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谢新京报，有机会完整地揭示了自闭症少年雷文峰走失社会，误入民政救助系统，最终为托养中心致死的全过程。这个报道，也是对最先披露此事的自闭症垂直自媒体“大米和小米”的报道接力，后者是前南都首席记者姜英爽创办，因为这个报道被喝了两次茶。
这个报道，让人想起十五年前南都报道的孙志刚之死。孙志刚死于收容制度，起因是珠三角清洁社会治安的查证运动，导致为这个链条买单的收容站作恶，整死孙志刚。报道出来之后，收容制度成为你众矢之的，广州警方与南都结仇，一系列事件因此产生。
这都是前传，或者说是无法躲避的映射部分。但可以确定的是，雷文峰之死不会掀起十多年前的大动静，更不会发生针对民政系统的整顿，原因也很明显。在经历了太多死亡事件的冲击与无果而终后，死亡本身的影响无法借助历史关口来放大了。
还有一个可能的原因在于，雷文峰是一个自闭症少年，全社会对这个病症的了解不多，所以整体上是冷漠心态。甚至在许多人看来，这些人连同流浪乞讨人员，就是废人，他们从肉体上消失不会引发观众强烈不适。而孙志刚当年被命名为大学生之死，且查证收容影响庞大群体。
新京报的报道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我把它涉及的全部时间点抽出来，发现这是一个很清晰的时间轴。这个时间轴大概分成两个部分，一个是雷文峰从迷失出走到死亡的全过程，一个是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这个街友之家——从兴起到被注销的全过程。
从一个纯粹的读者角度，我看雷文峰之死时，有一个很深的感慨。那就是雷文峰生命最后经济的三个城市深圳、东莞、韶关，是从珠三角向粤北放射状的存在，随着他越来越远离深圳，他的生命力越薄弱，存活的可能性随着远离大都市变得渺小，直至熄灭。
从雷文峰父亲雷洪建找寻时的遭遇也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深圳尽管紧赶慢赶，晚了儿子一个小时最终消失人海，但他无论在公交车司机、地铁保安、派出所视频那里得到了帮助。这个来自于深圳完全是陌生状态下的信息支持，随着出走深圳，变得非常稀薄。
比如在雷文峰现身的东莞，他一下子进入了封闭的信息系统。他报出了父母的名字，自己的名字，但是接警的警察以重名为由，查无此人。这是第一个信息的岔路口。即使雷文峰在东莞、雷洪建在深圳各有血样留存，但没有对比，显示出这类警情盲区首先体现为信息盲区。
应该说，东莞救助站在初步的救助中，有过昙花一现的努力，比如将雷文峰说出的父亲名字登记在册，治好了雷文峰的脚伤。问题是，在雷文峰羁留东莞救助站的两个月中，无论是警方、救助站，都没有进行信息刷新，这为雷文峰此后的不幸埋下伏笔。
这里面又出现两个信息岔路口。一个是东莞救助站没有将雷文峰的信息录入全国寻亲网站，仅仅刊登在东莞电视台这个地方信息平台，理由竟然是人手不够、需要批量录入（一直到雷文峰死去，这个信息都没上网）。救助站可以花费巨资给托养中心，却听凭信息错失一再发生，令人匪夷所思。
插播一下，救助站抱怨的是人满为患，所以需要购买社会服务。但是在很多时候，将救助人员信息发布出去，令亲人有机会寻亲，可以减少负担，但为什么这么直接的、两全其美的事情不见做起来呢？不愿意看到的一种说法，是只有数人头才能保证利益输送。
从雷文峰的遭遇看，救助站分流救助者的条件相当简陋，估算他是25岁，所以不能继续留在救助站，必须出去分流。也没有可靠的年龄鉴定，只是凭肉眼，这其中的疏导之粗糙可见一斑。你就觉得，以福彩那么大的收益，不能让雷文峰享受准确的年龄鉴定，也是民政之耻吧。
雷文峰在治好了脚伤之后，以一个健康的非正常人类身份，进入韶关练溪托养中心，是2016年10月19日，到他12月3日因为伤寒去世，不到两个月。准确来说，一个民政系统的正牌救助对象，在该系统非人道的压力测试下，极端的存活周期在四十天左右。
