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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派”标签已不反映中国的政治生态

星期六(3月16日)下午第12届全国人大会议通过了国务院副总理、国务委员、部长以及央行行长的人选。有“改革派”声望的人选一直受到舆论关注。不过“改革派”标签究竟多大程度反映中国的政治生态却是个争议话题。

曾被称为“改革明星”的汪洋被任命为副总理

除了师从北大经济学者厉以宁的总理李克强外,一度被称为“改革明星”的汪洋即成为副总理也受到额外关注。厉以宁是中国最早提出股份制改革理论的学者,批评者说厉以宁试图在中国上演类似俄罗斯的“休克疗法”。

汪洋在广东省担任省委书记期间以大胆改革著称。不过他在11月18大上未能如许多人希望的那样晋升为政治局常委,尽管他一直被看作体制派的改革人物。

另外一个受外部舆论关注的人物就是连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的周小川。周小川连任消息传出前,彭博和路透都报道就认为周小川会继续担任央行行长,甚至把周小川留任与否看作是中国是否推进金融改革的信号。

上山下乡经历

非议“改革派”者担心力主改革的官员在他们主管的工业,农业、交通,生产安全,国有资产,电信和铁路等重要领域大力推进市场改革,搞私有化。

北京大军经济问题研究所的仲大军认为,关注个别领导人的派系或倾向并不能代替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生态的具体了解。

他说李克强这些60岁左右的领导人是承前启后的一代人,他们经历了毛泽东时代,也经历了对外开放时期,他们比前一届领导人接触外部世界更多。

至于政治路线上的左和右、改革与开放之分,仲大军认为这些人不会极左,也不会极右。他们当中许多人有过上山下乡的经历,许多人在改革开放初升入大学。他们了解过去的历史,也切身参与了对外开放的过程。

体制内一分子

仲大军说,虽然前30年的改革基本上是不遗余力地朝市场化和私有化方向发展,但这个势头现在受到了遏制,中国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会像西方希望的那么彻底。

中国改革开放几十年后成了“世界工厂”,为世界付出很多,给跨国公司输出了许多利益,中国会对此反省,中国领导人也会按照中国的社会规律办事,顺应中国的潮流。西方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

仲大军说,这一代领导人在改革开放初期和那一代中国人一样,在自由化大潮当中都受西方思潮的影响,这毫不奇怪。但一定要看到,他们是会综合思考,能够鉴别的一代人。

这代领导人在中国特有的环境中,即有以前的社会主义制度基础、左翼的因素和基层的民意,他们不可能太冒进。在如何推进改革问题上,新的领导人更是探索者,他们能推就推,推不动就不会冒进。

仲大军认为,新领导层是中国庞大政治生态当中的单个分子,他们受诸多条件和系统内部的制约。给单个领导人贴派系标签会误导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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