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3年，一份中国报纸的命运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一份身处上海租界的报纸，因为种种“过激言论”，而惹怒了朝廷；朝廷本拟如踩死一只蚂蚁般严惩报馆诸人，孰料却为租界所阻，最终不得不以原告的身份，“降尊”与作为被告的报馆诸人打了一场诡异的官司。这场官司，日后被视作“晚清最后的文字狱”。
《苏报》是一份怎样的报纸
自民国以来，随着辛亥革命的成功，“苏报案”头上的光环越来越多。与其不断被神化同步的，是诸多历史细节的湮没——时代不知不觉已经忘了，因高呼革命而阵亡的《苏报》，其主观本意，并不想做一份“革命报纸”……
●陈范接办《苏报》，欲以文字开启民智
《苏报》早期的历史，因其“本一营业性质之小报”，在上海新闻界中没有什么地位，记载甚少，已无从详查。其创刊日期也已不可考，唯一能够确认的，是至迟不会晚于1896年。其初始创办人名叫“胡璋”，但报纸是在驻沪日本总领事馆注册的，注册人则是胡璋的妻子日本女子“生驹悦”。
虽有“日本背景”，但早期的《苏报》在内容品质上的口碑并不好，所刊消息议论，颇为无聊，1897年还曾因刊登黄色新闻而与租界当局发生纠葛。加之经营不善，亏损颇重，大约在戊戌政变前后，胡璋将把报纸全盘出让，由一个叫做陈范的举人买下，继续经营。这是《苏报》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陈范系湖南衡山人，本为江西铅山知县，因当地发生教案而被罢职。其兄陈鼎则因戊戌政变受牵连，被朝廷判处永久监禁。陈氏由此“愤官场之腐败，思以清议救天下”，遂接办《苏报》。陈范的妹婿汪文溥也一同参与《苏报》经营，据汪氏回忆，陈范接办《苏报》的初衷是：
“丁戊（1897、1898年）之际，康有为始以维新号召徒党，君〔陈范〕私谓余曰：“中国在势当改革，而康君所持非也，君盍偕我以文字饷国人，俾无再入迷途。”于是相与在沪组织一日报，此即壬寅〔按：应为癸卯〕以言革命被祸之《苏报》也。”
如陈范这般，既呼吁改革，又不认可“改革领袖”康有为的种种主张，其实是戊戌年大多数开明知识分子的共识。此后，《苏报》内容品质有了明显改观，关注维新改革、批评政府昏庸腐朽的文字很受读者欢迎。譬如，1900年1月24日，慈禧下诏建储，拟废黜光绪，上海绅商学界一千二百余人联名发电谏阻；《苏报》公然发表反对言论：
“今皇上临御已二十有六年，天下臣民无不向慕，无不爱戴，自戊戌八月政变，无日不翘首北望，期皇上之复权。……天下方日以我皇上为念，而骤有往岁十二月二十四日建储谕旨，……呜呼！是可忍也，孰不可忍！”
再如，1901年4月，清廷成立“督办政务处”。所谓“督办政务处”，简称“改务处”，乃清廷为施行“新政”而设置的中央办事机构。然清廷此举，并非真心想要改革，其目的不过是示外人以开明形象而已。《苏报》对此亦有严厉批评（按：编者对原文作了通俗化处理）：
“衮衮诸公，每日里忙于引用腹心，排斥异已，联络外人，弥缝前隙，此外什么改革措施都没有。……好民之所恶，恶民之所好，仅偶尔搞出一两条对其私利毫无妨碍的“新政”，用来敷衍、欺骗天下……国家孱弱破败，而犹为人所撕裂；民众死亡流离，而犹为人所践踏；这些‘督办政务处’的大臣们，对此虽然耳闻目见，却无动于心……”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言论转趋激进
