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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次的“黑色旅游”

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2008年2月27日到31日,我跟着钭江明去给黑砖窑家长去郑州和西安送捐款。

前情是这样的:钭江明一直在关注2007年爆出的黑砖窑新闻,并和当地一些志愿者取得了联系,得知虽然新闻联播说黑砖窑奴工问题解决了,但真相并不乐观。有一些家长找到了他们的孩子,但更多失踪的孩子还没有找到,而很多家长寻子多年,早已弹尽粮绝。

钭江明、罗永浩、黄斌和我便在网上发起了募捐,想为那些家长募一些寻子的路费。网友热情涌动,很快,就募集到了19万多块钱。当时,有30个家庭需要资助,我们四个便也凑了一点,一共21万,每户7000元的标准。

罗永浩和黄斌当时正在筹办英语培训学校,送钱的任务便着落在了我和钭江明身上。

我说了,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在郑州一家小旅店里,我和钭江明见到了那些失踪孩子家长,将网友的捐款交给他们。

给钱,签字。


(在郑州小旅馆里,那些寻找自己孩子很多年的家长们。)

家长们有的悄悄流泪,有的失声痛哭,更多的人无语,只是拿着自己失踪孩子的照片,沉默,又沉默。

见到了一个找回的孩子,他不说话,她妈妈给我们讲他的见闻,其中两个故事给我强烈震撼,至今难忘。

第一件,一个黑砖窑奴工想逃跑,半路被抓回来,活活打死,而且窑主要求每个奴工必须参与动手,而尸体就放在奴工们所住的房间角落里很多天,直到发臭才搬走,以示威慑;

第二件,可能某个窑主听说又很多寻子家长要到自己窑里找孩子,决定把奴工先送走藏起来。200多人,从山西某地送往河南某市,路上很多个小时,你不可能猜到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运输方式——把每个人装进麻袋,堆在集装箱里,摞起来。

我宁愿相信那孩子记错了。

之前听贾樟柯讲过他家乡山西某些黑煤窑的故事,以为已经黑暗到了尽头,但那次在郑州所闻,再一次让我找不到自己的下巴。

第二天,一些家长商量着再去山西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们听说临猗一处砖窑,有几个外地孩子在那里干活,我和钭江明决定陪他们去一趟。

我和钭江明包了车,从郑州出发,过风陵渡,便是山西,和我们同行的,还有钭江明联络的两位郑州警察。

临猗,临晋。我们找到了那家砖窑,但窑主拒不开口,也无可奈何,而当时窑里干活的,确实没有家长们的孩子。——家长们告诉我,这家砖窑里,之前解救出过失踪的孩子。

(山西临猗县临晋镇,一家曾经解救出失踪孩子的黑砖窑,下图是窑主和他的摩托车。)

我和钭江明计划跟他们三天,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可实际上,只呆了一天,我们就可耻地逃掉了。

我实在找不到与这些苦人的交往方式。

比如,到了午饭时间,本想每个人请吃一碗面继续寻找,但担心他们吃不饱根本没有体力,便点了饭馆里所有能做得出来的菜,但菜一道道上来,他们却根本无心下咽。有两个家长看我不知所措,要了酒陪我喝几口,但他们的笑容尴尬到他们自己都知道我会不好意思。

平时,他们吃最便宜的饭,住最便宜的店,有的时候干脆露宿,每一分钱都变成路费,以便能多找几个地方——而这种寻找,成功率无疑相当于在茫茫草原寻找一根针。

从临猗逃掉,经过永济,再过了潼关,便是陕西了,我们约了另一个曾经的黑窑工陈小军在西安见面,把钱交给他。

我师兄,诗人伊沙听闻此事,特意跑过来,请陈小军和我们吃了羊肉泡馍。


(西安,诗人伊沙请曾经的黑窑工陈小军吃羊肉泡馍,我和钭江明作陪。)

西安同盛祥的羊肉泡馍我吃过很多次,那次最食之无味。

陈小军的故事和所有黑窑工没什么两样,新闻出来以后,他赢了官司,法院也判决窑方对他赔偿,但——他一分钱也没拿到,一分都没拿到。

西安的另外一个捐助对象,叫张徐勃,他没法和我们汇合吃羊肉泡馍了,因为他出行不便。

张徐勃是从一家黑砖窑逃出来的,那是冬天,他的腿扛不住寒冷,在逃亡的路上,被冻掉了。


(西安郊区,逃出来的黑窑工张徐勃在自己家里。)

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称之为“黑色旅游”。

但也有一件事,要记一下。

那天,在郑州的小旅馆里,我们正在分发捐款,家长们在哭,旅馆的保安跑上来,拉着我问,“你们在做什么?”

我说,“你他妈的管得着吗?”

保安说,“大哥,别误会,我们老板就是让我来问一下,他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他让我告诉你们,他把你们的房费免了。”

谢谢老板。

PS:作者saying

那一次在郑州,我和钭江明提出“黑色旅游”概念,说该号召网友走一走黑砖窑这样的“旅游”线路,钭江明觉得不够严肃,罢了。后来,钭江明起草了给当年两会的呼吁信,呼吁重视黑窑工现象,帮助这些寻子家长,参与签名的有钭江明、律师许志永、窑工张徐勃、寻子家长袁成和我等七人。后来,信寄出去了,但没有回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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