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假借民办非企业身份，后来应该卷入了当地民政官场上分食救助蛋糕的权力斗争。从新京报的报道可以总结出，就在雷文峰转入练溪前两个月，该中心发生了食利者进场与出场纠纷，旧的食利者出走，这在新丰县官方表述中是：该中心法人十月离岗未归。
换言之，东莞救助站按照惯例分流，但是分流目的地已经发生了巨变，在管理者角斗未明的情况下，本来就稀少的护工因为是领取现金报酬不足，很可能脱岗离职，导致托养中心卫生条件急剧恶化，从而造成人道主义灾难，雷文峰被送进了一个毫无卫生保障的地方。
练溪托养中心源自县民政局的生意经，在珠三角城市救助站满员之后，抢抓这一块的商机，最先的操盘手是县民政局领导的侄子。而且，中心很快年盈利据说是超百万。这一块利润是通过克扣福利、极大幅度降低护理开支等获得的，其实吃的就是血淋淋的人血馒头。
练溪托养中心在新丰县人民医院租了两个长包病房，以高密度病房、低劣护理照看中心病人。在看守所改建的中心园区与催命一般的长包病房之间，建立了人头批发流水线，你要说这是不是人道灾难，什么才是？如果说这不是犯罪，不知道什么才是了。
雷文峰8月8日凌晨出走，到他2016年8月24日在东莞汽车站附近被发现，半个月时间可能耗尽了他作为低智少年所能应对世界的全部能力。他被推向救助系统，从此被僵化条规擒获，涉入的民政中人好比活死人——问题只是，他们能决定救助对象的生死。
紧随新京报的评论，观点集中在雷文峰的死亡定性，是一场“符合规范”的谋杀，诚如斯言。但是，细究自闭症少年以生命代价走一遍的民政救助体系，你会发现其漏洞之大、罪恶之昭著、局中人之冷酷与腐朽，断然非“符合规范”可以形容。吞噬雷文峰的确实是非人间。
雷文峰作为一个病孩，在最后的四个月，算是彻底体验了病态社会对他的集中刺杀。他口不能言，手不能动，与周围同类被一同扫尽了黑暗，说得符合事实一点，就像处理垃圾一样。我觉得，不是所有人都会感到痛心，因为在许多人眼里，雷文峰他们的最好去处就练溪街友之家。
一个强大的隐喻，练溪托养中心托养的733名各处分流来的街友，与火葬场直线距离是1公里。未被官方证实的媒体统计，49天曾死亡20人，都非常便利地送去悲惨人生的终点。很少有人去领认他们，公告30天就火化处理，这些死亡的波澜不如杀死一条流浪猫。
所以，很容易解释姜英爽遇到的那些，也很容易理解以个人映照系统积弊的案例，舆论何以平静如水状。你要是愤怒，旋即明白愤怒毫无建树。你要是控诉，又觉得腐朽遍地。你要是同情，又会被骂作矫情。问题只是，一个连“傻子”都不放过的系统，又能指望它善待你吗？
最后，还请读者诸君记得新京报“雷文峰之死”的报道者们——记者刘子珩，实习生张世超、王雅君、邓宇晨。尽管和十多年前相比，他们无法受到类似陈峰、王雷那个时候的荣誉，但与过往洪流中涌现的作品相比，他们在仄逼时代里的勇敢工作更值得钦佩。
延伸阅读：49天死亡20人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调查
新京报记者前往殡仪馆查验尸体调查死亡人数；该中心副主任表示近期死亡人数已比以前少
广东韶关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如今人去楼空，没有了往日的喧嚣。
2016年10月19日，15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走失后，被辗转送到这里。2016年12月3日，雷文锋死亡。新丰县人民医院确定死因为伤寒。
今年2月24日，新丰县民政局要求这家托养中心整改，“存在内部管理不完善，法人代表擅自离岗至今未归等问题”，并要求各委托机构接回各自的托养人员，共计733人。
在广东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信息平台上显示，该托养中心目前已“撤销”。
据当地殡仪馆的记录，今年1月1日到2月18日，49天内由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死者是20人。
