赣西南方面与毛泽东的分歧主要集中在两个问题上：

一、土改政策问题。赣西南方面主张执行中共六大关于“没收豪绅地主土地”的决定，反对毛泽东提出的“没收一切土地”的主张。

二、军队及地方党机构的归属及人员配置问题。1929年11月底，毛泽东提出合并赣西、湘赣边界两特委，成立新的赣西特委。毛并决定将李文林领导的红二、四团合并到彭德怀部，另成立红六军。赣西南方面则认为此决定须经中共中央及中共江西省委的批准才能生效。1930年1月，毛泽东任命红四军干部刘士奇、曾山组成赣西特委，作为领导赣西南等地的最高机构，但是却受到赣西南方面的抵制。

为了解决与赣西南地方红军、党团机构的矛盾，毛泽东于1930年2月6至9日，在赣西特委所在地吉安县陂头村主持召开了由红四军前委、红五、六军军委，及其下属各行委、中心区委、苏维埃党团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江汉波也以中共江西省委巡视员身分参加会议，刘士奇、曾山作为助手配合毛泽东组织了这次会议。

在“二七”会议上，两个月前经中共中央批准恢复了对红四军领导权的毛泽东，在刘士奇、曾山的帮助下，发动了一场对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厉斗争，这场斗争为日后掀起“肃AB团”运动埋下了火种。

毛泽东等列举的赣西南地方红军和党团机构负责人的“严重政治错误”主要有两项：

一、毛等批评赣西南负责人江汉波、李文林提出的仅“没收豪绅地主的土地”的主张，是“完全走向农村资产阶级（富农）的路线”，指出“由此发展下去势必根本取消工人阶级争取农民的策略，走上托拉茨基陈独秀的道路，根本取消土地革命全部”。

二、毛等指责江汉波等“用非政治的琐碎话，煽动同志反对正确路线的党的领袖”——这里所提到的“党的领袖”是指由毛泽东派任赣西特委书记的刘士奇。

由毛泽东主持的“二七”会议将赣西南方面的负责人扣上“富农分子”的帽子，宣布开除江汉波的党籍，李文林被调出主力部队，转任赣西南特委常委兼军委书记及赣西南苏维埃政府党团书记。2月16日，由毛任书记的红四军总前委发出前委通告第一号，正式宣布开展“肃清地主富农”的斗争，通告指出：

赣西南党内有一严重的危机，即地主富农充塞党的各级地方指导机关，党的政策完全是机会主义的政策，若不彻底肃清，不但不能执行党的伟大的政治任务，而且革命根本要遭失败。联席会议号召党内革命同志起来，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开除地主富农出党，使党迅速的布尔塞维克化。

以此通告发布为标志，江西苏区开始了持续两年的“肃AB团”的斗争，很快“肃AB团”的野火就迅速在赣西南蔓延开来。

江西苏区的“肃AB团”运动前后历经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30年春至1931年1月；第二阶段：1931年5月至1932年初，“富田事变”则发生在第一个阶段的后期。

“打倒机会主义领导”在此前还是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这个1927年“八七会议”前后始出现的概念，也只是宣布改变陈独秀的路线并中止其在中央的领导职务。在这之后，中央虽已愈益强调思想统一，但党内还保留了若干大革命时期民主传统的痕迹。依那时的党道德和党伦理，不同意见仍可在党内争论，中共中央或莫斯科共产国际总部则拥有最终裁判权，未闻有将持不同意见的党内同志予以肉体消灭的事例，但是到了1930年，毛却将“打倒机会主义领导”与肉体消灭结合起来。

将一个党内斗争的概念转变成一个对敌斗争的概念，这中间需要过渡和转换，毛泽东轻而易举就找到了这个中介环节。他宣布，党内机会主义领导本身就是地富反革命份子，从而将对敌斗争的口号——打倒国民党、消灭地富反革命，与党内斗争的概念“打倒机会主义领导”顺利地衔接起来，一举获得了镇压的正当性，所谓镇压有据，消灭有理。1930年春，在苏区内已流传国民党AB团进行渗透破坏、其组织已被陆续破获的消息，根据地的对敌警惕气氛空前高涨，在这样的形势下，毛完全可以用“镇压反革命”来要求红军和根据地的党组织、苏维埃政权全力支持和服从镇压“AB团”的政策。

“二七”会议后，革命恐怖的气氛在江西苏区已逐渐形成，赣西南特委在书记刘士奇的领导下，遵照红四军前委关于“各级领导机关已充塞地主富农”、“打倒机会主义的政治领导”的（第一号通告）的精神，率先发动“肃AB团”的宣传攻势，6月25日，中共赣西南特委西路行委印发了《反改组派AB团宣传大纲》，命令各级组织：

如发现群众中有动摇表现不好的分子，应捉拿交苏（维埃）政府究办，凡出来生疏的经过赤色区域必须严格检查，如有嫌疑应即拘捕交苏维埃政府，赤色区域内的民众流通应持所属苏维埃通行条子。……工农群众只有阶级之分，不要顾至亲戚朋友关系，凡是来到自己家里或发现其它地方有行动不对的人不论亲戚朋友，应报告苏维埃拿办。

《大纲》同时号召“实行赤色清乡”和“赤色恐怖”以“肃清红旗下的奸细”：

现在各级苏维埃应加紧肃清反革命的工作，捕杀豪绅地主反动富农分子以示警戒，但是杀人要有反动事实可证，严禁误杀。

这份《大纲》虽然提到杀人要有证据，严禁误杀，但是恐怖大门一经打开，事态很快就失去了控制。

1930年7、8月间，“肃AB团”迅速从基层清洗转移到上级机关。8月，李文林出任根据李立三攻打大城市命令而新成立的江西省行动委员会的书记，在“打AB团”的积极性方面李文林并不输于前任特委书记刘士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赣西南特委首先选择“工作消极，言论行动表现不好”的团特委发行科工作人员朱家浩作突破口，据赣西南特委1930年9月24日印发的《紧急通告第20号——动员党员群众彻底肃清AB团》文件透露，朱家浩被拘押后，“特委即把他拿起审讯”，起初他坚决不肯承认，后“采用软硬兼施的办法严审他，才供出来，红旗社列宁青年社，赣西南政府，都有AB团的小组……所有混入在党团特委的赣西南政府的AB团分子全部破获，并将各县区的组织通通供报出来了”。

这份《紧急通告》还详细规定了“肃AB团”的审讯方法和处决人犯的基本原则，这就是鼓动采用肉刑逼供和对“AB团分子”实行“杀无赦”。《紧急通告》说：

AB团非常阴险狡猾奸诈强硬，非用最残酷拷打，决不肯招供出来，必须要用软硬兼施的办法，去继续不断的严形（刑）审问忖度其说话的来源，找出线索，跟迹追问，主要的要使供出AB团组织以期根本消灭。

一经发现“AB团”分子，下一步就是枪毙。《紧急通告》要求：

对于首领当然采取非常手段处决，但须注意，在群众大会中由群众斩杀。……富农小资产阶级以上和流氓地痞的AB团杀无赦。……工农分子加入AB团有历史地位，而能力较活动的杀无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