大体而言，《苏报》早期，对于政府和时局，总体表现出一种温和的批评态度。这是否缘自陈范的个人政见，已不可考，但据汪文溥回忆，刊物也曾一度主张“斥君扶民”，与康有为“保君扶民”的政见很冲突；后者在读者当中颇有影响力，前者则很难被读者所认同，以致于“读《苏报》者，辄诧为怪诞，经济乃大困”，对报纸的销量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销量的上升和政见的激进，始于1902年报纸新开辟了“学界风潮”专栏。1902年11月，上海南洋公学发生了学生退学事件。退学的缘起，是学堂内的新、旧之争，一些旧派教师禁止学生阅读西学书籍及《新民丛刊》等刊物，招致学生不满，结果酿成200余人同时离校，轰动一时。此后，南方尤其是江浙一带罢学事件不断。
《苏报》的意见，明显是支持学生的。譬如，1903年1月8日刊发的一篇评论文章如此说道：学生通过各种途径接触西学，已然接受了民权自由的理念，旧党仍满口忠孝圣贤，这恰如——“某报所谓开一窗隙，使窥见外界之森罗万象，且导之出游，使之领略良辰美景、大块文章滋味，又复从而钥之，不毁瓦破壁以思突出者，未之有也”——学生们已经看到了窗外的旖旎风光，当局再想将窗子关起来，回到旧时代，恐怕是做不到的。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专门登载学界消息、刊发学界议论，以学界动态为报纸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仅此一家。《苏报》由此渐渐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渐渐摆脱边缘小报的境况，开始拥有自己一定的的社会舆论影响力。同时，其言论也渐渐趋向激烈。譬如1903年6月刊登的一篇评论文章，即将官办学堂的总办、教习们一概抨击为“獭淫狗贱之徒”——“此等獭淫狗贱之徒，指不胜屈，而居然握全国教育最高之权，而欲教育之不坠地，学生之养成有完全人格，其可得哉！”同月的另一篇评论文章则说：“学堂一日不破坏，学科一日不改良，则学生永无见天之日，教育永无发达之期”。
●革命党希望寻得一个“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其“恣意发挥”
开辟“学界风潮”专栏，与《苏报》想改变自身的艰难境况有关。陈范本非报界中人，办报经验有限；又非名流贤达，社会交际也很有限。这两个因素，直接导致报纸经营很惨淡。一是长期亏损，即便是在“苏报案”发生之后报纸销量的巅峰时期，每天也仅能销售1000分左右，而当时的报纸发行量至少要达到3000份才能保本；二是稿源奇缺，以至于陈范不得不亲自出来拉稿，弄到焦头烂额。
“学界风潮”专栏的开辟，似乎恰能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南洋公学罢学风潮发生之前，1902年4月，蔡元培、黄宗仰、叶瀚等已在上海发起成立了中国教育会，“以教育中国男女青年，开发其智识，而推进其国家观念，以为他日恢复国权之基础为目的”。为帮助这些罢学的青年继续求学，1903年11月，了中国教育会又成立了爱国学社。随着江浙一带学潮的日增，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所集中的社会名流也越来越多，除蔡元培、章太炎、黄宗仰之外，章士钊、吴稚晖、邹容、张继等激进知识分子相继加入。