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这架飞机在制造的时候因为起落架与机身无法结合，要起落架的话，飞机得重新再造了，于是中国经济这架飞机没安装起落架就开始起飞了。因为没有起落架，所以就不存在软着陆这个概念，速度一旦下降，就开始俯冲咯。木有起落架的飞机只会坠落不会着陆。
在整个人类社会发展长河中，和平时期是常态和主流，但革命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同样不可低估，尤其是在社会转型和变迁的时刻。世界历史也正是在和平与革命的相互交错中开辟了通向现代的发展历程。古人曾经用“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来描述革命这一急遽而深刻的社会变化。从这一政治现象发生的那一刻起，它就成为一个令无数学者着迷，努力寻找但至今也没有完美答案的古老问题。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马基雅维利、托克维尔、马克思等经典作家对这一问题都提出过一些独到的见解。
处于20世纪六年代初期的詹姆士•戴维斯（James Davies）在二战后特定的社会背景之下，突破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和现代化理论，以心理学的独特视角发展了关于社会革命的新的理论，创立了J曲线理论。
戴维斯J曲线理论的核心是：经过持续繁荣之后，人民的生活水准突然轻微下滑或生活水准增幅稍慢，在这种情况下，革命很容易发生。戴维斯J曲线理论最基本的思想是：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放缓，人民的期望却没有做出相应的同步调整。根据以往的繁荣经验，人们的期望会继续发展，而决定因素即为这个标准。因此当实际发展状态和人民的预期之间的矛盾达到某一个极限时，革命就会爆发。
简单来讲，就是由于经济的持续发展，带动人们期望值的提高，但面对突如其来的经济放缓，使人们措手不及，同时人们对社会繁荣经验的心理惯性还在促使人们期望的提高。这种糟糕的社会经济状况和人们的期望之间的落差达到一定限度，革命就爆发了。
柯岚•布林顿（Crane Brinton）曾写过一本非常有影响的著作，《革命之剖析》（The Anatomy of Revolution）。在该书中他主张英国革命，法国革命，美国革命和俄国革命均不是简单地因经济问题而引起。这些运动更多地源自人民不断升高的期望，人民向他们的政府要求更多的东西。特德•罗伯特•戈（Ted Robert Gurr）的一本题为《为什么人们造反》的书则进一步拓展了心理学的路径。而詹姆士•戴维斯（James avies）则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以托克维尔和马克思所揭示的革命现象作为理论出发点，整合心理学和现代化理论中经济学研究范式和现代化理念，写了题为《人们何时及为何反抗》的书提出了J曲线的心理学理论。
托克维尔是法国的政治思想家和历史学家。他最知名的著作是《论美国的民主》以及《旧制度与大革命》。《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名著,它主要论述大革命前的旧制度,力图说明大革命怎样从旧制度中自动产生。书中提到路易十六时期的繁荣并不是盛世下的繁荣,而是危机时代的繁荣,因而这种繁荣只是表面现象,只是巴黎几个少数大城市的繁荣，它并不能掩盖危机的实质。这种危机时代的繁荣，反而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实际上是在说明革命会发生在长期经济繁荣之后。戴维斯借鉴了这一理论，认为一个时期的经济繁荣，提高了大众的期望值，为后来经济严重衰退形成的两者间巨大落差埋下了隐患。路易十六给人民减税减少负担，反而激起了农民的愤怒。《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有中文本，不过说实话，翻译的烂到无比。
