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凋零、凄怆的中央苏区
红军主力——野战军突围前,九月至十月间,苏区北面之小松市(石城北)石城县城、雄岭、古龙冈等地,各红军防御据点,均经过剧烈战斗后,相继失陷,最后是兴国县城之掩护战,亦于十月十四日放弃;中央军区的兵力及位置大略如下:
中央军区司令部驻西江市(会昌县属)
(一)直属部队
1、特务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2、野战炮兵团(一千五百人)驻西江市
3、红军干部学校(四百人)驻瑞金麻田墟
4、通讯大队,无线电台四座以及电话队(四百人)驻西江市
5、二十四师(六千人)驻会昌
6、三十四师(六千人)驻宁都
7、江西独立师(一二千五百人)驻石城以南
8、瑞金独立团(六百人)驻瑞金附近
9、福建独立师(三千五百人)驻长汀
共二万三千四百人。
(二)赣南军区司令部(云都)
1、教导团(五百人)驻云都
2、独立三十三团(五百人)驻长洛
3、云都独立团(九百人)驻云都北面
4、赣州独立团(五百人)驻茅店
5、会昌独立营(二百人)驻会昌以南
6、信丰独立营(二百人)驻小坌
7、安远独立营(二百人)驻龙布
8、各县游击队(五百人)
共三千五百人。
(三)江西军区司令部(黄陂)
l、教导团(四百人)驻黄陂
2、江西独立团(八百人)驻黄陂附近
3、洛口独立团(一千人)驻永丰以南地区
4、永丰独立团(一千人)驻乐安以南地区
5、第一分区司令部(二千人)驻东韶
6、第二分区司令部(一千八百人)驻东固
共六千八百人。
(四)福建军区司令部(长汀)
l、教导团(五百人)驻清流
2、第十五团(五百人)驻宁化
3、第十六团(五百人)驻长汀
4、第十七团(五百人)驻上杭
5、第十八团(五百人)驻龙岩地区
6、各县独立营(共约八百人)
共三千三百人。
总共兵力约三万七千人。
野战军于十月中全部向西南突围后,十月末,国军攻宁都县城,红军三十四师稍事抵抗,随即放弃了。当时我和顶英研究作战计划,拟定两个方案:
(一)国军如仍以大兵团向苏区围剿时,我军即依据闽赣边区的武夷山脉东、西、南、北各方面,均可按敌情变化转移战场,与敌进行游击战。以求保存实力,待机策应野战军作战。
(二)如国军进攻苏区的兵力不大,我军有将其击溃之把握时,即集中兵力转移攻势,各个歼灭敌军,以保全苏区的领土,配合野战军作战。
我们中共军区的初期计划,便是这样决定了。
中华苏维控中央政府业已随同野战军突围,关于中央苏区的政治领导,曾有以下的决定:
(一)设立中央政府办事处于中央苏区,由项英任主席,以领导闽、浙、湘、赣各省政府工作。
(二)设立中央分局于闽、浙、赣区,以项英为书记,领导各省党务工作。
当时福建省及中共省党委仍设于汀州,由张鼎丞、邓子恢、钟循仁等负责。
江西省府及中共省党部设于东固,由曾山、李赐凡负责。
各县、区、乡苏维埃政府仍保持工作,于必要时,领导游击队与国军进行游击战。
闽赣边区被红军占领的十多个县,都是山岳地带,地少山多,但人口亦少,故粮食生产不仅足以自给,而且尚有盈余。
广东之韩江各县依靠其粮食流入为数极大,根据红军占领前的大概估计,每年经过筠门岭(江西方面)及汀江(福建)流入韩江的谷米,超过三百万担以上,此外尚有土纸、竹、木材、钨砂及鸡、鸭、猪牲口等,每年输出亦不少;由广东及福建沿海地区输入的物资,如:布匹、食盐、火柴及其他工业产品以供应农村生活的需要,比对起来,出入口足资平衡而有余,故这个地区,在红军未来以前,是一个很安定的社会。乡村间农民每天从事生产事业外,是过着悠闲自得的生活。
我于一九二七年南昌暴动后南进中,经过广昌、石城、瑞金、长汀、上杭等地区,于我们大军经过时间,常在乡村的茶寮里,路边的树荫下,或在乡村的小楼中,看到下棋、品茗、聊天、玩音乐……等等,乡村人民的逸趣,我那时真是不胜羡慕之至。可是这个往日宁静的山区,现在到处都是颓垣败壁的房舍,及鹑衣百结,脸黄肌瘦的老人和妇孺,或残废的病人了。
一九三三年的冬天,毛泽东曾感到苏区经济的危机,达到了无法支持的境地,他费了很多心血,起草了一个以保障红军战争物资供应及改善人民生活条件为目的之苏区经济建设计划,提出中共中央会议讨论(全部内容请参阅毛泽东选集第一册“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但中央领导同志并不重视,而且以:现在苏区谈不上经济建设为辞,将它搁置,不予讨论,但毛泽东仍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廿三日的中华苏维埃全国第二次代表大会上以主席的身份,提出报告,并督导实施,结果,是年的秋季,表现在农业生产,合作社事业等方面,均收到了相当的成绩。可是因红军战争物资,粮食消耗浩繁,待至野战突围时,中央苏区又是民穷财尽了。
一九三三年四月中旬,我率模范团由清流南下,道经长汀县城,那天晚上,有位五十多岁姓刘的中医生,特地跑来见我,这位诚朴慈祥而医术颇精的儒医,两年前曾为我医过病,因而和我有一段交情,他老泪纵横的告诉我:“三十年来我都是靠做医生来维持一家数口的生活,因为省吃俭用,积蓄了一点钱,早年在乡间买了七亩田,还在县城开了一间药店。苏维埃政府成立后,我在乡间的田地被没收了,一家的生活,于是仅靠着药店的少数收入和我行医的酬金来维持,而政府每次派下的捐款,我都设法照付,并没有任何拖欠的情事。近一年来,店里两位工友,先后都去当了红军,店里完全由我一人料理,而他们的工资,我还是照政府的规定,按月送给他们的家属。惟近来没有生意,屡次想停业,政府都不批准。最近不知为了什么,又要我捐出一大笔捐款。你想,我已一贫如洗,就是倾家荡产,也无法筹出这笔钱来。这怎么办?我想来想去,只有请你救救我,不知你愿意不愿意?”
我听了他这番诉说,心里有说不出的痛苦,替他去主持正义吗?一则恐怕不发生效力,再则甚至引起地方政府对他更深的仇恨;不理他?我的良心又觉得不忍;在这种矛盾的心情下,所以在离开长汀时,便鼓起勇气,特将此事面告当地政府负责同志,请他查明办理。不料,经过十多天后,我由闽西再回到汀州时,那位医生已被杀害!药店也被政府没收,他家的孤儿寡妇已沦为乞丐了!我听到这个消息,异常痛苦,也非常愤怒!好几晚,我为了这件事不能入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