建在看守所旧址的托养中心
3月10日，青山环绕下，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高墙大院，铁门紧闭。
周围村民介绍，这里是神秘之处，他们只知道是安置流浪人员的，平日不轻易对外开放。
托养中心设在原县看守所旧址内。村民们习惯称其为收容所，平日看不见里面，只能听到一些声音，嘈杂喧闹。
喧闹声从3月2日后消失。村民见到，省内其他地方的大巴车那几天将人接走，“一天有十几辆，坐五十个人的那种车。”
托养中心的前员工陈冰（化名）说，托养中心里面分为两个区域，前后由两道铁门隔开。
进入第一道铁门，右手边是一栋2层楼房，被称作“幼儿儿童区”。左手边也是一栋2层楼房，一楼是老人区，二楼是办公室和监控室。
两栋楼房中间有一块空地，作为活动空间。穿过这块空地，就是第二道铁门。
第二道铁门的后面是两座一层楼的平房，分别被称作男区和女区，居住着绝大多数的托养人员。两座房子中间，是各自的活动区域。
陈冰表示，托养中心由看守所改建，内部多处保留着原来的摆设，比如许多宿舍为水泥通铺而非床铺。
据民政部2015年颁布的《流浪乞讨人员机构托养工作指南》（下称《指南》）要求的“托养机构要提供单人单床，床上用品根据季节配备”相比，这里的情况并不相符。
2月18日，新京报记者进入第一道铁门，看到托养中心后半部分被高两米左右的院墙包围，墙头晾着一些衣服。第二道大门紧闭，看不到墙内的景象。
记者要进入第二道铁门时，被工作人员拒绝。
3月1日去接人的广东省某地救助站工作人员林齐（化名）回忆，此前他们来过练溪托养中心，看到里面房间很高，窗户开得也高，通风不错。
但这次，他进入第二道铁门，看到了难忘的一幕。
第二道铁门内的一处隔离区，里面的单个房间约15平方米，有半米高的水泥通铺，十几个人睡在上面。厕所也在房间里面，因为没有冲水系统，臭气扑鼻。
“感觉就是原来的看守所。”林齐在一份回忆信息上说，托养中心多个地方都存在问题，“2013年还没有消防证，厨房管理不规范，人员活动所偏少，人均可能二三平方米左右。”
而按照《指南》中规定：受托机构“托养对象人均建筑面积不小于25㎡，人均居住面积不小于4㎡。”
林齐说，他看到屋子内一些人瘦成了皮包骨头，形容枯槁。被他们接回的流浪人员中，有些人脚底浮肿。
据民政部、公安部联合发布《关于加强生活无着流浪乞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工作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规定，未成年人救助保护应当有别于成年流浪人员，救助保护机构不得将未成年人托养至成年人社会福利机构。
林齐表示，从2015年《意见》下发开始，未成年人不得和成年人混合托养，精神残障者也不能和正常人混合托养。
而据记者调查，练溪托养中心截止到今年，一直接受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托养。
据一名去年在该中心工作的护理人员介绍，她当时所在的儿童区，有几十个孩子，但只有六七个护理人员。
这位护理人员说，儿童区的卫生条件并不理想，很多受托养的孩子有残疾，脑瘫等，大小便不能自理，吃喝拉撒都要照顾，护理人员一天都在忙。有的孩子因为不听话，又没有时间顾及，甚至被用绳子绑起来。
殡仪馆记录49天死亡20人
新丰县殡仪馆与练溪托养中心直线距离约1公里。
15岁的自闭症少年雷文锋于2016年12月3日去世。11天之后，雷文锋的父亲雷洪建在这里找到了儿子的尸体，随后将其火化。
雷洪建说，当天练溪托养中心一共有三具尸体让他辨认，死亡时间都为12月3日。
2月17日，新丰县政府网发布雷文锋死亡情况说明，也证实去年12月3日，确有另外两名练溪托养中心的安置人员因病死亡。
雷洪建回忆，在火化儿子时，一位殡仪馆工作人员安慰他说，“练溪托养中心一年送到这儿的尸体数量很多，能找到家属的也就两三个，你能来已经算对得起孩子了。”对于雷洪建的说法和网上的质疑，新丰县相关部门予以否认。