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研究的人很多，我就不多说了，我要说的是伊朗的巴列维王朝，这基本上就是戴维斯J曲线理论的完美解释，要知道巴列维王朝被推翻是1979年的事情，而戴维斯J曲线理论首次发表于1962年的《美国社会学评论》上，后又连续发表《人性和政治学》（1963）和《人民何时及为何反抗》(1971)两个重要作品。
伊朗巴列维国王上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的「白色革命」曾取得惊人成绩，1965-1978年间GDP的平均增长率为16-17%，完胜中国GDP增速，人均GDP由1960年的160美元，增至1978年的2250美元。不仅发展了原有的石油，纺织、烟草水泥等产业，还建立了石化、机器制造、冶金等新兴工业部门。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说：“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伊朗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不仅经济繁荣，巴列维同志还是很强调民主滴，巴列维在他的《白色革命》一书中说：“导致这场革命的根本思想是：权利应归全民，而不得为少数人所垄断。”“我们需要进行一场深刻的、根本性的革命，一举结束一切社会对立和导致不公正、压迫和剥削的因素，消除一切妨碍前进，助长落后的反动势力”。“总之，我们这场真正的革命，全部都遵循我指出的两个神圣的总原则，即：考虑精神和宗教的因素并维护个人与社会的自由，消灭一切剥削痕迹，消灭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不利的现象。”等等。巴列维说的比唱的还好听咯。
伊朗伊斯兰革命震惊世界，部分原因在于仅用口号和传单武装起来的反对派竟然在短期内推翻了拥有强大国家机器和颇多国内外有利条件的统治者，埋葬了巴列维王朝。在国王手中，有40万装备精良的军队，有庞大的宪兵部队和警察力量，有令人生畏的安全机构“萨瓦克”，有唯一的合法政党——御用的“伊朗复兴党”。此外，正如一位学者指出的那样，“革命是在几乎20年令人印象深刻的经济增长的背景下爆发的”。“1977年石油收入略微减少并未改变这样的事实：伊朗的外汇储备和对外投资多，外债少，石油收入哪怕与4年前的情况相比也堪称丰厚。”就国际情势而言，当时伊朗不但边境平安，而且称雄波斯湾。几乎直到最后时刻，国王仍然得到包括两个超级大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支持。
巴列维王朝在情况似乎不错时突然覆灭一时成为难解之谜，各种解释随之蜂起。第一类解释是所谓“阴谋论”：国王是美英等外国势力与霍梅尼共同策划的阴谋的牺牲品。这类解释在伊朗君主主义者中颇为流行。第二类解释是所谓“伊斯兰解释”：国王是“反伊斯兰的”压迫者，他被笃信伊斯兰教的革命群众推翻不足为奇。领导伊朗伊斯兰革命的乌拉玛多持此类观点。第三类解释强调政治经济因素的重要性。支持巴列维王朝的保守主义者认为国王的现代化改革步伐太快。第四类解释可以称为“多因说”，许多政治学家和伊朗问题专家的解释都可以归人此类。
“阴谋论”过于牵强。实际上，从白色革龘命开始至1978年1月中旬，美国一直坚定不移地支持国王。甚至1978年9月初军政府成立后，白宫还表示完全支持国王。只是到了1978年12月，卡特政府中才有人开始认真考虑改弦易辙的可能性。
什叶派伊斯兰教在伊朗社会中享有的特殊地位，具有惊人的政治能量，但鲜有严肃的学者接受“伊斯兰解释”。要摧毁国王强大的国家机器，仅仅靠什叶派伊斯兰教的政治组织力量和意识形态感召力是不够的。1963年乌拉玛领导的反对国王的运动被军方轻而易举地粉碎就是例证。将国王的垮台纯粹归因于现代化改革太快或太慢都失之偏颇。土耳其凯末尔革命在反传统主义方面远远超过伊朗国王的白色革命，大多数海湾君主国的现代化步伐几乎都落后于巴列维王朝统治下的伊朗，但凯末尔政权和大多数海湾君主国的政权却比较稳定。
