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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上访路

文革期间,全国各地都有人赴京上访。他们在文革中受到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上访高峰期,在北京守候者达数十万人。那时的国务院办公厅有个人民来信来访接待站,每天挤满了人。我们因为来得早,有幸给安排了食宿的地方,后来人太多了,接待站无法应付,上访者只好露宿街头,在街头的餐馆里捡剩饭吃。

众所周知,北京是中国的首都,几乎聚集了所有的最高权力机关,当越来越多的上访者问题在当地得不到解决时,自然会把目光或者说唯一的希望转向北京。越来越多的上访者长期滞留在北京,给北京的社会、经济、治安带来了巨大的压力,让政府部门越来越头疼。

超过90%的上访者,明知无望,但仍羁留北京。因为他们一旦开始上访,就已有家而不可归了,上访起码给他们一个生存的理由。

这些身穿破衣烂衫,胸前别着毛主席像章的上访者,历经岁月和制度的磨难,他们大多都脸颊深陷、眼睛突出,双眸中闪烁着一种异样的光芒。他们背着大大小小的包里,里面藏有被他们视为“第二生命”的申诉冤情的材料。

你如果能接近他们,就会就深深地知道,成千上万的上访者并不是刁民或暴民,也不是精神病人!每个上访者背后都有许许多多令人心碎、令人愤怒的故事。

对于上访,许多人不能够正确认识。他们把上访看作洪水猛兽;看作是影响社会安定的因素。其实上访乃是不得已之举,如果没有巨大的冤情,一般人是不会花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去上访的。

上访也不是反政府、反权威、反对一切现有秩序。恰恰相反,上访是对政府期待、对权威认同,对现有秩序下的缺失,怀抱一种拨乱反正的期望。假如中国人根本不信任政府及任何现存权威,他们就用不着丢下自己的工作,中断自己的正常生活,千辛万苦地来到北京,天天缠着信访办的工作人员了。

自古以来,中国的普通百姓很难接触到官员,官员也很难走到人民中间去。因而在历史电视剧里,我们常常见到最多的情节,就是受冤屈的女子或草民拦截巡抚或县令的轿子鸣冤叫屈,“大人大人”地呼唤不停,我们也常常渴望巡抚或县令大人的明察或公义!

事实上,当上访者迈到请愿的路上时,就一点一点地把自己丢失了。最后,每个人都患上“寻求正义导致的神经疲劳症”,他们的每个感觉器官全部扭曲变形。

即使如此,人类司法史上也不会留下司法黑暗对他们的羞辱;他们也不会影响世界任何一个角落的历史进程;地球也不会为他们沉沉地喊一声冤。

在上访者中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死在北京,自然结案。上访者不是一败涂地,就是死得很难看,北京是掩埋绝望了的上访者的坟场。

我和景柏岩、轩春生、杜铁四个人是幸运的,好运再次光顾了我们。当我们在北京逗留了三个月之后,我们的事情终于有了转机:国务院办公厅的两位大姐跑来告诉我们,她们已经和包头市委电话联系了,要求他们敦促原单位尽快给我们平反,正式的公函也已经由北京发出。

我们在1967年初的严冬季节,踏上了充满希望的归途。再见安定门外六铺炕!再见煤炭部第二招待所!再见27路公交车!再见西直门外的面食馆!

回到包头后,包头市委接待站安排我们在昆都仑区乌兰道旅社暂住。那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小客栈,没有暖气设备,全靠一个火炉子取暖。天气虽然寒冷,但我们的内心却是火热的,充满了希望。

乌兰道旅社至今仍然存在,经过翻修改造,外表变得豪华、瑰丽,我后来虽然经常路过,但再也没有进去看过。

包头市委给内蒙电建公司的领导打电话,通知他们来市委商谈给我们平反的事宜。那位领导开始还很骄横,说我们几个的确存在问题,但是包头市委接待站的同志正颜厉色地告诉他,他们是在传达国务院办公厅的意见时,对方口气终于软了下来。

后来不久,公司就下达了给我们平反的决定,但我们始终怀疑,我们的黑材料仍然在档案里留存。

为什么我们会如此幸运?我想:一是,毛泽东要利用我们这些人,向刘少奇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二是,我们那时才17岁,稚气未脱,凡是有良心的人都会萌动恻隐之心。

2010-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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