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顾雏军卷土重来，很多人不禁感到讶异：他还活着。耐人寻味的是，2005年，关于“国退民进”的大讨论成为压倒顾和科龙的最后一根稻草；7年后顾出狱恰逢十八大，公众的话题恰恰相反——“国进民退”。顾雏军成为某种象征：他和他麾下的公司，正是本世纪之交那一轮改革探索的半成品。
为何要在2013年初谈论顾雏军？围绕顾雏军三个字，一个耐人寻味的事实是，2005年，关于“国退民进”的大讨论成为压倒顾和科龙电器的最后一根稻草；7年后顾出狱恰逢十八大，大家谈论的东西则恰恰相反——是“国进民退”。
进退之间，顾雏军的个人命运有了超越性的解读。30年来，“国”和“民”犹如公平和效率，始终在进退中寻求改革、探索和平衡。这个过程里，顾雏军成为某种象征：他和他麾下的公司，正是本世纪之交那一轮改革探索的半成品。
在科龙，顾雏军的前任叫做潘宁，曾与周其仁教授有往还。周很佩服他，为他可惜。周还透露，潘宁当年因为不得已的原因离职出走加拿大，多年来，除非清明扫墓，再不回乡，亦绝口不提科龙。潘宁是顾雏军的参照物。他们曾经走进同一个房间，最后，一个从前门出去，一个从后门出去。
（一）卷土重来：顾雏军还活着
2012年，当顾雏军卷土重来的时候，很多人不禁感到讶异：原来他还活着。
没错，在经历了整整7年的牢狱生活之后，顾雏军没有死。他到底还是扛过来了。不过，从2005年到2012年，他身上的确发生了一些戏剧性的变化。他今年53岁，老了7岁。看起来却比这个岁数老得多。他中风过一次，左眼经常眨得飞快，可左嘴角又经常不听使唤。他瘦了30多斤，当年的西服和风衣如今穿起来直晃荡。他几乎丧失了所有个人财产，包括那些股权、土地、房屋和存款。据说，他成了个穷光蛋，靠当年的下属们接济维生。他住在望京的一间小公寓里——这是租来的房子，连被子也是临时买的。他不再有任何随从，唯一的陈姓助手是当年在科龙的手下，帮他接电话和安排采访，却并不领取任何薪水。他一口回绝，不愿再和当年商场的朋友们有任何联系，不论是通电话还是见面。
“做人总要有点骨气。”他说，“再见面的时候，我要么已经是个成功的物理学教授，要么已经回到当年那种气场。”
当年？
当年，顾雏军的“格林柯尔系”曾经拥有5家上市公司、30多家企业，横跨家电和汽车两大产业。作为当年中国第二大冰箱企业“科龙”的前董事长，他掌控着年产800万台冰箱的生产基地，位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仅次于伊莱克斯。这还不算，一旦华东和扬州的生产基地投入使用，这个数字将上升到1300万台。这就是说，他麾下的冰箱产能将达到世界第一。
当年，顾雏军曾经不止一次地对人说：“等我老了，走到大街上，希望听到有人喊：看，那个老头就是冰箱大王。”
当年，顾雏军曾是“中国第三代民营企业家领袖”。他以青年发明家和海归企业家的身份，不仅运作了格林柯尔公司的香港打包上市，还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花不到10亿人民币的资金，完成了对一系列亏损国有企业的收购。其中，包括科龙、美菱、亚星客车和襄轴这样的上市公司。
当年，顾雏军的终极梦想曾经是“收购百家公司，雇佣百万员工”。更有甚者，他曾经在自己最后的法庭陈述里声称：“我的梦想是在我有生之年，能把中国五个行业都做上世界举足轻重的地位。”
驱动命运的轴承在动力最强盛的时候戛然而止。
2005年7月29日，顾雏军被捕。
