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资支付条例交人大审议，央企高管收入调节搁浅。《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若干意见》推出已经接近两个月，记者了解到人社部和全国总工会已经展开实际行动，与外界期待的全面推进改革不同的是，收入分配改革的推进方式是“先易后难、逐步推进”，比如在收入差距拉大的现实下，改革将优先着手基层员工，而对于饱受诟病的央企高管收入则暂时搁置。（3月31日《济南日报》）
盼望着、盼望着，收入分配改革终于要有“实际行动”了。可惜期望越大失望就越大，在“先易后难、逐步推进”先进理论的指导下，改革之手再次“高高举起，轻轻落下”，毫无悬念地放过了央企高管这样的“特殊阶层”，落到了普通民众的屁股上。
央企高管收入畸高的现象早为公众所诟病。以“共和国的长子”两桶油为例，2011年12月11日，北京师范大学发布报告称，鉴于公司的实际业绩，中石油高管薪酬存在严重的激励过度。报告显示，2011年中石油高管人均薪酬是110.022万。报告称，国企的高营业收入更多来自垄断优势，所以不能以企业名义业绩为依据，而应该按照实际企业业绩评价高管薪酬。
中石油高管人均收入百万，报告称其“激励过度”。窃以为，这样的说法实在是太“委婉”了。有分析认为，公众对国企高管高薪的质疑主要有三点：国企高管不是通过合理的绩效考核获得高薪；部分垄断性企业不是通过市场竞争获得经济效益；高管不是通过市场选拔获得职务。坊间甚至还有过某些国企高管“自己给自己定薪酬”的传言。果如是，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就与“激励”没有一毛钱关系，不过是可耻的“权力分肥”的变种罢了。
无独有偶，平安保险老总马明哲2007年的税前薪酬高达6616.1万元，一度陷入“高薪门”漩涡，不过尽管舆论汹汹，事情最终还是不了了之。因为现在国企高管拿高薪早已是普遍现象，旁人拿得，马明哲为啥拿不得？公众甚至研究机构随便质疑，都不会起到多大作用。现如今在国企任职实在是非常幸福的一件事情，既油水丰厚又不必像党政机关领导那样受到那么多“条条框框”的约束。仅以中石油为例，近年来就频频有“在北京团购住房，副处级以上领导人手一套”等令人欣羡的“超国民待遇”被媒体踢爆。也难怪有那么多的“二代”要扎堆往央企跑。
国企高管的高待遇基本上旱涝保收，很少会受到外部环境的“干扰”。据2009年2月4日《每日经济新闻》报道，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后，国内各大券商纷纷采取降薪、裁员方式来应对此轮熊市。而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券商国泰君安证券却大幅提高薪酬及福利费用至32亿元，较年初预算数增长57%，员工人均收入过百万。国泰君安这份天价薪酬及福利费用让人感到瞠目结舌，是因为他们业绩骄人吗？显然不是。该公司的主要利润指标表现都差强人意，主要业务均未完成年初预算。也许，这才是真正的“逆市上扬”吧。更加耐人寻味的是，对“员工人均收入过百万”的算法，国泰君安内部的员工感到“非常不可思议”，他们纷纷向记者表示，自己2008年薪酬远远达不到这个数儿。看来，“人均”真是害死人哪，让多少国人背了黑锅啊。普通员工都没拿到那么多钱，钱都进了谁的腰包了？算了，看透别说透，大家伙儿还是再“心照不宣”一回吧。
企业高管的超国民待遇远不止表现在经济上。在2008年12月的一次电视电话会议上，时任公安部部长助理的郑少东要求各级公安部门“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要慎用拘留、逮捕措施”。随即，全国政协委员、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沈建国又在全国“两会”上建议，在侦查过程中，公安机关要“严格把握法律政策界限，讲究执法方式方法，对负责企业正常经营的高管人员慎用拘留、逮捕等人身强制措施”。稍有法律常识者都知道，“慎拘高管”犯了一个常识性的错误——违背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准则。企业高管确实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属于“精英阶层”，但这并不代表着他们一定拥有比普通人更高的道德素质，更不意味着他们可以享有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特权。执法机关对“精英阶层”无原则的“信任”和关爱有加，实质上是封建社会“刑不上大夫”的翻版，是对现代法律精神的公然践踏，不仅无益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还会纵容某些“特殊人物”罔顾法律、为所欲为，进而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必须坚决予以摒弃。就在抛出“慎拘高管”的高论后不久，郑少东便因身涉黄光裕案而落马了，从而暴露了他作出如此表态的真实内心语境。
而普通劳动者却没有这样的“好运”。同样是金融危机期间，广东省政协委员刘涛、鲁开垠等建议，在金融风暴时期，广东应暂停员工的带薪休假制度，理由是“饭碗比福利更重要”。王则楚委员认为：“实施带薪休假，对企业来说应有一定的资金支付能力，私营企业老板赚钱是头件事，法律上又没有明确带薪休假必须写入职工的《劳动合同》，你不受雇，可以走人嘛。所以就我们目前的国情而言，讲全民带薪休假根本就行不通。”（2009年2月12日《新快报》）同样是“金融危机”，同样是企业，高管和普通劳动者享受的待遇简直是天壤之别。高管照样大把搂钱，普通劳动者度日更加艰难，还被斥为“持币观望”、“不爱国”。甚至，金融危机还成了某些大人物干了坏事之后逃避法律制裁的挡箭牌，而普通劳动者，却因为金融危机连休息一下的权利都要被剥夺！
美国总统奥巴马2009年1月29日说，在美国纳税人出钱拯救金融业之时，华尔街的金融企业仍向员工发放近200亿美元的高额分红，这是一种非常不负责任的“可耻行为”，引起美国民众、议员的强烈反应。那么，在中国，有没有人愿意站出来痛斥国企高管的天价薪酬“可耻”呢？当然有，比如说区区在下。可我痛斥了又有什么用呢？顶多算个屁而已。马明哲天价年薪的事情，“屁民”们也曾闹得沸沸扬扬，最后不也没听说有什么结果嘛！似乎只有像“奥巴马”这样级别的痛斥，才有希望“听到个响儿”吧。
央企高管的奶酪为啥动不得？不仅仅因为某些人有意避重就轻、回避矛盾、欺软怕硬，更是因为这是特权的奶酪、有中国特色的奶酪。中国某些特殊人物和特殊群体的收入究竟高到了什么程度？怎样才能遏制种种不正常现象、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单靠痛斥当然解决不了问题，关键的还是要有制度去监督、去制约、去问责。著名学者余丰慧先生在评论“奥巴马痛斥华尔街”事件的时候说：“从华尔街金融高管薪酬问题上看，不仅是一个高与低、该不该享受的经济问题，而且已经成为一个社会民众与特殊利益集团之间、党派之间角力的一个政治问题。”我认为余先生实在是说到了要害。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不仅需要勇于痛斥不良现象的“奥巴马”，更需要把痛斥落实在行动上、制度上的实干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