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去世，新加坡有六成民众甚为悲恸，不少更潸然泪下、不能自已。论者有以为那是李氏丰功伟业的感性明证，但为领导人流泪与为亲人流泪，本质上是两回事，尤其如果领导人是独裁者。
为独裁者流的泪：3个实例
列宁死了，四天的遗容瞻仰，比不上李光耀的七天，但凛冽风雪里苏维埃联邦民众依然络绎不绝，却犹胜新加坡。苏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扶灵哭泣，悼词是斯大林亲手撰作的，写得和东正教╱罗马公教大弥撒里的启应祷文（litany）的格式一模一样，斯氏早年念神学院时学会的功架派上用场。这篇饱含宗教潜意识的悼词是马列文献里的奇葩，“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造成的”这个黑色真实，便是源于此悼词首段！。谁料，老列尸骨未寒，斯大林铲除异己的撒手锏便启动，布卡林、季诺维耶夫、卡米涅夫等老革命陆续遭殃丧命，连列宁遗孀、苏维埃联邦国母克鲁普斯卡娅也受到秘密居住监视。哭，是为勾心斗角作掩饰。
毛泽东死的时候，场面更伟大，群众呼天抢地，誓要把无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解放全人类；在香港，悼念仪式在旧中国银行大厦进行，爱毛群众万人空巷，得进入灵堂者几乎无一不哭。可十亿人民喊口未完，四人帮包括毛妻没几天都给活捉了，成为终身的阶下囚。眼泪，代表被欺骗。
还未死的北韩金仔更厉害，对党国根本谈不上有什么大贡献，可平日出巡，那些前呼后拥的美女兵哭得七情上面更不停扭腰顿足，这从弗洛伊德心理学的最合理解释是性栗动。在大陆的社会主义天堂时期，民间最性感的男人当然不是万宝路世界里那个用刀子刮胡子的牛仔型男，而是站在柜枱后面卖猪肉拿刀的，一来因为通常体态较肥胖，那在几乎所有人都瘦骨嶙峋的年代里，确实不得了；二来就是有权，可以分派一些极难得的好处（今天的香港八九十后没经历过大陆的粮票时代，不知道何谓“好处”，以为能污上一两亿人仔的才算有点权，真是需要来些忆苦思甜再教育，方知今天幸福贪腐得来不易）。
本地当权派当中，现在连一些公关贩子也鼓吹特区领导人学习李光耀，没准学得精了准了，到死之日，港人不论阶层都哭、哭、哭，原因不一定是最直觉的，要若干时日之后才知道，而且很难说到时后悔呻笨的是融派还是独派。
新加坡优势的外在条件
闲话休提，更有意思的是细看李光耀在某些方面取得比香港更亮丽成绩的原因。这方面的论述其实已经相当丰富，笔者只补充几点，都是着眼外在条件。首先是人才方面的。新加坡因为是主权独立的国家，输入人才的政策与执行完全可控，香港则大致上做不到。而且，在人才维护╱避免流失方面，新加坡更已赢了香港七十年（早在她立国之前便如此）。星、港在某些重要方面例如高等教育不如西方，故欧美发达国对星、港两地中产精英始终是一个吸引，构成这两地人才流失的拉力（pull factor）；不过，香港人才流失，还多了有一个推力（push factor）。