7年过去，一切都不一样了，但顾雏军的自尊心一点儿都没有变。他还是那么骄傲。不久前的一天，他去美国银行询问自己当年的存款。工作人员问他，你怎么7年都没来过。他说，我坐牢了。对方开他玩笑，说，那是你不老实啰。他一下子愤怒起来：我怎么就不老实了？我是被人陷害的！
顾雏军就是以这样骄傲又愤怒的姿态重新回到我们的视野的。9月14日，顾雏军在北京北四环的安徽大厦举办新闻发布会。他头戴一顶纸糊的白色高帽子，上面写着“草民完全无罪”六个大字。据说，当天到场的有超过180名记者。顾雏军就站在他们的包围圈里，以这样的造型接受了长达3分钟的拍摄。在记者们的记忆里，以如此高调的方式为自己喊冤的企业家，恐怕还是头一位。
几乎每个记者都收到了一枚牛皮纸文件袋，里头装的是两张光盘和长达27页的申辩材料。
总的来说，顾雏军既无愿意出面的人证，也无直截了当的物证，亦说不出逻辑强大的事实。他的指控被认为是捕风捉影、凭空揣测。我们不能够直接谈论他这段经历中的怨恨和吊诡之处，不过，令人印象深刻的是，顾雏军的命运起伏竟然如此跌宕。数年前，顾雏军成为“国退民进”时期的改制英雄，甚至被冠以“中国第三代民营企业家的领军人物”的美名。紧接着，他又成为改制受阻时期的反派角色，被嘲讽为“超级掮客”、“资本大鳄”和“职业说谎家”。其中的进退曲折，到了今天，总算可以大大方方地加以议论了。
这时候，刚好是顾雏军出狱的第9天。
（二）被捕：特务般地接头
2005年7月28日，夜晚，北京五洲大酒店的停车场。
顾雏军打开车门，钻了进去。车里有其他人。不到一个小时，顾推门离去，看不出表情。
7年以后，顾雏军形容这是一次“特务般的接头”。车主人是北京一家公关公司的老板，此前，他收了顾雏军300万元人民币的佣金，帮忙打探消息。在车里，他对顾雏军说：“你可能要被抓了。你赶紧签个字，把你的公司委托给我。”
“我当时根本不相信，肯定是来骗我的。”顾雏军同忆说，“第二天我被抓了，我就知道，这哥们儿还是有点神奇的。”
7月29日，第二天一早，按照原定的安排，顾雏军从北京飞往上海，和浦发银行高层会面，为了科龙的贷款做最后的争取，未果。中午，顾雏军即刻乘机返回北京。下午三四点钟左右，飞机降落在首都国际机场。顾雏军没来得及下飞机。他发现，有二三十名貌似便衣的男子第一时间上了飞机。他们径直走到顾雏军面前，出示了相关证件，表示将依法以虚报注册资本罪和虚报财务报告罪对其实施逮捕。
“荒唐！”顾雏军喊。
“荒唐不荒唐，和我们又没关系，我们只是履行职责。”
顾雏军被捕了。至此，从2005年初开始，持续了长达8个月的“科龙大戏”总算告一段落。对于顾雏军来说，他此前为了力挽狂澜所做的—切努力，则全都白费了。
顾雏军的2005年开局不利。
2005年1月，香港联交所以关联交易为名对顾雏军进行公开谴责，科龙股价应声大跌。
1月20日，顾雏军登上了第二届“胡润资本控制50强”名单榜首。第一届的冠军是德隆唐万新——他在上榜后不久就进了监狱。
不祥之兆。
3月，科龙公司总裁刘从梦在从深圳皇岗口岸前往香港的时候被告知限制出境。
3月底，顾雏军被告知，中国证监会将对科龙进行立案调查。
4月5日，中国证监会派出20人小组，进驻顺德科龙，展开调查。
迫在眉睫。
顾雏军很清楚，一旦科龙被立案调查的消息公告出去，科龙就完了。对于一家正处于产销旺季的家电企业来说，一旦传出这样惩罚性的负面消息，公司股价会一路下跌不说，银行会调整风险评级，缩紧银根，只收不贷，就连供应商也会逐渐停止供货并加紧追讨欠款。总之，脆弱的资金链一旦断裂，又找不到人施以援手的话，公司就垮了，万劫不复。
