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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新中国生存秘笈(上)

谨小慎微的生存哲学救了沈从文。即使有后来的浩劫,他也认为,自己比同时代文化人活得好,因为受折磨很轻。

“好好工作吧,不明白的事沉默对待,可少错误。工作多担负些,向(好的)解放军学习看齐。向优秀党员(真正优秀的)和同志看齐,即可望提高而少出意外。谦虚谨慎不怕多,不宜忘。”

“希望你凡事谨慎,多学习,也多听群众意见,见名誉就让,见困难就帮,能把握大处,就可以少让妈妈担心。”

这是沈从文写给长子沈龙朱和次子沈虎雏信里的话。不善言辞的沈从文,喜欢通过写信表达自己的心思。这些写于文革年月的信件(1966—1976),侥幸被收信人保存下来,——因为新中国思想控制、以言治罪的专政氛围,大多数被收信人阅后销毁,只有少数不犯忌的留存于世。《大小生活都在念中:十年家书》近百封信件,除了一封是儿子写给沈从文的情况报告外,都是他写给亲人的私信。何谓大小生活?大生活即国家政治变化,小生活指个人及家庭状况。此书给我的感受是,国家前途、个人命运皆在作者心间滚动;他是那样真诚地诉说自己的忧思和心事,不仅仅是对亲人,好像还对着无数良善的读者。

从开头短短两段话即可看出,沈从文实在是天真而世故。他以自己在新中国生存的体会告诫孩子,希望他们能平安度过惊涛骇浪的年月。在鼎革之际,他曾经因为无法接受革命逻辑而精神崩溃,以至于试图自杀。从小渴望进步,批评父亲革命不积极的长子,尽管在思想上已经与保守父亲划清界限,但还是在1957年因口直心快给当局提意见而被打成右派。讽刺的是,沈从文还得给两个不理解自己的“革命”儿子写信,以自己的体会,提醒他们如何保全性命于乱世。

毫无疑问,沈从文认定自己是一个成功的幸存者。

1974年2月,沈从文给妻子张兆和写了一封长信,推心置腹地讲述自己在新中国的生存方式,诉说做人做事的初衷及根由,冀望得到其理解和支持。令人意外的是,他否定了自己过去的创作,认为进行文物研究才有价值:“而取得的进展,却又显明比过去写点不三不四的小说,对国家有现实意义。”这种认知表明,经过二十五年的思想改造,自由主义作家沈从文彻底颠覆了自己,成为驯顺的革命一兵。他颇有几分自得。在如此严苛的生存环境下,他觉得自己还能顽强地活下来,被毛泽东周恩来赏识委以整理文物的重任,并在文物研究方面取得当局认可的成绩,委实是了不起的人生成就。通篇飘逸着智者的骄傲:随波逐流,其实却保留着真我。那种逃避革命惩罚、获得劳作佳绩的成就感,尤其令人难忘。

他逐一总结自己的处世哲学,其中有躲过反右运动的机敏:“大鸣大放来了,我也经常去故宫,和陈梦家等等十多人座谈,谈的并不少,只是正面建议,不胡扯。”在大鸣大放高潮期的信里,他谈到民主党派的动机是要倾覆共产党的统治,周恩来告诫知识分子要明大是大非,以及获知中共对异议人士的处理消息后他的感想:“做了‘右派’真可怕!我们不会是右派,可是做人、对事、行为、看法,都还得改的好一些,才不至于出毛病。”(见《沈从文家事》)

谨小慎微的生存哲学救了他。即使有后来的浩劫,他也认为自己比同时代文化人活得好,因为所受的折磨非常轻:

“只写了个二千字不到的自我批评,在大会上一宣读,即告完事。”

“扫了一阵卫生间。”

而损失,也不外乎“一些些藏书”、“未集印的存稿”、彼此写的信件以及朋友的通信。

那些在1949年后被新政权重用的故旧,短暂风光过后,纷纷成为革命对象:老舍投湖自杀,丁玲身陷囹圄,巴金由高处坠入深渊,“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代、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巴金:《怀念萧珊》)