这些人定期在张园集会演说，讨论教育问题，发表革命言论。但对这些革命党而言，私下聚会显然是不够的——邹容此时已撰有《革命军》一书，高呼驱逐满人，推翻清廷，但苦于没有宣传平台，曾与章士钊商议：“此秘密小册子（即《革命军》也，力终捍格难达，革命非公开昌言不为功，将何处得有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供吾徒恣意挥发为哉？”——邹容希望寻得一个现成的舆论平台，以供革命党宣传革命。
章士钊等人最终选择了《苏报》作为自己宣传革命的“形势已成之言论机关”，其缘由有二：1、上海销量较大的报纸如《申报》、《新闻报》等，均为成熟的商业报纸，政治上比较温和，不愿报道学潮，鼓吹革命；2、陈范也是中国教育会成员，《苏报》又苦于稿源匮乏，销路不畅，遂极愿意与爱国学社定约，每日由学社教员蔡元培、吴稚晖、章太炎等轮流为《苏报》撰写评论文章，报馆每月资助学社100元作为报酬，如此既可缓解稿源紧张，又可扩大报纸的社会影响力。
稍后，陈范进一步聘请章士钊为报纸的主笔。这是《苏报》成为革命党“机关报”最关键的转折点——此前，学界风潮栏目虽然对政府有激烈的批判言辞，但绝无明确的反清、排满言论；自章士钊主笔之后，报纸焕然一新，1903年6月1日，版面大改良，不断发表激烈反清革命文章。
陈范的初衷，本无意于宣传革命，也并不知晓邹容、章士钊们拟将《苏报》变成革命党机关报的打算。章士钊日后回忆，也承认陈范当日不过是“思更以适时言论张之，扩其销路”，“而未必有醉心革命”的坚决意志；又说：“余之隐志，向与（章）炳麟、（邹）容私相计划，……全为梦坡（陈范，字梦坡）所不及知。”
故而，报纸言论的突然变向，让陈范始料未及。6月7日和8日，《苏报》连载章士钊所撰写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9日一早，陈范就来见章士钊，满面愁容，表示《苏报》言论不能如此肆无忌惮，否则是自取灭亡。章士钊内心有愧，无言以对，本拟辞职。孰料当晚，陈范的态度竟然巨变，据章士钊回忆，陈范再次来到报馆，“出语壮烈，较前顿若两人。并毅然执余手日：本报恣君为之，无所顾藉”。
一天之内，如此这般判若两人的态度转折，究竟是何缘故？据说是因为陈范当日碰到了“假孙中山”。这个“假孙中山”真名叫做钱宝仁，本是个流氓。章太炎对此人底细最为了解，据其描述：
“钱宝仁本镇江流氓，积之（龙积之，康有为弟子）在镇江时，曾雇为佣役，后以诳骗银钱一案，投入教会，今又在籍犯法，逃至上海，当张园演说时，满口胡言，自命为三点头目，且与积之书云：‘尔勿败吾事，否则尔首领不保矣。’以是积之不敢明言。梦坡本有痰病，遂受其诈。常言某处有一金佛，可往取归，一生吃著不尽，而梦坡竟信之，欲以《苏报》交彼办理。幸仲岐窥破其诈，得以保守，然已骗去墨银三四百元矣。”
钱宝仁具体如何自称孙中山诈骗陈范，已不可考。但自此之后，其不再过问报纸的内容，则属事实。章士钊也因此得以“恣意挥发”。多年之后回忆这段往事，章士钊如此感慨：“梦坡之愚陋如此，驯至促成革命史中一轰轰烈烈之事迹，恍若神差鬼使而为之。又若钱宝仁不骗人，《苏报》未必有案者然。”
近代以来，我们的著史传统，向来不甚重视陈范这种“小人物”，即便偶有谈及，也总喜欢想当然地为之贴上“革命者”的标签。反倒是章士钊对陈范的评价最为中肯：“陈梦坡者，乃潮流中之长厚君子也。彼以对待朋友之温情，偶掌革命之旗鼓，准情酌势，于职实不相称。”辛亥年后，众人皆争相以革命功臣自居，陈范虽因苏报案落得个倾家荡产、爱子失踪、潦倒颠沛的结局，却极平和地宣称自己素来主张和平维新，并非革命党——“和平改革之持义，未以颠沛而忘”，其“长厚君子”之风，于此可见一斑。