但顾雏军并不清楚，为何科龙会被盯上。功劳都明摆着。在已经过去的2004年，科龙完成销售额128亿，上缴税收5.6亿——2001年，在他收购这家公司的时候，这两样数字则分别是43亿和2.1亿。就在半年前的科龙20周年厂庆大会上，他还公开宣布说，科龙已经进入了“快车道”。他说：“已经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困难能阻止科龙做到3000万台冰箱了。做到3000万台冰箱，我就可以退休了。”
顾雏军自我感觉良好。他并未意识到危机的到来。一直以来，他最爱跟媒体反复提及的一连串数字是：“收购科龙三年来，这家公司的税收从2.1亿上升至5.6亿，销售额从43亿上升至85亿，出口额从6700万美元上升至4.17亿美元，员工人数则从2万人上升至3万5干人。”
然而，一切并非毫无预兆。2004年，德隆系崩盘，引起相关部门对“一拖多”公司的关注。早在2004年七八月份，国家审计署就曾进驻科龙电器，展开调查。11月，深交所和香港联交所又一起进驻科龙总部，对其财务问题进行集中核查。更早些时候，中国证监会派出的调查小组在科龙待了小半年，进行例行巡查，直至11月才结束。
从1989年辞职下海算起，顾雏军有长达十余年的从商经历。对于环境和气氛的变化，他不可能迟钝到一无所知的地步。不过，此时的顾雏军正处于人生的巅峰时刻，而成功则是最伟大的隔音器。
2003年底，在收购科龙两年之后，顾雏军当选CCTV十大经济人物。当时，他何止意气风发。不费记者多少力气，他就对媒体说出“我有信必成为中国第三代企业家领袖”这样的话来。在他看来，家电领域的布局已经完成，汽车行业的初步收购也已落定。这种低价进入，收购亏损国企，继而进行产业整合的“格林柯尔模式”，没准可以没完没了地复制下去。到了那个时候，就不是科龙，而是克隆。像家电行业这样的成功案例，怎么也得有5个。至于收购的烂公司总数嘛，怎么也得上三位数。
“他膨胀了。”2012年，一位顾雏军的好友分析说，“我见过太多企业家了，在他们最成功的时候，一呼百应，追随者众。这种氛围下，很难不被冲昏头脑，觉得自己无所不能。”
“实际上，当他开始把手伸到汽车行业的时候，就已经从做实业开始玩资本了，很危险。”他又说，“隔行如隔山，汽车的技术、渠道、市场、周期和家电完全不一样，他哪来的自信？”
直到科龙开始接受立案调查的时候，顾雏军还在出言不逊。他对媒体说：“简直莫名其妙。”
顾雏军将要付出代价。5月10日，科龙电器发布公告：公司因涉嫌违反证券法规，已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5月下旬，有记者暗访科龙，发现顺德基地已经从三班倒改为一天一班，扬州和天津厂区则是一派荒芜景象。
顾雏军如梦初醒，亡羊补牢。从6月起，他奔赴北京，常住新侨饭店，试图进行政府公关。他一方面找钱，希望能够恢复生产，另一方面，他希望能够寻找渠道，劝说中国证监会把立案调查改为例行巡查，向市场传递正面信息。
当我们在2012年试图部分还原顾雏军的救市行动的时候，我们发现，一切都对他不利。顾雏军被捕前一个礼拜，中国并购公会会长王巍曾经在国贸饭店见过他。当时，王巍正在主持一个论坛活动，顾雏军找到他，要求面见参加活动的某位证监会领导。“领导不愿单独见他。”王巍回忆说，“但我考虑到这是关键时刻，就带他一起去了。他差点给领导下跪。”
顾雏军被捕前半个月，他在外馆斜街的圣淘沙餐厅请和君创业咨询总裁李肃吃饭。当时，他邀请李肃担任科龙的独立董事，并要求李肃派出团队前往顺德，考察科龙的终端，看能不能发力找到资金来源。
“团队回来以后，给我汇报的消息很不乐观。”李肃说。
7月底，顾雏军也曾经前往朝阳门的中国人寿大厦，约见“中国刑辩第一人”、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田文昌。一周之内，顾雏军找了田文昌三次。最后，田给他两个建议：第一，一块钱打包卖掉科龙。第二，你随时可能被抓，已经非常危险，赶紧找候补班子。
