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的比假的更倒霉
我平反出狱以后,一直在老难友中打听这位难友的下落,因为我只记得他的家乡所在县名的前面是一个彭字,而成都附近就有彭山县和彭州市,我不知道其中哪一个“彭”属于他,虽然两个彭我都托熟人去打听过,结果都一样:“没听说过这个人。”
他的名字叫雷朗生,其实知道他这个真名的劳改难友并不多,因为他那“羊儿疯”的绰号在劳改队实在太响亮了。
我调来这个名叫上通木溪分队的时候,他已经是这里的一名篾工,我见他一脸稚气斯斯文文象个学生还颇有好感。篾工不上山去从事大田劳动,而是在“家”里编些撮箕箩篼之类的生产工具,劳动量不大,通常是老弱病残者担任,一个队最多两三人。劳改犯将这类工种称为“吃安胎”,意指孕妇在保胎期中不能干重活,有点戏谑的意味,可列为劳改犯苦中作乐的一种调侃。有人对我说,这个雷朗生是个癫痫病患者,这种病,民间俗称为羊儿疯,发病的时候,患者常常突然倒地,浑身抽搐口吐白沫,有的甚至发出羊的咩咩叫声,羊儿疯的俗称很可能因此而得名。如果一个人单独在悬崖或水塘边发病,因身边无人施救便会有生命危险。
作为二十年刑期的反革命重刑犯,雷朗生的案情几乎接近荒唐。1959年案发时他是四川省水利电力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因为对校方宣布的毕业生工作分配方案心存不满,在他离校的前夕,模仿此前他听说过的案例,故意在校内厕所的墙上用铅笔写了一条“打倒毛泽东”的所谓反动标语。学校发现后,立即组织破案,经过一番排查,雷朗生列为重点怀疑对象之一。学校保卫科的干部找他询问时,向他反复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的政策。十八岁的雷朗生竟然信以为真,第一次问话就把犯罪过程甚至犯罪动机、添油加醋地描写得合情合理,问话人给了他一些鼓励,但仍然说他还有些问题没交代清楚,叫他继续回忆。又对他说:“要和错误思想彻底划清界限,就必须忍痛割尾巴,把自己作过的想过的全都交代出来”,最后加上的两句话打入了雷朗生的心扉:“早点说清楚,早点去到工作岗位。”在同班同学纷纷离校去到工作岗位的情况下,令雷朗生暂时搬到收发室隔壁的小房间里住宿。缺乏生活经验的他哪里知道,此刻他早已在中共警方的严密监控之中。
雷朗生还在天真地冥思苦想,恨不得早点说清好去单位上班,除了交出作案工具铅笔一支以外,还说他一直在策划组织一个反动小集团,审讯者问他发展成员没有?写下过什么纲领之类的文字没有?他回答说,成员还没来得及发展,纲领只是打了些腹稿,当即胡诌了两条就算是所谓纲领的内容。最后审讯者叫他把今天交代的情况写一写,明天交上来。
当晚雷朗生熬更守夜写完书面交代材料,一心想早些了结这桩事好到新单位去报到上班。第二天保卫科科长亲自来到收发室看完这份材料后,从大皮包里取出印泥盒,叫雷朗生逐页盖上了指纹。顺便从皮包的另一个隔层中,抽出了一张早已填好了姓名日期的逮捕证,晴天霹雳般念读了一遍即令雷朗生签名并按上指纹,保卫科长对着雷朗生的泪眼说:“我们党对你这样的人也并不是一棍子打死的政策,仍然是给出路的”。说罢又从大皮包的背后取出一副亮锃锃的手铐,戴在了雷朗生抖动不已的手臂上,押着他走进了他的“出路”之所在——看守所和紧跟其后的劳改队。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的重大节日前夕,按中共惯例总要刻意制造出一种刺激人民的轰轰烈烈。雷朗生所在的县城里,召开了一次规模空前的公判大会,当场枪毙了三名据说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反革命份子”,同时还宣判了十三名五花大绑的“罪犯”,其中包括判刑二十年的“反革命集团首犯雷朗生”。
到劳改队以后,他直接向监管狱吏发问:“你们不是说坦白从宽吗,我的案子都是自己坦白的,为什么还判二十年重刑?”那狱吏瞪着眼睛吼道:“如果不从宽早就把你狗日的杀掉了”。当晚的斗争会上,不认罪的雷朗生,被认了罪的几个劳改积极份子好一阵拳打脚踢,做出一副与反改造份子誓不两立的假象。随后用一根麻绳紧紧捆住他的双臂,因血液循环被阻造成锥心刺骨的疼痛迫使雷朗生呼妈喊娘,直到他认罪认错跪地求饶为止。此后有好心人私下问他道:“你没听说过‘坦白从宽,牢底坐穿;抗拒从严,回家过年’这句劳改格言吗”?雷朗生无言以对,严峻的现实告诉他,一切后悔都为时已晚。
他下定决心用拖天混日的消极方式来接受这漫长的折磨,在我和雷朗生逐渐熟悉并相互信任的时候,他已经是全队闻名的羊儿疯了。他长年干篾工轻劳动,体力消耗不大,而我在水稻班,干着犁田耙田的重劳动,一直在“长期吃不饱,短期饿不死”的劳改犯粮食定量下挣扎度日,雷朗生隔三岔五还会私下递给我一个他省下的包谷粑,我对他十分感激。有一天他悄悄对我说:“我的羊儿疯是装的。”我听后大为吃惊,很难相信那口吐白沫,那咩咩的羊叫声能装得出来。雷朗生进一步告诉我,他到农场后,第一次上山出工的途中,便趁人不备,猛一拳打在自己的鼻子上,在鼻血长流的同时硬挺挺地扑倒在地上,通过舌齿的摩擦蠕动,以唾液为原料,制造若干白沫从嘴角溢出,偶尔也哼出两声咩咩声,就这样一个新的癫痫患者便出现了,不过三五个月还得重复“发作”一次以巩固成果。在我和他同在一个中队的几年时光里,也曾两度遭遇他羊儿疯发作的景象,两次都是人高马大的我把他背去他的床上休息,然后绘声绘色张扬他可怕的“病”状,我自认为还是配合默契表演到位,虽然我俩从来没有排练过。
在我结识的成千上万个犯人中,象雷朗生这样装病一举成功者,可说是凤毛麟角,少之又少,偶尔装肚子痛脑壳痛请一天半天病假倒也可能,装羊儿疯能装到二十年是需要点功夫的,不妨试试,你用自己的拳头打出自己的鼻血是否轻而易举?
