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次的“黑色旅游”

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2008年2月27日到31日，我跟着钭江明去给黑砖窑家长去郑州和西安送捐款。

前情是这样的：钭江明一直在关注2007年爆出的黑砖窑新闻，并和当地一些志愿者取得了联系，得知虽然新闻联播说黑砖窑奴工问题解决了，但真相并不乐观。有一些家长找到了他们的孩子，但更多失踪的孩子还没有找到，而很多家长寻子多年，早已弹尽粮绝。

钭江明、罗永浩、黄斌和我便在网上发起了募捐，想为那些家长募一些寻子的路费。网友热情涌动，很快，就募集到了19万多块钱。当时，有30个家庭需要资助，我们四个便也凑了一点，一共21万，每户7000元的标准。

罗永浩和黄斌当时正在筹办英语培训学校，送钱的任务便着落在了我和钭江明身上。

我说了，那不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在郑州一家小旅店里，我和钭江明见到了那些失踪孩子家长，将网友的捐款交给他们。

给钱，签字。

（在郑州小旅馆里，那些寻找自己孩子很多年的家长们。）

家长们有的悄悄流泪，有的失声痛哭，更多的人无语，只是拿着自己失踪孩子的照片，沉默，又沉默。

见到了一个找回的孩子，他不说话，她妈妈给我们讲他的见闻，其中两个故事给我强烈震撼，至今难忘。

第一件，一个黑砖窑奴工想逃跑，半路被抓回来，活活打死，而且窑主要求每个奴工必须参与动手，而尸体就放在奴工们所住的房间角落里很多天，直到发臭才搬走，以示威慑；

第二件，可能某个窑主听说又很多寻子家长要到自己窑里找孩子，决定把奴工先送走藏起来。200多人，从山西某地送往河南某市，路上很多个小时，你不可能猜到他们采取什么样的运输方式——把每个人装进麻袋，堆在集装箱里，摞起来。

我宁愿相信那孩子记错了。

之前听贾樟柯讲过他家乡山西某些黑煤窑的故事，以为已经黑暗到了尽头，但那次在郑州所闻，再一次让我找不到自己的下巴。

第二天，一些家长商量着再去山西寻找自己的孩子，他们听说临猗一处砖窑，有几个外地孩子在那里干活，我和钭江明决定陪他们去一趟。

我和钭江明包了车，从郑州出发，过风陵渡，便是山西，和我们同行的，还有钭江明联络的两位郑州警察。

临猗，临晋。我们找到了那家砖窑，但窑主拒不开口，也无可奈何，而当时窑里干活的，确实没有家长们的孩子。——家长们告诉我，这家砖窑里，之前解救出过失踪的孩子。

（山西临猗县临晋镇，一家曾经解救出失踪孩子的黑砖窑，下图是窑主和他的摩托车。）

我和钭江明计划跟他们三天，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可实际上，只呆了一天，我们就可耻地逃掉了。

我实在找不到与这些苦人的交往方式。

比如，到了午饭时间，本想每个人请吃一碗面继续寻找，但担心他们吃不饱根本没有体力，便点了饭馆里所有能做得出来的菜，但菜一道道上来，他们却根本无心下咽。有两个家长看我不知所措，要了酒陪我喝几口，但他们的笑容尴尬到他们自己都知道我会不好意思。

平时，他们吃最便宜的饭，住最便宜的店，有的时候干脆露宿，每一分钱都变成路费，以便能多找几个地方——而这种寻找，成功率无疑相当于在茫茫草原寻找一根针。

从临猗逃掉，经过永济，再过了潼关，便是陕西了，我们约了另一个曾经的黑窑工陈小军在西安见面，把钱交给他。

我师兄，诗人伊沙听闻此事，特意跑过来，请陈小军和我们吃了羊肉泡馍。

（西安，诗人伊沙请曾经的黑窑工陈小军吃羊肉泡馍，我和钭江明作陪。）

西安同盛祥的羊肉泡馍我吃过很多次，那次最食之无味。

陈小军的故事和所有黑窑工没什么两样，新闻出来以后，他赢了官司，法院也判决窑方对他赔偿，但——他一分钱也没拿到，一分都没拿到。

西安的另外一个捐助对象，叫张徐勃，他没法和我们汇合吃羊肉泡馍了，因为他出行不便。

张徐勃是从一家黑砖窑逃出来的，那是冬天，他的腿扛不住寒冷，在逃亡的路上，被冻掉了。

（西安郊区，逃出来的黑窑工张徐勃在自己家里。）

这不是一次愉快的旅行，我称之为“黑色旅游”。

但也有一件事，要记一下。

那天，在郑州的小旅馆里，我们正在分发捐款，家长们在哭，旅馆的保安跑上来，拉着我问，“你们在做什么？”

我说，“你他妈的管得着吗？”

保安说，“大哥，别误会，我们老板就是让我来问一下，他知道你们在做什么，他让我告诉你们，他把你们的房费免了。”

谢谢老板。

PS:作者saying

那一次在郑州，我和钭江明提出“黑色旅游”概念，说该号召网友走一走黑砖窑这样的“旅游”线路，钭江明觉得不够严肃，罢了。后来，钭江明起草了给当年两会的呼吁信，呼吁重视黑窑工现象，帮助这些寻子家长，参与签名的有钭江明、律师许志永、窑工张徐勃、寻子家长袁成和我等七人。后来，信寄出去了，但没有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