经济繁荣是双刃剑，它一方面为政治现代化变革创造条件，另一方面为威权主义政权（authoritarianregime）提供合法性。长期经济繁荣后即便是轻微的经济放缓对于威权主义政权都是致命的。
白色革命后期，巴列维王朝的君主专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国王不但高居伊朗政治体系之颠，而且完全控制了伊朗的政治体系。一切重要决定都源于国王，他的意志就是法律，军队、萨瓦克、内阁、复兴党和官员不过是供其驱使的臣仆。为了保持绝对的控制和消除对王权的潜在威胁，国王对文武大臣“分而治之”，使其相互牵制，竞相邀宠效忠。这样就形成系一国之命运于国王一身的政治局面。
为了稳定官僚阶层，确保军队以及警察对政府的忠诚，政府给予官僚阶层无数特权和永远用不完的贪污腐败机会，对军队警察也是如此，政府把尽量多的社会资源倾注倒军队和警察内部。到1977年，伊朗官僚腐败的程度“已经达到沸点”。1973—1974年度的调查显示，伊朗人贫富异常悬殊，最富的20％的人占总消费的55．5％，而最穷的20％的人仅占总消费的3．7％。城市化过快导致城市贫民人数激增，住房价格和房租飞涨成为困扰伊朗城市的尖锐问题。另一方面是通货膨胀，大量的石油美元突然注入使经济过热，通货膨胀卷土重来：生活费用1975年上涨9．9%，1976年上涨16．6%，1977年上涨25．1%。尽管伊朗的经济发展了，但贫富差别不仅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扩大了。对于一小撮富有冒险精神的买卖人来说，“白色革命”就好比是一个聚宝盆，简直堆满黄金似的。他们发了大财，拥有豪华的西式别墅，过着灯红酒绿、纸醉金迷的生活。而占人口半数以上的居民，依然处于最低生活水平之下，他们赤贫如洗，百病成灾。
伊朗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一方面王室、大臣、官员普遍贪污腐败。国王的亲属不仅垄断了伊朗的商业，而且王室成员和当权者在同外国签订合同时，充当中间人、担保人，收取巨额佣金、回扣。王室成员和当权者利用特权经营各种企业，大发横财。首相胡韦达贪污了巨额金钱，而遭免职。尽管国王也口口声声说要反腐败，可是却没有一点效果。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国王本人也挥金如土、穷奢极欲，用黄金建造厕所，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首相和各部部长也照此办理，想方设法为自己捞钱，除公开的合法收入外，纷纷在各大公司和政府机关设立秘密预算，日常生活甚至“从荷兰买花，从法国买矿泉水，从东地中海购买野味，从非洲购买水果”。曾经担任14年首相的胡韦达说，反腐败必须“从国王的家庭和随从开始，否则毫无意义。向腐败开战是一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首都德黑兰明显分成两个部分，北部是富人的天下，那里建的是豪华的酒店、舞厅和夜总会、西式别墅，而南部则充斥着贫民窟、小巷子和污染的空气。在人口众多、文盲大量存在的伊斯兰世界。
霍梅尼的伊斯兰革命，振臂一呼，巴列维不断洗脑和贿赂的40万军队没有倒向听命于巴列维，而是立刻宣布中立，忠诚不是靠钞票和洗脑就能获得的，正义永远在人民的一方。尽管霍梅尼开历史倒车，将伊朗变成原教旨主义国家，但是巴列维王朝的半年内垮塌，足以显示人民的伟大。
1975年石油危机之后，伊朗的发展速度开始放缓，但是和1963年以前相比还是要好很多很多。虽然一直受到贪污腐败的困扰，平心而论，伊朗普通百姓的生活也远比1963年之前要好很多，在1975年之前人民群众的生活一直在改善，降低了对贪污腐败的痛恨程度。但是1975年之后，普通明显感受到了经济发展的放缓，这使得他们对贪污腐败的仇恨剧增。需要指出，伊朗农民对政府是非常满意的，大革命几乎没有一个农民参加，革命的主要阶层是工商阶层和学生。农民在农村，能看到贪污腐败或者了解贪污腐败的机会很少。
中国经济必须保持高速前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