同在一个队上的另一个真羊儿风却命在旦夕,在我已知道羊儿疯可以假冒的情况下,还敢于肯定他是真羊儿疯,我有一个十分充分的理由,装羊儿疯的人,决不会让自己付出生命的代价。
这位真羊儿疯患者和冒牌羊儿疯雷朗生同在一个中队,而且都没有上山劳动,我们已经很熟悉的雷朗生是篾工,这位真羊儿疯比雷朗生幸运得多,他是炊事员。上个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也就是经过“大跃进”运动,使我国粮食亩产突破万斤不久,中国就经历了一场被官方大肆渲染出来的“自然灾害”,在那场据说由“自然”精心打造成的“灾害”中,活活饿死的中国同胞在三千万以上,这几千万饿死鬼在阴曹地府仍然得继续挨饿,因为这些“鬼”中,找不到一个生前当过炊事员的内行。
我和这位真羊儿疯没什么交往,因为犯人只要和炊事员交谈,就有人怀疑你去拉关系开后门,企图占伙食上的便宜,这类事在劳改队是累见不鲜的众矢之的,但决非我张某所愿涉足。我只知道这个真羊儿疯是个农民出身的刑事犯,乍看起来还比较老实,当炊事员两年,似乎也没有出现什么劣迹。
那天打牙祭,对犯人来说,哪怕只有二两多肉,也是一个盛大的节日。打牙祭那顿饭的菜汤,因为它曾经煮过一下肉而身价倍增,吃饭的中途,这位真羊儿疯突然到饭堂门口宣布说,还剩有些菜汤,各桌可拿菜盆到厨房里去添。各桌的值日犯人端着菜盆去了厨房,却由另一个炊事员掌勺分汤,他说,真羊儿疯上厕所去了。
大概有一半犯人吃完了饭,突然另一个炊事员传来一声惊叫,说羊儿疯倒在粪池里了,叫大伙赶快去拉一下。我吃饭的位置就在厨房门边,凭着天时地利,我自然跑在最前面。厨房背后的厕所只有两名炊事犯专用,顺便养着两头生活猪的简易猪圈,猪圈边横有两块木板充作厕所里的蹲位。我看见粪池边上正倒插着一双脚,那是真羊儿疯发病时,他像跳水运动员那样,一个入水式栽进粪池时留在水面的,我和身后的人尽力把他从粪池里拖到了地上,这时羊儿疯早已窒息断气。使我终生难忘的是,他的鼻孔里塞满了渣渣草草,人畜的粪便里都有这类食物残渣,他栽进粪池后,还在继续呼吸,虽然呼进肺部的已是粪水而不是空气,鼻孔又成了过滤各种粪渣的过滤器,所以那些渣渣草草都塞在了鼻孔里,使他的死相令人毛骨悚然。
这时狱吏们来到了事发现场,犯人卫生员背着药箱也来了。
在狱吏面前,这位卫生员竟然对一个死去近半小时的人翻开了眼皮,看看他的瞳孔是否放大,他演完这些节目以后,又似乎发现死者的额头有一块擦伤,显然是他发病栽下粪池时,头部撞到了厕所踏板时留下的伤痕。奇怪的是卫生员用红汞在这块伤疤上涂抹了一番,然后用纱布敷料贴在了伤口上,甚至还慷慨地贴上了两条胶布。如果一个活着的犯人受了这点皮外伤,充其量给你擦点碘酒红汞,卫生员是绝对舍不得用当年弥足珍贵的纱布敷料和胶布的。事后有人告诉我,国家有规定,凡因伤死亡的犯人都得在伤口上用敷料,据说这是为了体现政府提倡的革命人道主义精神。
这件事发生在三十多年前的“文化大革命”期中,但每一想起,我就会对这种给死人的“人道”待遇胜于活人的作法纳闷,这究竟说明什么?难道需要向阎罗王证明,这些新鬼在阳间劳改时享受的是一种人道待遇吗?或者是千万年后来自乌有之乡的考古学家,在“史前”的劳改场所出土的一具尸体头部,发现连着这块纱布敷料头骨,然后作出合乎党性要求的结论说:生活在毛泽东时代的劳改犯,被共产党用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无微不至地关怀着。
Links:
[1] https://botanwang.com/sites/default/files/field/image/zdsfgdsfhg.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