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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造反派(6/10)

(五)造反派群众组织的终结

在1967、1968年间,各地造反派队伍有过不同的分化、重组。其中最为极端的例子,是首都三军(实际上指中国人民解放军驻北京的各总部机关,各军、兵种机关,北京军区机关及其下属的文工团、体工队、军事院校等)的造反派,有过前后两段阵线分明的变化,在1967年5月13日“五一三”事件之前,以解放军艺术学院星火燎原为代表的“三军革命造反派”是响当当的左派,与红卫兵首都三司一样是“中央文革的铁拳头”;但是在“五一三”之后,“三军革命造反派”被打成“冲派”、“打砸抢派”、“反革命”,遭到“无产阶级司令部”遗弃,很快被压垮,曾被他们打击的所谓“保守派”,即以海军直属机关红联总为代表的“三军无产阶级革命派”,迅速成为“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新宠,并一跃而成为左右首都局势的响当当的革命左派。这个变化,是在“无产阶级司令部”的直接干预下出现的,也是毛泽东“运动群众”、将造反派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一个典型例证。

造反派群众组织在“文革”舞台上大约活跃了两年左右,而这其中又有一年多时间是在打“内战”。1968年7月27日毛泽东下令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进驻清华、北大,28日毛泽东接见首都红卫兵“五大领袖”,是宣布将造反派赶下“文革”舞台的转折点。紧接着,8月5日,《人民日报》发表编辑部文章《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纪念毛主席〈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发表两周年》,文章不再号召民众继续发扬革命造反精神,继续“炮打司令部”,而是强调:“以毛主席为首、林副主席为副的无产阶级司令部,是全党、全军、全国和广大革命群众唯一的领导中心。全党、全军、全国只能有这样一个中心,不能有第二个中心。”并提出要批判“资产阶级的多中心论”。许多人当时都不明白到底有谁在何时何地提出了这个“多中心论”,不知道这是“无产阶级司令部”为解散造反派群众组织而想出的一个理由。

9月5日新疆、西藏两个自治区革命委员会的成立,标志大陆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全部建立起了“新生红色政权”,实现了“全国山河一片红”,结束了各地长达近两年的半无政府状态。接着,10月13日至31日,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二次扩大的全体会议,前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被全会“一致通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的一切职务,并继续清算刘少奇及其同伙叛党叛国的罪行。”

在此前后,各地群众组织响应“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号召,陆续宣告“完成历史使命”,撤销总部,解散组织,“平山(即‘铲平山头’)倒旗”。此举各地有先有后,但大多在1968年下半年(较早的如湖南造反派组织“工联”、“湘江风雷”于1968年2月21日就宣布撤销总部;黑龙江省“捍联总”于3月9日宣布撤销各市区总部):

吉林省长春市两大派四个组织(红革会、二总部、长春公社、东方红公社)联合成立于1月26日的“长春市革命大联合委员会”,于7月23日发出公告,决定结束自己的工作;河南省于8月10日宣布解散“河南二七公社”、“开封八二四”、“河南造总”三个全省性跨行业群众组织;

广州工革联(红旗派)、工革会(东风派)、工交红旗(所谓“第三势力”)三大群众组织代表于8月15日在中山纪念堂举行“广州工人阶级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大会”,宣布铲平山头,按系统、按行业实现归口闹革命;

北京大学两大派“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分别于8月28日、29日宣布“解散各级组织”和“撤销兵团总部”;

湖北省革委会于9月6日作出决定,规定所有群众组织立即铲平山头,其总部、分部立即撤销,停止活动,所属人员立即回原单位生产或上课;

重庆两大派“八一五”和“反到底”于10月15日隆重集会宣告撤销各大总部、解散组织;福建两大派:福建省革命造反委员会宣布于1968年9月15日撤销,福建省八二九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稍后于1969年1月宣布解散……

1969年7月23日,中共中央发出《布告》(时称“七二三布告”),对山西两派群众组织仍在进行的武斗提出严厉谴责,称之为“反革命罪行”,在布告作出的八条决定中指出:“凡分裂革命大联合、破坏革命三结合的行动,另立的山头,一律都是非法的,中央概不承认。重新拉起的队伍,都要立即解散,实行归口大联合。”接着,8月28日又发出了《中共中央命令》(时称“八二八命令”),其中提出:“一切革命群众组织,必须坚决执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指示,实行按系统、按行业、按部门、按单位的革命大联合。所有跨行业的群众组织,要立即解散。任何另立山头,重拉队伍,都是非法的,要强令解散。”[30]

这样,自1969年之后,大多数地区不再存在造反派群众组织(极个别地区迟至1970年还有小股造反派组织活动,但无关大局)。

全国造反派群众组织纷纷宣布“紧跟毛主席战略部署”自行解散(有的群众组织甚至在建立善后工作组时还自动减少人员编制),这一事实也足以说明,造反派当初的“揭竿而起”,绝非什么“反共起义”。文革史研究专家徐友渔说得好:造反派“在冲击大大小小的官僚的同时加强和巩固了头号官僚的地位。套用一句俗话说,造反派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比古代造反者不如的是,现代造反派不但极易招安,他们本身就是‘无限忠于’的御林军,他们的造反不但是皇上恩准的,而且根本就是皇上挑动起来的!”[31]这话说得有些不大中听,但却是事实。