到文革后期,巴金、冰心等人依旧被“挂着”,沈从文却被再次启用。他不由得生出莫名的感慨,觉得这是自己多年来为人做事的福报。

他确实有理由自豪。身心健康,亲人健在,还撰写了传世著作《中国古代服饰研究》。老友巴金在《怀念从文》一文里写道:“这些年我们先后遭逢了不同的灾祸,在泥泞中挣扎,他改了行,在长时间的沉默中,取得卓越的成就,我东奔西跑,唯唯诺诺,羡慕枝头欢叫的喜鹊,只想早日走尽自我改造的道路,得到的却是十年一梦,床头多了一盒骨灰,……”远离政治漩涡,躲避灾祸,发挥生命潜力,不虚度人生,湘西人沈从文可谓乱世中的赢家。

那么,沈从文的生存秘笈是什么呢?

首先,紧跟领袖指示,做别人无法反对的事情。因为有毛泽东周恩来接见及分派任务,他欣然认领了落实“古为今用”政策的旨意,以此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他在政协的四五个提案,全是关于如何落实古为今用方针的,而且全部通过,他因之自感对社会有积极影响。他这样总结自己的经验,“学习改造大大不同于人处,即不是当众发言的活泼流利,而是死死的记着一些些为数不多意思深刻的揭示,去持久实践!也可以说,单单纯纯记住十个大字‘搞调查研究’,学习‘为人民服务’,一面牢牢记住一个研究员的特别责任,是为‘解决本馆陈列研究外,还得负对外协助科研、教学及生产而服务’。”

其次,“把功劳上下推,决不提自己什么。”他用让别人感觉不到威胁的方式,赢得广泛支持和认可。对每一位来商量改进生产问题的人,不以专家自居“点点指指”,总不忘说明:“老师傅才是生产上打硬仗的战士,我是个后勤杂务人员”;对美院教授,则事先交代自己只是从说明员地位介绍材料,从常识出发汇报学习体会和个人理解,主要是供专家参考;为外单位演出、编书提供材料做事,总让领导上台说话,然后再用说明员身份,为人家一一说明内容,最后总不忘表扬同事:“这个工作是美工组、库房组同志共同热心来做的事。”他还坦白,从不贪图便宜,把好的文物收藏给自己。如此一来,他化解了各种“敌人”,最终赢得了组织信任。他参加了文物检查组,过手了约卅万件不同文物,“看绸缎和瓷器就十万八万,吃透了许多专家拿不住的问题”。自反右到文革前,外面惊涛骇浪,他竟然得到周恩来总理的同意,主持一项庞大的关于中国古代服饰资料的工作计划。

有阅历的人或许会发现,沈从文的处世哲学,也是新中国有才能有抱负的正派人的常见生存模式,若不自觉泯灭自我意识,就将被迫消灭,甚至有性命之虞。故而,他的秘笈并无特别之处,但在他看来,却是自己的一大发明。一个天真赤诚之人,何以被逼成这般世俗模样,这恐怕才是关注重点。

在信里,他有点娇嗔地问妻子:“得不到党的信托,能把那么大的工作不组织什么委员会来办,却让我一个人来办?”

“除了个人脑子得用,”他把自己取得的成就归之于“主要还是受到党的教育、鼓励、了解、信任”,以及学习毛泽东《矛盾论》《实践论》,将其运用到具体工作上的结果。

他在信里自豪地宣称:“这个在主席指挥下的‘普通一兵’的资格,是取得了的。”《普通一兵》是苏联著名的洗脑作品,讲述用生命之躯堵枪眼的红军战士马特洛索夫的故事,1952年被新中国引进,成为革命英雄主义教科书。沈从文在此表明的是:自己取得了为革命献身的资格。

他还在信中设想,自己可以当个小班长,率领十来个人,“为了工作,这点‘野心’,总理或主席,还会以为我是为自己吗?”

呵呵,一个狡黠然而并不惹人讨厌的湘西佬的形象跃然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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