都说香港古往今来就是移民城市，但要留意的是，香港并不是移民终点城市，而是大陆人移民海外的一块“行”之有效的踏脚石。中华帝国每有严重天灾人祸特别是政治动荡，大陆难民便一波一波涌港，然后继续前往他国；灾难愈严重，停留在香港生根的便愈少。殖民主义时期，英国人的有效管治，特别是加上1949年之后中共要在香港问题上采取“维持现状、充分利用”的政策，确实令一整代大陆来的难民中的大部分驻足、生根于此；然而，八十年代以来的历次震荡，又一再导致了一批又一批人才流失，部分就算再回流，也虚耗了多年的时间和经验，而这个问题最近又趋严重（本土派提倡“身土不二”，是一种理想主张，能在逆境里遏制多少人才外流，还是一个疑问）。推力因素导致的人才流失，后果一般比较严重，二战的欧洲因为纳粹肆虐，推走了一大批犹太知识分子给美国，结果把科技、文化方面的领先地位也拱手让给后者。但是新加坡没有像香港那样强大的push factor。
归根到柢，问题在于香港有大陆这个强邻，而对绝大多数“并非特殊材料造成的普通人”来说，大陆是一个长期多方面令人厌恶、间歇表现出恐怖脸面和手段的强邻。新加坡的所谓“强邻”，不过是一个带点历史心结因而态度可能不那么恒常友善的马来西亚而已。你若是一个生活在强邻阴影下的中产知识或技能精英，兴许还是从强邻那边移过来的，然则再多移一站的可能性，在香港还是在新加坡强一些呢？
当然，有强邻不一定不好。看加拿大和墨西哥，都有美国这个强邻，却几十年来相安无大事，并因之成为美洲除了美国之外的两个最富国。显然，强邻本身非坏事，要看是什么的强邻。让我们进一步分析。
大陆对香港利多还是利少？
香港因强邻而内部分裂，新加坡则没有。1949年之后，中共势力开始在香港坐大，起先靠民族主义，八十年代以来还加上对商界的经济诱因，成功争取到两成多的“铁杆支持者”、四成以上的总体支持者，并以这个“关键少数”成功把香港塑造为一个以“亲共、反共”、“爱国、西奴”为主要矛盾的社会，对立愈发不可调和。新加坡幸运得多：她跟她的“强邻”马来西亚的血缘关系不深，国内的巫人比例不到14%，华巫矛盾一直保持在可控范围；至于一度来自远邻中国的共产党威胁，却可以用极端残酷的手法打击并彻底剿灭于萌芽阶段（那种手法无疑是面对强邻只一河之隔的港英政府无法使用的）。在新加坡，李光耀的反共清共政策成为新加坡社会团结而不是分裂的基础，而且更是得到她的“强邻”马来西亚充分支持合作的，因为马国要对付的马共其实是两国的共同敌人（这一段里笔者替马来西亚这个新加坡的“强邻”加了引号，因为马来西亚其实并不十分强，GDP不过是新加坡的双倍左右，人口倒有五六倍，是新加坡劳动力的主要补充来源。下面为了方便，把引号略去）。
关于反共，这里不妨多加一笔。李光耀因为反共能力强，而且新加坡地处东南亚要塞，所以尽管搞独裁，西方国家还是愿意容忍（西方一向支持发展中国家之中的反共独裁者），经济方面从来不施压，对新加坡绝对信得过。香港则于1997之后没有了这个来自西方的优待，反而因为特府愈来愈亲共陷共与共融合，港资也跟着愈来愈赤化，西方已对香港信不过，令香港经济日渐成为“单引擎”，一旦大陆经济下行，香港的处境比新加坡要恶劣得多。这方面的劣势，便是当权派、商界里的大户，也得承认；最近长和系的“离家出走”，无疑是一个避免形象染红的好办法。
还有就是与强邻的关系的性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之间的，是平起平坐的国与国关系，更由于二战之后的去殖运动，国际关系里的弱肉强食现象已经退潮，故就算将来马来西亚的综合国力大大超越新加坡，也不可能对新加坡作出任何欺凌言论或行为，故新加坡的国民和商界，完全没有需要因戒惧强邻外力而诚惶诚恐，于是少了一个政治风险。反观香港，强邻一直是客观上的宗主国，之间特别是在九七之后，并非平起平坐而是从属、上下、尊卑、主仆等的两级关系。别说大陆官员可以对一般港人吆吆喝喝，以前的本地大资本家也因为大陆经济急速膨胀而变成《环时》指的大陆经济大海中的一滴水，任凭你什么姑爷是一度的座上客，时移世易对方一反枱，你便落得个灰头土脸，说不定还要落荒而逃。说得白一点，香港的强邻富起来之后，恢复了中华帝国的历史记忆，与周边地方的关系是爷爷和孙子的关系。这在星、马之间的国与国关系里是无法想象的。