2月17日，新丰县政府网发布情况说明称，“该托养中心并不存在今年还有多人死亡的情况。”
而在新丰县殡仪馆，登记有练溪托养中心多人死亡的详细记录。
3月10日，新丰县殡仪馆内，新京报记者提出寻找今年练溪托养中心的年轻男性死亡人员。工作人员拿出了一个笔记本称，练溪托养中心历年送来的死者都记录在册。
在殡仪馆提供的登记册上，练溪托养中心很多死者都没有名字，只有一串编号，如“OH178”、“无名氏386”、“无名氏683”等。这名工作人员称，因被安置人员“很多人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
其中今年一月份一记录显示，死亡日期为：1月30日，流浪发现地为：广东东莞，姓名为：无名氏386，性别：男，年龄：28岁。
按照殡仪馆的登记册显示，2017年1月至2月18日，49天内，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死者有20人，其中广州地区15人，东莞3人，韶关1人，连州1人。
随后，新京报记者又以找人的名义，要求查看练溪托养中心送来的年轻男性尸体。
工作人员带记者来到殡仪馆告别厅后面，这里分别陈列着高1.5米左右，共三层的金属冰柜。
按照殡仪馆的登记记录，工作人员依次打开4个冰柜，从中拉出四具装在黄色袋子的尸体。
这4名死者都是年轻人，尸体保存完好。分别记录为“2.15，从化，CH169，男，20”、“1.26，广州萝岗，31403001”、“2.13，广州萝岗，30905005，男，22”、“2.18，广州萝岗，31402004，男，10”。
记者一一辨认后，表示并非所找之人。但殡仪馆的工作人员说，练溪托养中心今年送来的年轻男性遗体就这么多了，其他为老年人和女性死者。
另外，新京报记者获得3份新丰县人民医院今年开具的“死亡医学证明”，两男一女，姓名都为“无名氏”加一个编号。
这3份医学证明和殡仪馆提供其中3名死者信息相符。
据《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机构工作规程》规定：无法查明死亡受助人员身份或无法联系到其家属的，救助管理机构应当在市级以上报刊上刊登公告，公告期30天。公告期满后仍无人认领的，则由救助机构办理火化手续。
根据今年1月份以来的《广州日报》、《羊城晚报》、《韶关日报》等报纸刊登的“寻死者亲友启事”，新京报记者共找到8名人员与新丰殡仪馆登记册上登记的死亡人员信息相符。
综上，新丰县殡仪馆登记的1月-2月18日的20名练溪托养中心死者名单中，新京报记者看到死亡证明或登报启事以及殡仪馆所见尸体共15人。
另据广东某地方救助站相关知情人透露，该站2011年至今共向练溪托养中心送去200多人托养。截至今年3月，6年内死亡近百人。
对此，新京报记者统计上述工作人员所在地主要报纸，当地救助站为练溪托养人员死后刊登寻亲启事的，仅2014年人数就有22人。
“送去的时候人基本是健康的，但是新丰（过得）实在太差。”这名工作人员表示。在他统计的死亡原因中，有数十人死于肺炎。“这和中心卫生条件不够好有很大关系。”
上述数据未得到练溪托养中心和新丰县民政局证实。
练溪托养中心副主任刘凤在多个死亡证明上标注为“监护人”。
3月19日，刘凤告诉新京报记者，现在死亡已比以前少多了，之所以存在死亡的情况是因为送来的都是流浪人员，送来时就疾病缠身。
“一年盈利一两百万元”
相关资料显示，练溪托养中心从2010年开始运营，至今已有6年多时间。
广东省社会组织公共服务信息平台官网显示，新丰县练溪托养中心为“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号为“粤韶新民政字第07021号”，法人代表为罗丽芳。
罗丽芳的亲属罗腾（化名）告诉新京报记者，39岁的罗丽芳曾是新丰县社会福利院一护工组长。2010年，新丰县民政局提出要新增一处托养机构，罗丽芳抓住了机会。
