、大刮“五风”、饿死数十万人的罪行,因而得到多数群众支持,队伍不断壮大,由少数派成了多数派。[43]

四川省也有类似情况。四川省的广大群众和干部,认为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李井泉应对四川饿死上千万人的大饥荒负责。加上李井泉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对四川干部特别是原地下党干部的打击迫害,积怨甚多,“文革”一来,四川的干部、群众很快就在“打倒李井泉”这一点上形成了可以说是“同仇敌忾”的共识。原四川省泸州(后并入宜宾地区)地委书记邓自力,因率先解散了祸国殃民的人民公社大食堂,被当时的四川省委领导人李井泉打成“最大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邓自力晚年在回忆录《坎坷人生》一书中回忆了他1967年在造反派学习班里写大字报揭发李井泉的情况:“1959年李井泉斗我,我始终未低头,也未写出一份使他满意的悔过书,弄得他骑虎难下。而今可以系统地揭发他在农村政策上的错误了,我为了那些被推向死亡线上的农民,也要将他所犯的罪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我翻阅了当年处理我的文件,回忆了当年受批判处理的经历,写成了大字报。大字报内容是揭发李井泉在农业方面大刮共产风,脱离实际和违背群众意愿地大搞公共食堂,不根据经济规律搞乱生产,打击了群众的生产积极性,造成农业大减产。在中央已明文规定调整某些农村政策时,李井泉仍不调整,说什么四川要把核算单位放在膝盖上(即大队),而不是中央说的生产队。这张大字报近三万字。除用铅印印了十万余份外,还用墨笔写成大字报张贴在宜宾大街上,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人们说看了我的大字报很痛快,揭发实事求是。我知道农村造成的灾难比我所叙述的严重不知多少。”[44]

(五)纯粹是响应毛泽东号召、“跟党走”的人

这类人相当多。因为长期以来的宣传和教育,人们普遍形成了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迷信,“听毛主席话,跟共产党走”,“听话要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就奔向哪里”,这对许多人来说已经成为道德准则和思维习惯。再加上历次政治运动从另一方面教育了人们,在政治运动中不跟共产党走,就有可能被划到“阶级敌人”一边去,受到严厉的“专政”。

2005年出版的《胡耀邦传》,写到“文革”初期共青团中央被宣布“改组”后:“团中央工作人员从被改组的惊愕和疑虑中缓过神来,也成立了造反组织。在红卫兵浪潮的巨大压力下,大多是出于‘紧跟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诚愿望,也赶紧行动起来,对书记处特别是胡耀邦用大字报展开了声讨批判。”[45]

“文革”初期四川著名的32111英雄钻井队,因在一场天然气井井喷事故中“血战火海”的事迹被媒体加工炒作后得到极大荣誉,全队到北京受到中央领导人接见,其代表在1966年国庆节上天安门与毛泽东合影并代表全国工人阶级讲话。这些石油工人根本不懂政治,但在北京接触到的情况使他们发现毛主席和中共中央的态度是支持造反派的,因而回到四川后便参加了造反,其副队长、石油工业部五好标兵彭家治还被推选为四川石油革命造反司令部负责人。

清华大学教职工造反派组织“红教工”的发起人陶德坚,时为清华大学建筑学系讲师,中共党员。在回忆录中她坦率地谈到了当时起来造反的思想动机:“我是不应回避这文化大革命的。……我们此时对毛的崇敬与信任都达到了从来没有过的高度,他正号召人们要关心国家大事,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我怎能忘记一个共产党员的责任呢!”[46]

还有的是在“文革”初期跟着基层党组织执行了“错误路线”的人,也因为对“党”的绝对信任而走上了造反之路。在碧峡所写的《波澜乍起——武汉水电学院的1966》一文中,就写到了1966年10月开始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后,“我们班的团支书,是院文革的委员,那时与我谈心,说他心里很沉重,没想到自己刚刚参加政治斗争,就犯了错误,而且是反动的错误。他后来一直与造反派站在了一边。”原驻水电学院工作队的李组长,也“心悦诚服地认为自己作错了”,“他从1967年初开始支持水院造反派,后来被打成黑手……”[47]

(六)力图改变“政治贱民”地位的人

这类人“文革”前社会地位低下,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因“家庭出身”问题,本人“政治历史”问题,或本人“现实表现”问题而遭到压制、打击,被排挤到社会边缘,其中有被强迫“劳动教养”、“劳动改造”释放后的人员(在当时社会上通常仍称之为“劳教释放犯”、“劳改释放犯”,仍以罪犯视之),有被单位开除、降职、降级或下放的人员,有长期不予安排正式工作或难以找到正式职业的人员,有因农村遭遇大饥荒而盲目流入城市的人员,有长期受到歧视、压制的“反属”(“反革命”等各种“专政对象”的家属)等等。

在遇罗克之弟遇罗文所著《我家》一书中,就写到了当时一度占据着北京市人委大楼的一些无家可归的“遣返人员”(撵回农村的“黑五类”又被农民撵回来,原来城里的住房已被别人占了),“起初他们常遭‘红卫兵’洗劫、毒打,求生本能使他们也组织起来,成立了‘十六条捍卫团’,专门对付野蛮的‘红卫兵’。”[48]

在四川省1967年的“二、三月镇反”中,在成都首先遭到打击的成都工人革命造反兵团街道工业分团,在重庆首先遭到打击的重庆无产阶级革命工人造反军前哨(临江门街道)支队,其成员中就有不少这类人员。这些人一般在1967年的“二、三月镇反”之后就已明白了自己的政治地位是难以改变的,“公安六条”列出的“二十一种人”已经把他们大多网罗于内,因而他们大多退出了“文革”舞台。

(七)想要争取一些自身权益的人

这类人与前面一类人有些交叉,同属社会弱势群体。不过,这类人更多的是想从经济角度解决一些自身权益问题。如感到待遇不平等的合同工、临时工、轮换工、外包工,“文革”前特别是三年大饥荒时期被精简下放的城镇职工或被遣送到农村的城镇居民,“文革”前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支边青年、支援内地建设职工等。

他们在“文革”中的造反,有一个与众不同的特点,即主要是进行经济斗争,要求得到平等的经济待遇,或要求转正(转为正式工),要求复工、复职,要求返城(重新获得城市户口和粮食关系)等等,表面上的政治口号只是一个适应形势的合法手段。因此他们在整个造反派阵营中显得十分“另类”,特别被一般理想主义型的造反派看不起。

这方面,较有影响的,有在北京建立的临时工、合同工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简称全红总),有上海的临时工、外包工组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红工司),还有打着“全国”旗号的全国上山下乡革命知识青年红色造反兵团、全国上山下乡捍卫真理革命造反团、全国下乡上山知识青年红色第一线战斗队等。

他们的造反在1967年1月达到高潮,但也迅速被压垮,因为“无产阶级司令部”很快便发现不能容许这样的“造反”,而以“反革命经济主义”等罪名将这类组织予以取缔。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通告》,宣布对“所谓全国性组织,中央一律不予承认,所有这些组织应当立即取消。”接着,2月17日一天之内,中央就同时发出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临时工、合同工、外包工的通告》、《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处理下乡上山知识青年外出串连、请愿、上访的通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支援内地和边疆建设的职工应就地参加文化大革命的紧急通告》等文件,将这一股以经济目的为主的造反风强压下去。而首都三司等号称是“中央文革铁拳头”的主流造反派,则在打击这些所谓“反革命经济主义”组织时起到了急先锋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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