在田文昌看来，顾并未积极回应他的建议。“我想，他找了不止我一个人。一定有人跟他说好的。他就愿意从好的方向走。他这是侥幸心理，保财不保命。”
不要说一块钱卖掉科龙，就算是到了被捕当日，顾雏军仍然在进行争取贷款的积极努力。从6月下旬开始，他已经决定卖掉科龙。但是，他仍然在好几家买主之间逡巡，试图拿到一个最合心意的价钱。他的底线是11亿元人民币。
这当然符合商人逐利的本性。不过，考虑到科龙股价下跌至历史最低点、工人彻底停产、银行欠款8.3亿元人民币、供应商告上法庭的情况，顾雏军仍然迟迟下不了决断，不肯认输。
“我承认挪用了科龙电器的一些资金，但是，只要再给我一点点时间，我把我持有的科龙电器股票卖出去一部分，钱就能彻底还上了；很可惜的是，形势发展的恶劣性似乎已经不允许我这么做了……何必苦苦相逼呢？等我把钱还上再处理我不是更好吗？股民要的不是钱吗？难道是想要我顾雏军的命？”
这是顾雏军被捕前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话。
很快，随着掌门人的被捕，他旗下的公司纷纷易主。2005年11月，美菱卖给了长虹。2006年1月，襄轴卖给浙江一家合资企业。2006年4月，科龙正式卖给海信，作价6.8亿元人民币，几乎只是顾雏军当年心理价位的一半。
2007年5月18日，曾经轰动一时的格林柯尔在香港退市。这时候，顾雏军获刑十年，正在广东省肇庆市四会监狱服刑。他念念不忘，跟老资格的狱警说，将来出去以后，一定要搞个新闻发布会喊冤，戴上个“文革”时候的高帽子，上面写：“草民完全无罪。”
这是一个不肯接受现实的人。
2012年11月13日，顾雏军穿着跟新闻发布会那天—模一样的西装。他打开牛皮纸袋，一页一页地翻着他的举报信。他还是不能够相信，自己的商业帝国就这么滑稽地在半年之内化为乌有。“可是，没有人搭理我。”
这一天，是顾雏军出狱的第77天。
（三）宿命：为牟其中平反
2002年初，北京香格里拉饭店。
顾雏军刚刚收购科龙不久，正是整改压力最大的时候。他倒有闲工夫，又是出钱，又是托人，在这里开了个研讨会，主题是“中国民营企业的安全问题”。
“你们媒体，为什么不给牟其中翻案？”顾雏军说到激动处，声音大了起来，“他做的信用证的事，国有贸易公司都在做，不能因为他是民营企业就抓他。你可以让他破产，但不能动不动就把他送进监狱。如果动辄就把企业家送进监狱，谁敢做企业家？”
早在为自己翻案的十年前，顾雏军就试图为前辈翻案。简直宿命。
2000年7月，顾雏军创立的格林柯尔科技控股存香港上市，融资5.5亿港无。之后，顾雏军着手开始收购科龙的谈判。2001年10月，顾雏军宣布收购科龙，作价5.6亿元人民币（后调整为3.48亿元人民币）。一个月后，以《财经》为代表的媒体相继发表文章，质疑格林柯尔制冷剂的产量和财务状况。财报显示，这家因为收购科龙而崭露头角的新公司，在短短三年的时间里，销售收入竟然从11万元增至3.64亿元，约合3300倍之多。这样一个超常规的疯狂数字，实在叫人难以置信。2005年，在顾雏军入狱以后，经过媒体的调查，他在入住科龙之前的“擦边球”行为得到了证实。“6年了，所有生产时间加在一起不到两个月，纯粹装样子。”“假订单多得可以用麻袋装。”
媒体的质疑，导致格林柯尔科技控股两天之内市值缩水10亿港元。
顾雏军吃了亏，对于商场上的游戏规则，开始有了诸多顾虑。他曾经对操办安全论坛的组织者吐苦水，说：“我是今年最倒霉的人。幸亏我没用财产作抵押，否则我早就破产了。”