《苏报》发表了怎样的言论
与“苏报案”的被神化同步湮没掉的历史细节，还有《苏报》究竟刊发了些什么样的言论——诚然，曾几何时，“革命”已经取得了天然的“合法性”，一度成为最至高无上的“政治正确”，但在肯定“革命”的同时，笼罩在“革命”光环下的那些刊发在《苏报》上的“革命言论”，在借鉴之外，真的就没有任何值得后世反思之处吗？
●捏造《严拿留学生密谕》，挑动满、汉关系
1900年八国联军进攻北京之际，俄国曾趁机出兵侵占了中国东三省。其后，中俄立约规定俄国军队须分三期从东北撤退。但到了1903年4月，俄国拒不履行第二期撤兵协议，反提出独占东三省特权的要求。消息传出，引起国民的极大愤慨。4月，汪康年等上海知识界名流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稍后，北京学生亦发起集会请愿……而表现最激烈者，则莫过于赴日留学生。
4月29日，留日学生500余人召开大会，决议组织“拒俄义勇队”，奔赴战场，与俄人决战；并致电袁世凯，请求将义勇队暂时隶属于其麾下；同时致电上海的爱国学社和中国教育会，请求帮助。爱国学社接电之后，亦筹划组织义勇队，以相相应。一时间，国内学生自发成立“义勇队”蔚然成风。
学生中的这种“异动”，第一时间引起了清廷的注意。据《苏报》6月5日报道，驻日公使蔡钧曾致电鄂督端方：“东京留学生结义勇队，计有二百余人，名为拒俄，实则革命，现将奔赴内地，务饬各州县严密查拿。”
与上述电报同时在《苏报》刊出的，还有一份廷《严拿留学生密谕》。《密谕》声称：在日留学生致电袁世凯，以拒俄为名，要求发给枪械，实属居心叵测——“其电该督臣之意，又有诡言俄患日深，求该督助其军火，在日本东京各学生，便可至东三省与俄人决战。情形叵测。”故而要求“地方督抚于各学生回国者，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密谕》之外，《苏报》还刊登了张继所作的《读“严拿留学生密谕”有愤》一文，以为烘托。文章极力阐述“汉满不能两立”之义，说道：“东三省者，贼满人之故宅，满人不自惜，而汉人为之惜；东三省为俄人占据，满人不自诙复，而汉人为之恢复，无乃太背人情。”文章忆及扬州十日，嘉定三屠，激烈地倡议道：自此以后，“不顾事之成败，当以复仇为心；不顾外患之如何，当以排满为业”。
“苏报案”发生之后，清廷并不承认自己发布过这样一道《密谕》，谴责《苏报》肆意捏造。此段公案，真相如何，应以当事人章士钊多年之后回忆的说法为准：“《苏报》登载清廷严拿留学生密谕，清廷知之，曾谴责《苏报》捏造上谕，《苏报》却坚称密谕是真，从江督署借钞得来。要之，当日凡可以挑拨满汉感情，不择手段，无所不用其极。此一迹象，可从《苏报案纪事》字里行间看出。”（《疏〈黄帝魂〉》）
诚然，清廷对学生的拒俄爱国运动确实采取的是压制政策；诚然，清廷确实担忧“拒俄义勇队”变成革命军；诚然，清廷更担忧“义勇队”的称呼让列强想起刚刚过去的“义和团”……但《苏报》捏造上谕的做法，是否就完全没有可议之处呢？
●讥讽当局乃真“革命之党魁”，以暗杀恐吓当局
6月7日及8日，《苏报》连续了章士钊所作的《论中国当道者皆革命党》一文。文章激烈地指责，“革命党”是清廷所制造的，所以，清廷那些身居高位的大员如荣禄、德寿之流，才是真正的“革命之党魁”。文章并以酿酒为比喻，将民众比喻成“米”，将革命党比喻成“酒”，而将清廷比喻成“酿酒之药料”，称酿出“酒”来反归咎于“米”，乃是无稽之谈：