按照当年县民政局与自然人罗丽芳签订的《承包合同》显示，新丰县民政局作为甲方将县福利院接收的外地福利院（救助站等）送来的部分寄养人员转给乙方罗丽芳经营和管理。
按照协议，寄养地点定在公安局原看守所，场地租金及其他一切经营费用由乙方负责。
另外协议中明确，转移给罗丽芳的所有人员，新丰县民政局按现行供养费每人每月660元人民币中，“提留每人每月50元为局管理费。若供养方增加供养费，按增加额的10%提留作为局的管理费。”
六年来，练溪托养中心业务范围逐年扩大，在广州、深圳、东莞、惠州等地中标，获得当地救助站的流浪乞讨人员临时安置服务项目。
中国政府采购网公开信息显示，2015年7月，练溪托养中心中标了东莞市救助站流浪乞讨人员临时安置服务项目，服务时间为两年。
多位知情者回忆，练溪托养中心最初接收的托养人员仅有几十人，2016年时增加到五六百人规模，直至2017年3月被要求整改时，托养人员共733人。
罗腾告诉新京报记者，2015年开始，练溪托养中心有明显盈利，“一年一两百万以上”。
按照2015年民政部、公安部联合下发的《意见》，对于长期滞留救助站的流乞人员，可由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委托符合条件的公办、民办福利机构或其他社会组织，实行站外托养。
另外，《意见》要求，对于站外托养机构，民政部门和救助管理机构要通过明察暗访等多种方式，对托养机构服务质量、安全管理等情况进行经常性检查。对不适宜继续开展托养服务的托养机构，要及时终止托养协议。
据林齐透露，他们作为委托机构，前往练溪托养中心检查，“每次看他们吃的都不错，但也都是因为提前通知的。”
林齐说，根据练溪托养人员的送院记录，多数存在营养状况不好的情况。他也多次就练溪托养中心病死率高等问题，向市政府和民政局申请提高托养费，更换托养机构，但均未获批。
此外，2016年10月31日，新丰县民政局对练溪托养中心发出整改通知书，指出其存在未按期参加年检、内部管理混乱等问题。要求其在当年11月15日之前限期整改。
练溪托养中心背后现公务员身影
今年2月24日，新丰县民政局对练溪托养中心再次发出整改通知，提及“中心存在内部管理不完善，法人代表从2016年10月擅自离岗至今未归等问题。”
罗腾及多位知情人透露，练溪托养中心自成立伊始，就一直有相关官员的关系人参与经营。
罗腾称，练溪托养中心成立时，时任新丰县民政局一主要领导安排其侄子李志成，负责托养中心财务工作。即使罗丽芳作为法人代表，也无法接触到托养中心财务工作。
托养中心的前员工陈冰说，员工每月工资都是由李志成以现金的形式发放。
罗腾回忆，2016年8月，李志成退出托养中心，上述民政局领导又安排李伟理与刘秀玉接任李志成的工作。对外则是刘秀玉主管财务。
陈冰对李伟理与刘秀玉的印象深刻。他透露，李伟理与刘秀玉是夫妻，刘秀玉来托养中心之前经营着一家小卖部，而李伟理也经常来到托养中心内处理工作，“就像话事人”。
李伟理的另一个身份是新丰县司法局政工科科长。他的照片贴在新丰县司法局大院公示栏里。
2月18日，新京报记者在练溪托养中心见到了李伟理，他自称是托养中心的工作顾问，对该中心死亡情况不清楚。
知情人说，练溪托养中心在2016年9月起陷入了股权之争，争夺的双方是法人代表罗丽芳与后来的中心主任刘秀玉。
根据罗腾的说法，2016年8月罗丽芳生病住院，原本负责财务的刘秀玉因此接管了练溪托养中心的管理工作。罗丽芳9月病好后，刘秀玉并不愿意交出管理权。
该中心内部资料显示，刘秀玉目前担任中心主任。陈冰指出，财务部负责人李品鑫、中心副主任刘萍都是刘秀玉带来的人，而李品鑫正是刘秀玉的儿子。
罗腾称，罗丽芳一直在以报警、向县政府各单位投诉等方式维权。
3月8日晚，因涉嫌挪用资金罪，罗丽芳被新丰县公安局刑事拘留。
远在深圳的雷洪建听说了练溪托养中心被整改的消息。
3月12日，雷洪建表示，儿子的死若能换来700多人的希望和避免类似事情发生，也算死得有意义了。
新京报记者刘子珩王婧祎实习生张世超王雅君邓宇晨广东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