顾雏军得到的教训是，做事情要考虑后果，不能怀着侥幸心理贴线运行，否则就有可能付出代价。不过，他也觉得不服气，虚增利润、信息披露不实这种事情，就跟当年牟其中的信用证问题一样，大家都这么干，几乎是上市公司的通病。一句话，法不责众啊，
财经作家孙燕君在《顾雏军的巴别塔》一书中分析说：“虽然顾雏军通过虚增利润成功实现了格林科尔的上市，但当他入主科龙后试图故伎重演时，却撞上了国内股市监管非常时期的枪口。”
从2001年到2005年，游戏规则已经变了。
其实，如果顾雏军足够敏感的话，早在2004年，他就应该意识到，一张大网正在笼罩下来，越来越低，越来越紧。
2004年8月10日，香港中文大学金融教授郎咸平以《格林柯尔：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为题发表演讲，指责顾雏军使用“七板斧”伎俩，在国有企业改制过程中席卷国家财富。接下来，国内媒体将郎咸平的演讲内容广为刊登，舆论一时沸腾。
郎咸平是一名会计专业出身，长于财技分析的学者。他对顾雏军的指责主要集中在两方面。第一，在收购科龙的过程中，顾雏军的格林柯尔与科龙原来的控股大股东容声集团之间存在关联交易。“收购当年大量拔高各项费用，造成上市公司巨亏，第二年压低各项费用．使公司一举扭亏”。第二，动用科龙电器强大的现金流来完成包括美菱、亚星和襄轴在内的大量国有企业收购，仅用9亿资金就换走了价值136亿的国有资产。
从履历来看，顾雏军当然不像个骗子。他虽然出生在江苏泰县农村，但他父亲是城里的干部，母亲是会计，有小知识分子背景。他虽然做过返乡知青，也种过田，但恢复高考第一年就考上了大学，并一直攻读到工科硕士。连读书带留校，他在大学里待过7年。他有科学家情结，发明过顾氏循环理论和格林柯尔制冷剂——尽管受到质疑，但仍然不乏技术含量。
然而，回想起来，“郎顾之争”已经远远不是顾雏军的诚信第一次遭遇质疑了。1989年，顾雏军从江苏工学院辞职下海。据说，离开学院的前一天晚上，他和同事一起吃饭，说过这么一句话：“中国做生意，80%靠吹，20%靠干。”1990年，顾雏军远赴英国。木过，直到他1998年回国，这段海外经历始终备受质疑。财经作家吴晓波甚至在《大败局》一书中指出，顾雏军的英文口语连日常交流都成问题，也说不出任何一个证人的名字。
以上种种，再加上之前对格林柯尔财报的虚假包装，实际上，顾雏军的公众信任已经被透支，非常脆弱。郎咸平的指责成了压倒顾氏话语权的最后一根稻草。
“郎顾之争”开始后，网民立即积极参与。根据当时新浪网的统计，有4万网民参加了网上调查，认为郎的文章“一针见血，分析精辟”的超过90%。在辩论中，郎咸平俨然是中小股民利益和国有资产的保护者。网民则在某种程度上和郎咸平达成共识：同有企业改革导致国有资产被瓜分。这样一来，百姓长年以来对于不彻底改革的后遗症、官员腐败、权钱勾结、社会分配不公的不满总爆发。不知不觉地，“郎顾之争”演变成为一场“全民战争”。除了郎、顾本人和大量网民，主流和非主流经济学家纷纷参战，自组阵营，发表观点。
最终，“郎顾之争”成为了一场对国有企业改革路径的反思。一年以后，科龙陷入全面危机之中，他曾经感慨说：“在全国的家电行业中，我已把所有的棋子摆好，郎咸平跳出来掀翻了棋盘。”
顾雏军一面通过法庭和各种论坛应付郎咸平，一如既往地强硬，另一面，他收购英法汽车配件和设计公司的谈判也同步进行。他真的很自信。走在他前面的唐万新并未被他看作前车之鉴。在紧张的社会舆论和政治气氛下，他也没觉得企业多元化道路算个变数。
就这样，顾雏军一直走到了2005年。
好了，现在可以论及根本，顾雏军到底是不是一个罪人。
在最后的法庭审判中，顾雏军以三个罪名获刑：虚报注册资本罪、披露或不披露重要信息罪、以及挪用上市公司资金罪。这三样跟财务有关的罪名，全部在2004年郎咸平的指责中提到。郎咸平毕竟是吃财务饭的。