“吾今一言以蔽之，革命者非他人之所能为也，其操纵纯在公等。公等今日欲革命则革命，明日欲革命则革命，不观之酿酒乎？酒为米所酿成也，果米自酿成乎？抑有所以酿成之药料乎？试问今日公等之所为，贪戾狠毒，横敛暴征，何在非酿成革命之药料。公等自备此药料，日施此药料，而乃归咎於此米之不应化为酒也，是何说也？”
文章以革命党的口吻直接与清廷对话，其措辞之激烈在当日前所未见。尤其是文章甚至以俄国“虚无党”之刺杀为例，恐吓清廷：
“公等亦知俄国有所谓虚无党者乎？公等不读世界史，固无从而知之，吾今言之，公等谅未有不心悬而胆吊者。盖虚无党之性质，专以暗杀为事，一杀不得而再杀，再杀不得而三杀，以第一专制之俄国，第一专制皇帝之亚历山第二，卒以八次而刺死于车中，其他俄国政府以及外任大小之贪官婪吏，几于无日不摘其头数颗，而虚无党之势力亦浸盛。虚无党之所以盛者，非虚无党之自能盛也，有所以盛之者也。所以盛之者，即在俄国专制政府日捕虚无党而杀之之故。”
●宣扬“杀人主义”，呼吁对满人“斩草除根”
6月22日，《苏报》刊出一篇题为《杀人主义》的文章，其强烈的种族情绪、反满态度以及嗜血热忱，令人不寒而栗。文章开篇即说：
“吾闻一世纪必有一新主义出现于世，今吾哓哓号于众曰杀人主义，得非二十世纪之新主义乎！”
文章尤其强调满、汉之间的血海深仇，质问读者：“今有二百六十年四万万同胞不共戴天之大仇敌，公等皆熟视而无睹乎？”并号召民众以“杀人主义”为汉人“复仇”、“斩草除根”：
“此仇敌也，以五百万之么魔小丑，盘踞我土地，衣食我租税，杀戮我祖宗，殄灭我同胞，蹂躏我文化，束缚我自由。既丁末运，沐猴而冠，已不能守，又复将我兄弟亲戚之身家性命财产，双手奉献于碧眼紫髯之膝下，奴颜向外，鬼脸向内。呜呼！借花献佛，一身媚骨是天成；斩草除根，四海人心应不死！今日杀人主义，复仇主义也，公等其念之。”
作者之嗜血，今日读来，仍然使人不免心惊肉跳：“物各有主，冤各有头，百嚎同声，群欲冲仇人之胸而甘心焉。数世沉冤，一旦昭雪，将来幸福，试问刀环，杀尽胡儿方罢手，快哉杀人！”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作者通晓中西，对法国大革命的历史知之甚详，这种视野，在当时的读书人中间，并不多见，如此，其嗜血情状则更显出一种巨大的时代遗憾来，作者如此欢呼“杀人”：
“读法兰西革命史，见夫杀气腾天，悲声匝地，霜寒月白，鸡犬夜惊。悬想当日独夫民贼之末路，英雄志士之手段，未尝不豪兴勃发，不可复遏。今者断头台上，黄旗已招贴矣。借君颈血，购我文明，不斩楼兰死不休。壮哉杀人！”
●虚构学生秘密结社搞革命的情节，以造就革命气氛
正如章士钊所言，在其主持下，《苏报》不放过任何宣传革命的机会，许多时候更是不择手段。1903年5、6月间，关于“拒俄义勇队”的流言很多。其中一例，乃是讹传北京大学堂有两名学生因接应东京义勇队被拘，且遭杀害，但事实不过是大学堂学生上书管学，请力阻俄约而已。
但《苏报》对澄清事实毫无兴趣。其兴趣在于此一谣言正适合用来宣传革命。6月6日，报纸刊登了张继撰写的《祝北京大学堂学生》一文，文章竭力赞扬北京学生的革命觉悟，希望北京学生成为“中央革命”（相对于孙中山在南方发动的“地方革命”而言）的主力——“吾望中央革命军之起久矣。……学生为革命之原动力，而京都之学生尤为中央革命之原动力。”
