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杨在《丑陋的中国人》指出，中国传统文化有一种过滤性病毒，最明显的特征就是“脏、乱、吵”；在吵方面，香港人几十年没有寸进，但在市容管理去脏止乱方面，早期殖民地时代，华人聚居之处之脏乱，甚至引发多次鼠疫；然而经过英国管治百多年，特别是在70年代的麦理浩再次推动的“清洁香港运动”，包括立法针对“垃圾虫”，以至在市面广设垃圾桶；一方面由教育做起，再提供方便让市民可以随街找到垃圾桶，而不会随地丢弃垃圾；另一方面则由宣传到执法，去打击垃圾虫，再管理小贩以至后巷的垃圾堆积，终令香港市容一改。香港垃圾桶的设计，不但曾启发外国政府参考，1980年英国西敏寺市议会，更曾邀请香港的“垃圾虫”角色，坐飞机前往宣传该市的清洁运动。
然而世界潮流以至生态破坏，令原来只由卫生问题，变成了环保问题；各国由收集垃圾，订立目标为垃圾分类，令垃圾可以循环再用；而重点在于循环再用，而非减少其重量或面积；然而香港特区政府对于回收业不但没有扶持，对于垃圾分类更是虚应故事，更从来没有规管或限制生产商以至零售商的包装问题，却单是要推动垃圾“按量收费”，这不但是扰民之极，更会令香港重现满街垃圾的倒退。
举例说，近年积极推动环保的苏格兰政府，就强制全国垃圾分类，收集垃圾的承办商将拒绝接收没有分类的垃圾，却没有“按量收费”——其原因非常简单，按量收费无助于解决日常垃圾——各日用品由生产商制造，由批发商零售商进行包装，日用品根本避无可避。香港最大的问题，在于多数人都住于几十层高的多层大厦，而这些大厦的垃圾收集不是由政府统一管理，而是多为大厦经立案法团，或经管理公司，再判与私人承办商去处理；香港居所面积小，大厦不是设有垃圾通道以至垃圾房收集垃圾，或与同层共用公共垃圾桶；然而离地千万丈的香港特区政府，以至一班非理性的环保人士，却坚持要靠“按量收费”，去进行垃圾征费，最早于2019年透过收费去阻吓市民，期望可以减少垃圾，却只字不提如何推动分类，再一次显示特区政府主次不分，借“环保”为名巧立名目，实为推卸环保教育以至政府失败的责任，再借此加税俭财。
更荒谬的是就是那些不注重个人卫生者，将轻而易举把垃圾丢弃出窗外，或倒入马桶用水冲去，或晚上弃置于走廊大堂后楼梯，或弃置于山边郊野公园；为了减少垃圾问题，却制造无限多的卫生问题！单是多层大厦每个单位如何“按量计算”垃圾，已经制造不成比例的行政工作，其繁琐比起分类回收更甚，特区政府偏偏不做最有意义的分类回收，却把责任推到最无助的大厦业主立案法团，如住了无良住客，将令各户为垃圾问题发生无日无之的争执，令住客永无宁日。
特区政府为防市民把家居垃圾，带到街边的垃圾桶丢弃，更“发明”了新的细口垃圾桶，以至要减少垃圾桶的数量；然而自从“自由行”以至大陆团，一部份但数量众多的劣质游客，随街丢弃垃圾，以至购物后随地拆去包装，旺区垃圾桶堆满无人处理，甚至连高速公路也满布垃圾，这些问题将会以几何级数恶化！
特区政府一面说堆填区爆满，一面却要再增加来港游客，那么为何要香港市民为游客的垃圾缴费呢？为何要香港市民处理这些非香港人的垃圾呢？为何市民的垃圾要按量收费，但来港游客的垃圾却不需要按量收费？这些人只为方便游客，却要市民承担不符比例的行政责任；那么怕香港的堆填区爆满，为何不强制立法，要来港游客带同自己的垃圾出境？啊，怕赶走游客，但你们这些“贱民”是逃不掉的，对不？
现实看看“北区水货”——些走私运货去大陆的，公然在街头拆货乱弃包装，那些欺善怕恶的食环署职员视若无睹，港铁职员坐视他们违例运货；当中国男童在旺角街头大便，亲中亲共的官员以至议员，就要包容随地便溺，反过来怪责举报的市民“挑拨中港矛盾”；男童父母打人被告上法庭，法庭容许其保释回大陆，最后则弃保潜逃；英式制度是鼓励做好人，惩罚坏人；今日的“中国特区”，则专门鼓励坏人，惩罚好人！为何要“罚款”？因为你做乖孩子，把垃圾放入垃圾桶丢弃；至于随地丢弃的，令坑渠与去水口淤塞的，令街边满布垃圾的，则“成功争取”悭回费用，你说以华人的传统加上这样的制度，又怎会不令香港倒退四十年，变回“垃圾港”？啊，二十年来由一班垃圾治港，又怎能避免“打回原型”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