依法论罪，顾雏军有罪。但是，也有为顾雏军鸣不平的。
“虚报注册资本，这在中国法律里本来就界定模糊，有时候人就不知不觉陷进去，被抓了才知道犯罪。”田文昌说。
“挪用上市公司资金，可能是有的。”李肃说，“不过，这种财务往来，最多算违规，哪里到抓人判刑啊。”
换句话说，别人都在干的事，顾雏军也干了，但是，别人可能没有因此被抓，他顾雏军却撞枪口上了。他没搞懂潜规则，自然要完蛋。”
这一天，2012年12月3日，距离顾雏军出狱就快90天了。
（四）迷茫：不知道做什么才有用
2012年9月14日，下午l点50分，北京北四环安徽大厦。
顾雏军把纸糊的帽子戴好。他知道自己看上去有点滑稽，却并没有照镜子。推门之前，他回头又交代了助手一句：“我的论文放在电脑边上。万一今天我被抓了，文章你要收好。”
迄今为止，又有两个多月过去了，顾雏军出狱90天。他开了新闻发布会，他接受了若干媒体的采访。他一次又一次地往返于安徽大厦和望京之间。每当要接受采访的时候，他就在这里租一个月租800元人民币的套间。他承认，就连这笔钱也是别人资助的。“我住不起。”他说。
顾雏军并未被抓。没人为难他。他松了一口气，又有些莫名其妙的遗憾，仿佛失去了一个扮演心目中悲剧英雄的机会。
也没人搭理他。顾雏军高调接触媒体，也不断写公开信，但迄今为止，没有任何涉及的人以任何方式和顾雏军取得任何联系。唯一看起来像样的进展是，他的一个朋友，在跟最高人民检察院的人吃饭的时候，辗转得到一句“他这个事情，立案动机不纯，应该做不起诉处理”。这话叫顾雏军兴奋了一会儿，但又一想，这话早在庭审的时候，也就听说过，算不得新鲜。
“我很迷茫，不知道做什么才有用。”他望着脚下的地毯，说。他没想到会有这种一脚踩空的感觉。原来，出来之后，跟出来之前一样，都这么寂寞。
一开始，当然是意外和愤怒。
2005年7月29日，被捕当晚．顾雏军被押送到北京炮子楼派出所（注：顾本人语）。同一个看守室里，还关了另外两个人。顾雏军也不跟他们讲话，只是一个人想心事。“想了一夜，也想不明白。”这时候，他还不知道，有7名常年追随他的下属也在同一天被捕。
夜里，小警官在外而走来走去，顾雏军就破口大骂。小警官说，别骂了，跟我也没关系。
第二天一早，2005年7月30日，顾雏军和押送人员一起，坐飞机头等舱回到广东。下飞机的时候，镁光灯把他闪得头晕。他知道，这件事已经在媒体上公开了。
从此以后，顾雏军仿佛进入了一个异度空间。他在顺德看守所、南海看守所和肇庆市四会监狱之间辗转。7年里，他没有收到过任何一封信。一开始，除了律师和全国工商联的人，他见不到任何熟人。终审判决之后，已经4年过去了，他才被允许和自己的亲人见面。他的接见名额只有两个，一个是爸爸，一个是弟弟。按照这种说法，他应该一直没有见过自己的小女儿一一女儿在他被捕的那一天，出生于美国。
顾雏军学会了靠声音和光线的变化来判断时光的流逝。早上5点45分，铁门咔嚓一下拉开，新的一天开始了。他和同监室的27名犯人一起起床，其中，总有七八个是杀人犯。三餐永远一样，是米饭搭配一种“喂猪的菜”。吃完饭，其他人打牌下棋，顾雏军就开始看书。老实说，这是唯一让他觉得世界还和以前一样的方式。一开始，他看法律书，想着能早点翻案。后来，他开始看数学和物理书。在一个能量守恒的世界里，他获得了一点平静和力量。