尤其偏离新闻宗旨之处在于，文章虚构了北京学生“结秘密社，与海内外志士联络，希图革命”的情节。并以此为契机，号召北京的学生们起来暴力革命，推翻清廷：“那拉氏〔西太后〕不足畏，满洲人不足畏，政府不足畏，莫被政府威吓而敛其动，莫惜诸君之自由血而失全国人之希望”。
据1903年在上海出版的《苏报案纪事》一书记载，时人已对《苏报》此种无中生有、“诬陷”学生的做法很不认同。书中说：
“外间遂责《苏报》不应为过激之论以倾陷学生，无论其无之也，即有之，尤不可发觉以败人之事。吾揣《苏报》意，则明知其无而鼓吹之也，若知其有而发觉之，《苏报》亦不欲为耳。”——按这位作者的理解，《苏报》如此做法，等于变相将学生推入险境。
●唯一的理智之音：蔡元培呼吁不要从种族层面“仇满”
作为一份“革命报纸”，鼓吹推翻现政权自然是其题中应有之义，不必多谈。最值得一提的，倒是在“排满”、“杀人”论调占据报纸全版面之前的4月份，《苏报》极为难得地刊载了蔡元培的一篇文章《释仇满》。据笔者所见，这是苏报在“排满与革命”这个问题上，唯一的理智之音。
在蔡元培看来，“仇满”应当是政治上的“仇满”，而决不应该是种族上的“仇满”。一者，所谓种族之别，一是指血统，而是指风习；满人血统，久已与汉族混杂，其语言文字风习也已为汉族所同化，所以，“吾国人皆一汉族而已，乌有所谓满洲人者哉”。
再者，现实之中仍存在“满人”一词，这个词如今早已非种族意义，而是当下中国“政略上占有特权之一记号焉耳。其特权有三：世袭君主，而又以产少数人专行政官之半额，一也；驻防各省，二也；不治实业，而坐食多数人之所生，三也”。
其三，近日以来甚嚣尘上的“仇满”论，都是政略之争，而不是种族之争，之所以此前200余年种族之见已经消弭，如今再度泛起，而且比之前更激烈，缘由是“近日政治思想之发达”，世界近代文明冲击了中国，“风潮所趋，决不使少数特权独留于亚东之社会”，所以，这种政治上的“仇满”论才再次出现。
但是，蔡元培的这篇文章没有得到知识界的回应。很快，它就被铺天盖地的“杀人主义”给淹没掉了。
结束语
“苏报案”最后的处理方式极为“特别”：以一国政府为原告，以本国国民为被告，由设在租界的中外联合审判机构“会审公廨”共同审理。之所以会打这样一场特殊官司，缘自租界当局得到本国指示，以“自由”、“人权”为由，拒绝引渡报馆诸人。在这种拒绝背后，有着西方世界对中国仍属“野蛮世界”这样一个基本判断——
“苏报案”交涉期间，7月31日，记者沈荩在北京被清廷残酷处死，稍后，上海的英文报纸《字林西报》发表《北京的野蛮官方谋杀》和《真实的慈禧太后》两篇文章，详细描述了沈荩被杖毙的细节，读之令人毛骨悚然：
“圣旨最终下发，不是将沈荩处决，甚至也不是凌迟处死，而是在狱中杖毙。没有哪种生灵会被如此严惩，但在刑部却并不缺少这样的惩罚。可怕的刑罚在4点钟开始执行，在此后的两个小时里，钝竹条像雨点一样落在可怜的犯人的四肢和背上，直至鲜血淋漓，但是犯人还没有死。他痛苦万分，请求行刑者速将其勒死，最终采取了类似的办法。直到夜幕降临，血肉模糊的身体才停止了颤动。”
沈荩的死，成了西方国家拒绝将在押的《苏报》馆诸人引渡给清廷最有力的理由——作者得出一个结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慈禧是一个暴君，她是野蛮文明的化身。作者尖锐地说道：“这没有什么不正常的——在中国，什么样的事情都会发生。”
至于革命党，犹记民国学人张君劢有言：“天下往往有主义甚正当，徒以手段之误而流毒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