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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背后的经济学

当下中国遇到最大的精神困扰是:我们已经成为世界上经济发展速度最快的国家,但为什么国民普遍感到不幸福?

为政者很难理解:老百姓缘何“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以前没肉吃的时候,也没见你们敢发牢骚啊。”

年前,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策划了一个大问题,问所有同胞:“你幸福吗?”本想为太平盛世锦上添花,结果却收获了一地鸡毛。

如今,说中国人普遍感到幸福,连童话都不敢这么写。

客观地讲,全体中国人的生活都得到了巨大的改善。走出国门的中国同胞,即使面对欧美强国也会惊呼:中国强大了,发达国家的一些硬件都赶不上我们。

但为什么中国人的幸福感却降低了?

连搜狐老总,亿万富豪张朝阳都心生忧郁:为什么我什么都有了,却感到不幸福?

首先得回答一个问题:幸福的标准是什么?

幸福和物质条件的改善有关,但物质条件的改善并不必然带来幸福。幸福不能靠纵向比较获得,幸福感更多的是和你的邻居横向比较后的一种心理感受。在一个开放的社会,让老百姓“忆苦思甜”功效失灵,也不能象如今的朝鲜和曾经的中国“闭关锁国”年代那样告诉国民“天下还有三分之二的受苦人吃不饱穿不暖”来增进自己的幸福感。

毫无疑问,物质是幸福的基础。正如著名的马斯洛需求层次论,人最基本的需求是“吃穿用度等生理需求”,而这一需求的满足必须仰仗物质财富。但显然,幸福并非仅仅只用金钱来丈量。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解释了这一现象,即:通常在一个国家内,富人报告的平均幸福和快乐水平高于穷人,但如果进行跨国比较,穷国国民的幸福感与富国差别没有那么大,古巴人和美国人的幸福感就很接近。

显而易见,金钱之上还有很多关键因素决定着人们的幸福感。

国外的一项调查发现,人们的幸福程度取决于邻居的收入。邻居越富有,自己越不幸福。横向的满足感越高越幸福。如果你的同事比你的工资高出很多,你肯定感到不幸福。不平等是不幸福的缘头。所以社交媒体时代,在“微博”上晒幸福不仅会让前女(男)友不爽,也会让邻居心生嫉妒。

美国第36任总统林登•约翰逊有一段名言:“仅仅给公民自由是不够的,你不能只对生活在底层的黑人说:‘现在你自由了,想去哪里都可以,也可以做你想做的事。’仅仅这样不可能抹去几百年的创伤。一个多年来都戴着枷锁蹒跚的人,你不能一解除他的桎梏,就把他带到起跑线上,对他说:‘你自由了,现在可以和其他人竞争了。你还认为这是真正的公平。……我们追求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公平的机会……就此而言,机会平等才是根本。”

老百姓可以接受人生结果的不平等,但无法接受人生起点和机会的不公平,社会对富二代、官二代的戾气根源在此。

2012年,北京人均收入近3.7万元,较10年前增长了近2.7倍,但调查发现,至少有85%北京人认为自己不幸福!或许这是因为北京集中了中国最多的亿万富豪和无数的隐性富豪。当财富逐渐向少数人集中,普罗大众的被剥夺感日渐浓烈,再受越来越频繁和无底线的炫富行为地刺激,奉行了几千年“不患寡而患不均”的人们当然不会感到幸福。

平等之外,公共品的供给,比如阳光、空气、法制、教育、奶粉等,也是决定百姓是否感觉幸福的要素。假如买罐健康奶粉都得跑到香港甚至欧洲,民众又怎么会幸福呢?面对越来越恶劣的自然环境,富人可以逃离,穷人只能忍受,没有公共品质量的提升,民众又怎么会有幸福感?

欧美国家很多居民住宅大都不高于3层,即使是一些公司建筑也以低层为主,大名鼎鼎的Facebook总部就是一个巨型长条式单层建筑。一般只有市中心才有一些比较集中的高层建筑。而且西方的城市有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富人逃离城市,低收入人群则住在市中心。

富人们喜欢幽静舒适的环境,喜欢住在偏远的郊区。洛杉矶就分布在1200平方公里土地上,由100多个绿树成荫的小卫星城组成。由于基础设施完备,工作、看病等距离较近,市中心总体生活成本较低,穷人们往往不得不忍受各种污染和噪音而住在闹市。

西方的富人为了更健康的公共品,宁愿逃离市中心。但当一国清新的空气和干净的水都成为稀缺品,富人和穷人就都会感到不幸福。

福布斯和胡润财富榜双料中国首富宗庆后之女,30岁出头的宗馥莉自曝从未交过男朋友,因为她害怕追求者的动机不纯,与其交往是冲着她的巨额财富而来。出于对财富安全的追求,宗馥莉丢掉了爱情的幸福。

相比西方而言,中国人对安全感的追求更甚。中国的大院文化由来已久,围墙约占全部建筑的10%,而西方不论是个人住宅还是公共建筑,高于1米的围墙都少之又少。

曾经有一对中国夫妇在挪威买房后出于安全考虑,希望在窗户上安装铁栅栏。由于此事要经过警察局和旅游局的批准,所以他们打了报告。但警察和风景管理员却希望打消这个念头。再三劝阻无效后,风景管理员说,如若坚持安装铁栅栏,将会每天收取大约1欧元的“风景障碍费。”

警察事后说道:“如果发生盗窃事件,那是我的失职,我可能面临失业。”

其实不仅仅在挪威,西方很多民宅不仅没有围墙,甚至连用于安保的铁栅栏都不安装。究其根本,在于他们有一套颇为完善的私人领域和人身财产,所谓“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的安全保护和法制机制,形而上的铁栅栏和围墙也就无关紧要了。

当西方强国经历了数百年的“以GDP为衡量幸福的唯一标准”后才幡然悔悟——GDP并不等于NHI(National Happiness Index 国民幸福指数)。

为了弄清楚国民到底有“多么幸福”,卡梅伦政府每个季度都对国民的幸福感进行检测。在调查中提出了“昨天你觉得有多幸福、昨天你觉得有多焦虑、你对现在的生活有多满意、你在多大程度上觉得自己在生活中所做的事情是值得的?”等问题,民众按0至10分作答。

对于任何国家来说,要增进国民的福祉,不仅仅是促进经济的增长,同时增进社会的公平、正义和法制,同时保障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水、安全的食品以及受教育、追求财富和社会地位上升的平等机会。

舍此,全体国民不会感受到经济进步带来的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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