然而，这正正是以兴业为本事的阶级的大忌。历史上的资产阶级最要的是自由，遂奋力打破了封建主义的束缚，脱颖而出，创造了世界新秩序。马克思因此在他的《宣言》里大篇幅论述“资本无祖国”这个历史事实（从而导出他更想要的“工人无祖国”的结论）。一旦资本家学乖了，图吃方便饭因此学会扮孙子叫爷爷，那么他那打拚全世界的本事的雄势就去掉了、阉割了。香港与强邻之间的爷孙关系腐蚀了这根重要的社会栋梁。这一点也无法在新加坡与马来西亚的关系里找到。
大陆对香港的若干坏影响
有人会问，难道香港从大陆这个强邻不是得到很多好处吗？笔者的答案是，不是没有，但实际上的代价太大。例如自由行及由之衍生的水货业，给香港带来了局部“决堤式的机会激增”，的确有助提升GDP及某些行业或特殊某几类产品的销售额增长，却同时令不少其他很多行业或很大数目的其他商品及服务的产销量下降，财富和经济效益于是向少数行业少数人集中，更多的行业或劳动者的利益没有增加，甚或可能下降了。这还没有算入自由行╱水货业带来的街坊生活不便、空间壅塞及公共设施无偿分薄等问题。这些都是主流经济学里说的负界外效应，严重性看得出也很难量度，因此，有责任解决这类问题的政府却往往不予重视！
放眼看全面，可知整个大陆的“改革开放”带来的，是更大范围的“决堤式的机会激增”，而负面因素更强大，因为出现了大规模的产业结构改变、制造业掏空。受此影响的地区和国家很多，出现的问题也大致相同：大陆成为廉价生产基地，让商界的利润增加，但本地制造业消失，职缺多由服务业的较快增长填补，但由于服务业的技术改良一直相对缓慢，拖慢了整体实质工资增长，因此出现本地的财富分配两极化。这个问题不仅困扰香港，其他地方如日本、台湾、东南亚、欧洲、北美诸国，全部受影响，后果也相似。但是，香港因为与大陆的地理及政治距离最短、融合程度最高，受的影响也最快最大最直接：八九十年代的短短十年里，整个香港制造业掏空了。没错GDP增加了（如果用GNP量度，增幅必然更大）；是好是歹，却要看你是什么阶级。
新加坡同样受大陆的这个影响，但不同的是，新加坡的强邻马来西亚提供给她的机会，却不是决堤式而是连续一贯的细水长流，因此新加坡没有出现制造业全面掏空，反而做到了技术升级，其后出现的劳工短缺，由输入外劳加征收企业的雇用外劳税解决（尽管也有很大争议和劳工反抗）。
港陆之间需有更大政经距离
最后，笔者还可以举出一个港、星强邻的不同处。香港面对强邻大陆，有强大的政治压力促使融合；这是与一个政经都落后、贪腐问题十分严重、价值观念南辕北辙的实体的融合。新加坡却没有这种压力。
一直以来的政治论述，都强调大陆对香港经济的正面价值盖过一切的负面影响；但这个论述十分偏颇，因为完全欠缺不利因素的分析。全面的看法应该包含本文提出的反面论述，而正确的政策必须包含港陆之间严格保持一定的政经距离。政权力推融合、磨蚀这个必要距离，因此必然产生强大反作用；这个本能的反作用就是分离意识、命运自主的政治诉求。这个反作用，并不是立一条《反港独法》就可解决；相反，那种立法及与之同来的抗争，却会直接加强独立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