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闲言碎语民国范

范,又叫范儿。有人说是“精神气”,有人说是“一种趣味,一种风尚,一种美学”,也有人说是“样子”的意思,弄的很复杂。

其实,范或范儿,就是“派头”的意思。

什么叫派头呢?就是人在行事的时候,自然表现出来的风度、气派或气势。

那么,民国范是什么呢?

当然是民国人行事的那种风度、气派或气势。

民国人行事的风度、气派或气势是表象,内质是他们自由,平等,博爱的价值观。

举个例子:一九一五年,在报纸上经常发文抨击复辟帝制的黄远生,令袁世凯很头疼。袁世凯派人给黄远生送去十万大洋,让他别写这类文章了,但黄远生不要钱、不领情,文章照样写。袁世凯又许诺委任黄远生以报社高位,对其雅贿,让他别写了。黄远生依然不为所动,继续写文章骂袁世凯。袁世凯一点办法也没有,直到他倒台,也没有加害黄远生。

这就是民国范。

黄远生和袁世凯二人,都足具自由,平等,博爱的民国范。

袁世凯没有加害黄远生,不是不想加害,是不敢加害。这种不敢,就是对自由,平等,博爱的敬畏。也是对法律的敬畏,不是偶然。

任何良性的社会,都必须法大于权。而全社会的个人的品德,合成起来就是社会的品德。

所以,黄远生的自由,袁世凯的敬畏,表现出的是民国的理性、良善和高贵。

戴望舒以一首《雨巷》蜚声诗坛,至今令人怦然心动。

然而此人其貌不扬,且满脸麻子,常年哮喘。有些像晚唐的温庭筠和北宋的贺方回,人不如诗。

他的爱情很纠结,甚至是痛苦。先是追求施蜇存的妹妹施绛年,不成功,又转而追求穆时英的妹妹穆丽娟,没有“遍地撒网,重点捕鱼”的策略,圈子小得不得了。结果,穆丽娟也看不上他。嘿嘿,他竟然以自杀为要挟,穆丽娟心善,终于同意与他结婚。然而,婚后并不幸福。穆丽娟想离开他,他又服毒真的服毒自杀。可惜穆丽娟不为所动,终于离婚。

但戴望舒没有以私废公,大节不亏。汉奸李士群邀他入伙,承诺把穆丽娟送回他身边,他坚决拒绝。

金岳霖在清华教书的那段时间,与陈岱孙先生都住在清华学务处。

一次,梅贻琦校长外出,委托陈先生代理校事。

一天,金岳霖准备上厕所,发现没带手纸。但他并不赶紧去宿舍拿,反而坐下来给陈岱孙写了一张讨手纸的条子:“伏以台端坐镇,校长无此顾之忧,留守得人,同事感追随之便。兹有求者,我没有黄草纸了,请赐一张,交由刘顺带到厕所,鄙人到那里坐殿去也。”

那意思就是,你现在代理校长的事了,就该为我解决问题。虽然是区区一张手纸,你在其位,忠其职,你就要为我服务。

民国范,是三民主义的产物。

民国人物的癫狂、痴心、高傲、自大,都不失君子风,带有理性的高贵。

刘半农,江苏江阴人,原名寿彭,后名复,初字半侬,后改半农,晚号曲庵,中国新文化运动先驱,文学家、语言学家和教育家。

清宣统三年(1911年)曾参加辛亥革命,民国元年(1912年)后在上海以向鸳鸯蝴蝶派报刊投稿为生。民国六年(1917年)到北京大学任法科预科教授,并参与《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工作,积极投身文学革命,反对文言文,提倡白话文。民国九年(1920年)到英国伦敦大学的大学院学习实验语音学,民国十年(1921年(夏转入法国巴黎大学学习。1925年获得法国国家文学博士学位,所著《汉语字声实验录》,荣获法国康士坦丁·伏尔内语言学专奖。民国十四年(1925年)秋回国,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讲授语音学。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在北京病逝。主要作品有诗集《扬鞭集》、《瓦釜集》和《半农杂文》。

刘半农为了要编一本“骂人专辑”,曾在北京某报纸上刊登启事,征求各地的“骂人语言”。

语言学家赵元任见到启事后,立即赶往刘半农的宿舍,用湖南、四川、安徽等地的方言把刘半农“痛骂”了很长时间。

随后周作人也赶来,用绍兴话再把刘半农“骂”了一顿。

刘半农在大学里授课时,因向学生们征集“骂语”,又被宁波、广东的学生相继用方言“大骂”。

此后,刘半农又去拜会章太炎。章太炎也听说了他正在收集“骂人语言”,就用汉代的骂人话“骂他”,还告诉他这句骂人话是谁说的、典出何处;接着用唐朝骂人的话“骂”他,再告诉他是谁骂的,典出何处。一直从上午说到中午,意犹未尽。刘半农和同来的人只得向章太炎作揖说:“我们麻烦老师很久,现在我们要告辞了。”

新文化运动刚起步时,为宣传文学革命,钱玄同与刘半农于民国七年(1918年)三月在《新青年》上分别扮演了正、反两个角色,进行辩论。钱玄同化名“王敬轩”,发表了《文学革命的反响》。这篇文章以反对新文化运动的顽固派身份,陈述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与弊端”,攻击《新青年》给社会造成的“危害”;刘半农则以新文化运动的捍卫者身份,发表了《答王敬轩》的长篇文章,针对“王敬轩”所列的新文化运动的“罪状”,以犀利的笔锋逐条批驳,将对方驳得体无完肤。

民国二十年(1931年)十一月十日,刘半农邀请好友数人到郑颖孙家,其中包括曾同在伦敦待过的徐志摩。高朋满座,谈笑风生之际,徐志摩接到电话,尔后笑意盈盈地说:“我明早六点南飞。明晚此时,当与小曼共饭也。”同座中,刘半农年龄最大,又喜开玩笑,听徐志摩说坐飞机,便打趣道:“飞空之戏,君自好之,我则不敢尝。”徐志摩回应到:“危险在所难免,我自甘之。我苟飞死,君当为我作挽联。”刘半农笑答诺。宴席散去,刘半农与徐志摩握手道别时,徐志摩还依然笑着叮嘱:“一事费神:我若死,毋忘作挽联。”然而,两文人好友之间的玩笑之词,竟成谶语。十九日,由南京到北平载着徐志摩的“济南号”,在济南党家庄遇大雾失事。

民国二十三年(1934年)六月下旬,为了调查蒙古族牧区民俗,刘半农赴内蒙考察。农远足塞外,夜宿百灵庙一间乡村草房,其他人都睡在土炕上,而他自备一行军床,于房中支架独卧,故作僵硬状,开玩笑说:“我这是停柩中堂啊!”听者为之大笑,却不料一语成谶,在考察途中,刘半农为虱子叮咬,染回归热,回京后耽误治疗,于同年七月中旬离世。

《教我如何不想她》是刘半农先生于一九二零年在伦敦时写的一首白话诗,一九二六年赵元任先生将此诗谱曲。当时这首歌在社会上很流行,有个年轻人很想一睹歌词作者的风采,问赵元任刘半农到底是个啥模样,刚好那天刘到赵家小坐喝茶,这位青年亦在座。赵元任夫妇即向年轻人介绍说:“这位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的词作者。”

年轻人大出意外,脱口而出说:“原来他是个老头啊!”

大家大笑不止,刘半农回家后,曾写了一首打油诗:“教我如何不想他,请进门来喝杯茶,原来如此一老叟,教我如何再想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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