在各地群众组织解散之后,原造反派骨干成员普遍在清查“五一六”运动中遭到清算和打击。一些进入各级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群众代表,及另一些原来的造反派或原来不是造反派的人员,继续以群众组织造反时期的一些作法向革命委员会和重建的党委中的某些领导干部进行造反。但是,毕竟是“时势造英雄”,毛泽东不再走这步棋了,因此,无论那些造反风云人物或“后起之秀”有多大能耐,也不可能再像1966年底到1968年那样拉起庞大的群众性造反队伍而形成“派”了。尽管一般还是习惯于称呼他们为造反派,但他们实际上已经不成其为“派”。这些领头活动的主要人物,后来基本上都被定为“帮派骨干”——把他们算成是跟“四人帮”一派。在清查“四人帮”、清查“三种人”的运动中,原造反派骨干成员(包括早已被江青集团成员打下去的人,如上海工总司原负责人潘国平),遭到了最后一次总清算。

这也从另一角度说明,没有最高执政者毛泽东和中共领导核心的允许,造反派这一特殊的历史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

◇ 造反派的人员构成

造反派群众组织派系林立,名目繁多,大的往往号称数十万、上百万之众,小的则可以小到只有一人(如著名诗人白桦就以“武汉部队文工团‘造反有理’联合总部‘独立寒秋’战士”的名义在武汉钢二司小报上发表诗歌;新华社重庆记者站记者袁光厚以“只把春来报战斗者”名义写大字报和文章)。当年的“造反司令”犹如今天的“公司经理”一样随处可见。造反派的构成十分复杂。其主要成员,大致有这样几种类型:

(一)理想主义者

他们的“理想”,是十多年乃至数十年所受教育而形成的“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革命”理想,他们真正相信中国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真正相信“修正主义”上台会出现“千百万人头落地”、工人和农民会“吃二遍苦、受二茬罪”的悲剧,真正相信中国负有“解放世界上三分之二受苦人”的神圣使命。他们在中共执政十七年来所受的“革命传统”教育和“阶级斗争”教育,使他们渴望着在阶级大搏斗的战场上去建功立业,并甘愿为之洒血献身,“文化大革命”的爆发使他们看到了这个机会。这类人最主要的是青少年,包括大、中学生,青年工人及青年干部等。正如“十六条”说的:“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可以说是一批手拿“红宝书”的“堂·吉诃德”。

这些理想主义者跟战争年代的共产党人一样,“以革命利益为第一生命”。当年武汉钢铁公司最早起来造反的工人杨玉珍(女,后成为毛泽东思想九一三战斗兵团即“钢九一三”负责人,湖北省革委会常委),不久前回忆了在造反初期“抓革命促生产”中不幸早逝的武钢最早起来造反的五人中的青年工人、中共党员龙克发。他们一起扒火车去北京告状,在11月初毛泽东第六次接见红卫兵之后,她就送龙克发回武汉,“当时龙克发支气管扩张大量吐血。后来要在厂前那里开大会,为了在会前抢先完成生产指标,龙克发推迟了婚期,在车间加班加点干”,不幸出触电事故去世了。[32]

理想主义的冲动不仅仅限于中共党员、共青团员或“出身好”的人,也包括“出身不好”的人在内。作家胡发云在回忆录《红鲁艺》一文中就谈到了他当时的心情,他因为“出身不好”而在造反初起时处于旁观者地位,但是,“我希望参与,希望在这一场神圣浩大的史无前例的革命中,寻求青春的价值青春的证明,那是我17年以来全部的教育所教给我的。我想,对于当时绝大多数都经受过这种极端统一的教育的少男少女来说,不论其当时的境况如何,这种内心的冲动是相同的。”[33]

当然,除去青少年外,其他年龄段的人们也有不少是出于理想主义的激情而投身到“文革”之中的。最典型的例子,是当年曾在首都“文革”舞台上活跃一时的外国专家造反派,他们中的许多人是在新中国建立前夕就放弃了自己在发达国家优厚的物资生活和工作条件而来到中国,投身到中国共产党旗帜下来的。在“文革”中由阳早、寒春等外国专家写出的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为什么在世界革命的心脏工作的外国人被推上修正主义的道路???》,就是这种理想主义的代表作,大字报提出:“我们决心要成为坚强的革命者,成为坚定的反修战士。为了把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我们决心锻炼和考验我们自己。我们的后代必须成为坚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而决不允许他们变成修正主义分子。”为此,他们提出要求:“以阶级兄弟看待我们,而不是以资产阶级专家看待我们”;“允许并鼓励我们参加体力劳动”;“帮助我们进行思想改造”;“允许并鼓励我们紧密地结合工农群众”;“我们的孩子和中国的孩子,受到同样的待遇和严格的要求”;“生活待遇和同级的中国工作人员一样”;“取消特殊化”……并说:“只有这样,我们才有可能成为毛主席所要求的革命者。”[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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