顾雏军没有朋友。有时候，他也跟别人一起，到门外头放风。那是个卧室一样大小的院子，走上20圈，也不到一公里。有时候，会有人拿着财经杂志来问他，他就敷衍，说，我自己的事还搞不清楚，搞别人的事。也有人拿着英文书，问他英文单词，他一听，人家发音都发不好，也不想同答。晚上，看完雷打不动的《新闻联播》，其他人都看《星光大道》和《我要上春晚》，他从来不看，就又开始看书。一开始，很多人用脏话骂他，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后来，他把每个月300块钱零用钱省下来，花上一条烟，就能雇个“保镖”。他不怎么跟人说话，跟犯人不说，跟狱警也不说。说话也麻烦，他是重点犯人，狱警要跟他说话，必须同时有两名狱警在场。
有时候，生病反而让他突然感觉到，原来自己还活着。在看守所的时候，他中过一次风。后来，他每天都要吃6种药。他的高血压很严重，低压130，高压240。他的糖尿病和心脏病也不轻。总之，他是个重病号，虽然不必参加监狱工厂的日常劳动，但是医生警告他说，你只要再犯病，申请就医总要4小时审批，所以，你很有可能死在这里。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第一年和第三年很不一样，第三年和第五年也很不一样，等到第六年、第七年的时候，顾雏军慢慢发现，自己的身体和头脑所感受到的痛苦竟然减轻了。痛苦变成了一种麻木，不再能够感知周遭的一切变化。
监狱是个荒岛，顾雏军把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到了自己的荒岛图书馆上。慢慢地，他积攒了70多本书，其中绝大多数是数学和物理，也包括一本《资治通鉴》。有些东西死了，有些东西则在慢慢复原。上世纪80年代，顾雏军在江苏工学院和天津大学上大学的时候，他曾经的梦想是做科学家，拿诺贝尔奖。后来，从30岁到40出头的时候，他的梦想变成了做企业家，做收购。现在，他眼看快要50了，隐约又觉得，只有科学才算得上是种救赎。
2012年9月6日，清晨。铸铁的大门缓缓打开，顾雏军合在800多名减刑获释的犯人里走出来。他走向面前的3辆小轿车，平静地迎接自由的到来。等他的是一群格林柯尔和科龙的旧部，大概提前两天左右，他们得到了老顾减刑获释的消息。
汽车并未多做停留。想象当中久别重逢的煽情段落也没有出现。这群人径直从肇庆赶往广州白云机场。机票是早就买好的，飞往北京首都机场——也就是他7年前被捕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90天里，顾雏军一直努力维持着一个受尽磨难却漠视金钱的高人形象。他的老部下们劝他，别告了，早点走出来，否则还不是落得个自我折磨。他不听。他的老下属们甚至害怕再受牵连，在他举办新闻发布会的那一天，纷纷买机票去了上海、广州和成都避世。他不为所动。有一个和他一起被判刑的前下属，只比他大一岁，在缓刑期间已经患病身亡。他很沉痛，但是初衷不改。
12月3日，天色慢慢暗下来的时候，有那么一小会儿，顾雏军似乎不吝于展示他脆弱的一面。顾雏军叹了一口气，说：“我会等到明年春天，换届三四个月后。”
言下之意，到了那个时候，出狱就该有200天了。到了那个时候，如果还是不能够获得他想要的平反待遇，大约就要启动他的B计划了。从5月到8月，他在监狱里写了一篇4000字的物理学论文，名为《时空量子化的数学证明》。就在前天，他刚刚托人翻译完，把文章寄了出去，希望在美国的专业杂志上发表。
“如果能发表的话，在美国申请个教授当当，问题不大。”他说。
“要是再去美国，我肯定选马里兰州。”他又说，“我在那里待过好几年，最熟悉。”
言犹在耳。7年前，2005年7月14日，顾雏军在北京的一家酒楼里待了3小时，接受《英才》杂志的采访。这是他被捕之前的最后一次公开讲话。他告诉记者，等卖了科龙，他会还清所有欠款，然后去国外某所大学做教授。
1989年，30岁的顾雏军本来就是江苏工学院的讲师。如果没有辞职下海，他应该早也是个能源教授了。
